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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總結系統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新的理論成果

楊金海

2017年06月02日17:02    來源:《廣西社會科學》

原標題:認真總結系統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新的理論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而完整的治國理政思想。這些思想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是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在對我國和整個世界發展的形勢進行科學分析和判斷的基礎上逐步提出的。這些思想進一步回答了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新的歷史階段,應該如何治國理政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把我們多年來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推進到了一個新境界,其中蘊含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認真總結梳理這些新成果,有助於我們更加系統地學習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及其與前人理論的關系,有助於構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有助於深入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的新的實踐基礎和時代特點

  習近平指出:“准確把握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使主觀世界更好符合客觀實際,按照實際決定工作方針,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的工作方法。”[1]那麼,我國現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是什麼?應當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2]這表明,盡管我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世界上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這一基本國情的內涵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們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對此,習近平也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判斷,即“當前,時和勢總體有利,但艱和險在增多”[3]。

  的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不容回避,這些年在我國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從經濟上看,我國發展差距較大,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收入差距等參差不齊現象比較嚴重,而且發展方式比較落后,人民群眾對這些問題意見比較大,也比較集中。從政治上看,干部腐敗問題比較嚴重。從社會發展上看,這些年民生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五大問題,即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環境等。從思想文化上看,這些年人們思想很活躍,這有利於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但是思想太活躍、太自由了,就產生了負面現象,即思想混亂。一些人公開挑戰我們的意識形態底線,即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挑戰社會主義制度,挑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特別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從客觀上講,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換擋期。眾所周知,我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趕上中等發達國家。雖然我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不是發達國家,但是從各個方面看,包括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經濟發展勢頭仍然領先於世界,我國已經開始進入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就是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時期或曰過渡時期。這可能是今后幾十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特征。這個換擋期與此前多年的改革發展期相比有很多新特點,但總特征就是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正在並將需要繼續實現轉型升級。具體來說,這個換擋期至少有以下七個特點。

  (一)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正在由“進行時”向“完成時”轉變。歐美主要大國,之所以叫發達國家(developed country),主要就是因為其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產業發展已經進到了“完成時”階段。而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產業發展還處在“進行時”階段,這是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最典型的特征。但是,我國發展的這個階段即將結束。一些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等大規模的建設基本完成,大中型城市如各個省會城市等也即將完成,隻有三線城市以及西部地區仍然處於“進行時”狀態。我國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都與這個特點相聯系。

  (二)我國正在從經濟高速發展向中高速發展轉變。理論和實踐都証明,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正如有機體的增長一樣,任何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在初期增長都比較快,但當它發展到一定體量時,增長就會減慢,直至進入平穩發展階段。我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經濟體量已經較大,因此它的增速變慢,即從高速轉變為中高速是正常的。再經過若干年的發展,隨著體量的進一步增大,它還會進一步減速,進入到中速的平穩發展階段。當然,這種轉變會使得經濟發展出現一定程度的震蕩,也使人們心理上感到不大適應。這需要我們進行多方面的主動自覺的調整。

  (三)我國正在從粗放型經濟發展向精細化經濟發展轉變。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建設的大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大模樣已經有了,但還很粗糙,需要進一步升級改造,使之更加精致。比如,經濟結構要調整,使得以往依靠廉價資源、能源和勞動力的低端經濟向更多地依靠高科技的高端經濟轉變﹔即使是傳統工業、農業,也要改造升級,與信息化、城市化結合起來,提升產品的質量﹔要大力發展服務業,提升它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比重。與整體的生產結構升級改造相適應,我國的交換體系、分配體系以及消費結構都將發生一系列的變化。如果能夠順利完成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改造,我國經濟就將躍升到一個新台階﹔否則,將會使經濟社會發展徘徊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我國正在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過去幾十年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拉動,那麼現在要靠消費來拉動。中國的消費結構目前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性的消費結構變化,如鋼筋、水泥等基礎設施建設材料的需求大大減少﹔二是生活性的消費結構也在發生很大變化,如原來人們的生活消費主要是物質方面的,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料的消費,而現在大部分人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將來的消費主要是高層次的以精神文化生活為主的消費,如文藝、體育、保健、旅游、休閑,以及與此相關的電子通信、交通、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消費。一個更具時代特點的消費社會正在向我們走來。

  (五)我國正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變。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超出了原來設想的人均GDP800美元的小康水平,達到了人均GDP將近8000美元。相應地,我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也已經進入中等偏上國家系列。但由於我國各個方面的發展差距較大,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一些貧困地區人們的收入水平還很低。我們要在幾年時間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在扶貧攻堅、福利體系建設等方面付出極大努力。同時,還要照顧到經濟發展的效率問題,不能影響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如果分配不公問題長期存在,最終會影響社會的健康發展﹔但如果過分搞福利體系,又會落入“社會福利陷阱”,造成“福利病”,使平均主義重新作怪,使國家陷入債務危機。

  (六)我國的國家治理正在從以往的國家管理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轉變。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對經濟社會的管理取得長足進步。我國基本的經濟政治制度已經越來越完善,人們的法制意識、民主意識等也越來越強。但我們的治理體系還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比如,我們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規,但執行力不夠,人民群眾意見較大。又如,我們習慣於靠政府部門去管理,而隨著社會系統越來越復雜化,隻靠政府管理已經不夠,還得依靠社會組織等來全方位治理。比如行業協會,它雖然沒有政府的管理職能,但可以發揮其在行業中的權威作用,通過制定行業規范等,幫助政府治理所在的行業。但這方面工作我們做得還很不夠。再者,隨著人們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越來越強,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問題,人們都知道要用法律來維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須現代化,政府要逐步地從過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七)我國正在從國際舞台的邊緣向中心邁進,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正在發生新的躍升。以往主要是學習、引進外國的文明成果,包括吸引外資,引進項目、技術以及先進的管理方式等,隨著我國經濟的強勁發展,今后我們在繼續學習引進國外成果的同時,對世界的貢獻將會越來越大,包括對外投資,輸出技術、勞務以及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建設就是新的對外開放模式的典范。今天,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大致達到30%,將來還會更高。經濟是政治的基礎。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領域作用的壯大,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將日益凸顯。在2016年9月3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我國領導人提出的關於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得到廣泛認同。這昭示著中國在未來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乃至引領作用。與此相應,中國理念、中國話語、中國精神、中國在諸多領域的發展模式以及中國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也會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關注乃至認同。但是,事物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我國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還面臨各種風險和挑戰,特別是一些西方大國不願看到中國和平發展,千方百計要給我們的發展制造麻煩、設置障礙。處理得好,我們會沖破重圍﹔否則,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由上述分析可見,當前我國發展中所面臨的國內外一系列問題,都跟我國發展換擋期的特征聯系在一起。歸結起來一句話,就是鄧小平在20世紀年代初就預見到的問題,即“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當時,鄧小平所預見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主要是“分配不公”的問題。這當然是我們今天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但實際上,還有更多的問題,包括上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福利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我國以往改革發展中所沒有遇到甚至沒有預料到的新問題,而且每一個問題都是關乎全局的大問題,稍有不慎,就會出現“滿盤皆輸”的局面。所有這些實踐發展中的矛盾問題反映到人們的精神上來,就會出現各種思想矛盾。

  怎麼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答案就是要加強治理。因此,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入分析研究國內外復雜形勢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了治國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特別是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開拓出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全面治理的新境界。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核心思想的嶄新特征及其深遠意義

  應當說,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就是“全面治理”思想,集中體現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五大發展理念”,旨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打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升級版,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這一核心思想的總體特征是抓“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即通過治理整頓,促進全面發展。

  所謂“全面治理”就是要用全面的、系統的、辯証的觀點協調解決我們發展中的問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五大發展理念”就集中體現了“全面治理”這一核心思想以及總體特征。就具體一些的問題來講,也是如此。比如,在經濟社會領域,要解決好人們之間的公平分配問題,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這是今后若干年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經濟建設來講,要全面協調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的關系、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國內與國際的關系等﹔就社會總體發展而言,要全面協調好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

  習近平的“全面治理”思想與先前講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全面治理”當然不是為治理而治理,目的仍然是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但其內涵卻大大向前發展了。“全面治理”的重點在制定一套科學的、行之有效的、長遠管用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機制,並形成一套可以操作的方案。其中包括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目標任務、戰略方針、政策制度、法律法規等,而且,所針對的上述問題很多是全新的。因此“全面治理”思想具有嶄新的時代特點和豐富的實踐內涵。

  “全面治理”思想的提出在我國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都還是第一次,使我們對“三大規律(即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以及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對我國未來發展大趨勢的把握更加准確。

  “治理”和“發展”的關系是辯証的。二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密切聯系。“發展”重在促進經濟增長﹔“治理”重在平衡各方關系。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形成之后,發展是首要任務。但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不平衡。這時,就需要治理整頓,協調各方面關系,實現新的平衡。這應當說是任何社會治理發展的一般規律。如果執政者不能主動治理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這些問題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全面爆發,這時社會危機就到來了。通過危機或社會革命,社會有機體在付出沉痛代價后會回到平衡狀態,這是社會系統通過自我調節實現的“自發治理”。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發展就是如此。資本主義在其經濟發展中,由於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始終自發起著主要作用,所以其經濟總是在“繁榮—危機—繁榮”中循環發展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在自發地完成“治理”的功能。盡管后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也越來越認識到,經濟發展不能單純靠市場調節,政府也需要適當干預經濟,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自發性始終存在。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則在於能夠認識和把握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並能夠通過自己的制度體系和人的主觀能動性來“自覺治理”。

  我們黨歷來重視對國家的自覺治理,在革命根據地建設和新中國建設中積累了豐富的治理經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鄧小平等幾代領導人進行了探索,總結出一整套科學的治理經驗。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很短時間內領導人民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來,包括基本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體系,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根本大治,根治了內外反動勢力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大亂。有了這些基本制度,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有了基本的制度保証。盡管后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那是在個別機制體制層面出現的問題,而不是基本制度產生的問題。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面對當時出現的所謂“大民主”思潮,提出了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幾條都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所規定的內容,絕對不能丟,丟了我國的發展就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當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后又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戰略措施,把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加進來,於是提出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樣,“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等內容,就成了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定海神針”。

  這些基本的東西不能動,並不是說我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具體情況總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不斷推進我們的治理體系。在具體的治理方面,毛澤東、鄧小平也有很多的創造。比如,毛澤東時期有過一次大的治理整頓,就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的“八字方針”,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我們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左”的情況,即出現了“大躍進”、“共產風”等,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出現嚴重困難。因此,從年開始,中央決定進行大的經濟調整。經過三年的經濟調整,取得了很大進步。主要做法就是擴大了私營經濟和市場的作用,即實行“三自一包”政策。遺憾的是,這項成果不僅沒有鞏固下來,而且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否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被打亂。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領導我們對“文革”造成的亂象進行大刀闊斧的治理。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礎上,糾正“文革”時期“左”的做法,使得經濟建設重新回到正確軌道上來,即尊重經濟發展的規律,允許私營經濟在一定范圍發展,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最后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歷史的經驗可以看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有優越性,可以實現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自覺治理,但由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前所未有的新事業,需要在探索中前進。新中國這60多年的發展和治理實踐就是在探索中不斷進行的。

  任何一種社會結構,盡管起初很好,但時間長了就會出現不平衡、不適應新形勢的問題。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就是30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所出現的新的不平衡問題。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積極作用,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但若治理不得力,其消極作用也會很大,如出現貧富差別、唯利是圖、假冒偽劣、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所以,今天我們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治理整頓。由於這些問題是長期積累的、涉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改革治理的難度會很大。其難度不亞於改革開放之初。同時,還出現了發展中的新矛盾,如經濟結構落后、生態環境破壞、國際環境復雜化等。這些長期積累的歷史問題與我國現階段發展中出現的新的復雜問題相互交織和疊加,會使得治理改革的難度加倍。

  由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治理”與“管理”有聯系,但也有很大差別。“治理”強調的是解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目的是要從全局的高度平衡各方關系﹔“管理”則主要是維持一定經濟社會結構條件下的秩序。我們今天所講的“全面治理”,就是要以最廣大人民利益為根本坐標,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構建全民共建共享且符合經濟社會升級發展要求的社會治理大格局。這是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

  這場治理改革是對毛澤東、鄧小平治理思想與實踐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可以極大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理事業,而且可以為世界社會主義乃至當代人類社會治理包括全球治理提供示范。

  三、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新內容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理論和實踐探索的互動中逐步形成的,盡管還在發展中,但其基本構架已經呈現出來,即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科學的、開放的體系。從目前看,這個思想體系可以概括為“一總六分”,即緊緊圍繞“全面治理”這個總體的核心思想,形成了六個方面的基本思想。這些思想中有的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充實了新內涵,有的則是嶄新的原創性思想。

  (一)“一個方向”,即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堅定不移,這是習近平多次講過的話。他曾經在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講,社會主義從提出到今天已經有500年時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繼續,也就是第六個階段。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4]歷史証明,我們堅持的這條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到任何時候都不能改變。不論如何改革,堅持社會主義這個根本的性質、根本的方向不能變。我們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要堅定不移走我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當然,這條新路還在不斷開辟和探索中,其內涵可以不斷豐富。比如,在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鄧小平突破傳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提出“三個有利於”標准。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本質問題上,他概括出五句話,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后實現共同富裕”。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特別是把“民主”與“和諧社會”作為社會主義本質內容,進一步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習近平進一步把“公平正義”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提出來,而且講實現公平正義,最根本的就要實現共同富裕、共享發展目標。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關於共同富裕問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講到了,但像習近平這樣把它當作一個核心的目標理念提出來,並進一步概括出“公平正義”理念,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這還是第一次。眾所周知,鄧小平在晚年已經提出這個問題,他指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共同富裕的問題要提上日程。現在正是要把共同富裕問題提上日程的時候了。這個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身上。實現共富、共享,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宗旨和歸宿、出發點和落腳點。使人民共同擁有財產,共同生產,共同享受生產成果,也是共產黨的名字的由來。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新思想使我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更加堅定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這就是到建黨一百年時,亦即從黨的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到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亦即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使我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當然,這些目標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具體的實實在在內容的。比如,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指標主要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使貧困地區人口全部脫貧﹔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創新驅動發展成效顯著﹔發展協調性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升﹔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又如,到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指標有很多,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國家富強,我國應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GDP佔世界的1/3以上,初步建設海洋強國﹔二是人民幸福,我國成為高收入國家,且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實現人民共有共享目標﹔三是政治清明,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政府成為真正的服務型政府,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四是生態良好,可再生能源利用成為常態,森林覆蓋率大幅度提高,生態系統穩定性增強,人居環境大大改善,“美麗中國”初步建成﹔五是文明和諧,人民群眾的文明素質、思想道德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體系基本建立,人們的社會主義自信心自豪感充分展示出來﹔六是中國到達世界舞台上的中心,中國話語、中國精神、有中國印記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逐步進入世界學術領域,對人類社會新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發揮重要的乃至引領的作用。當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時,世界發達國家的總人口規模將增長一倍,由此,世界文明進步的步伐將大大加速。所以,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本身對世界文明進步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當然,要實現這樣宏偉的目標,我們還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三)以“中國夢”為標志的“新三步走”戰略。這裡講的新“三步走”戰略是相對先前講的“三步走”戰略而講的。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即從20世紀年代初到1990年為第一步,目標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從1990年到2000年為第二步,目標是基本實現小康,人均GDP達到800美元﹔從2000年到年為第三步,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使我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江澤民、胡錦濤對“三步走”戰略也作過具體劃分。由此看來,我們當前正處在第三步當中的第二個十年。為繼承前人而又開拓創新,習近平根據我國發展的實際,進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戰略,這就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為前兩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為第三步。前兩步如上所述,已經很清楚。第三步是在世紀中葉以后,即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后。這一階段究竟需要多長時間,具體目標是什麼,還有待實踐的發展和進一步研究來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宏偉目標需要更長時間,估計要到21世紀末或下個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后,中國會是什麼樣子?習近平在說到塑造我們的國家形象時講過一段話,應當說為我們描繪了更長遠的國家發展美好藍圖。他說,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其國家形象應當是“歷史底蘊深厚、各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多樣和諧的文明大國形象,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團結、山河秀美的東方大國形象,堅持和平發展、促進共同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充滿希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5]那麼,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標志是什麼?應當說是文化的復興。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講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6]為什麼?筆者理解,這是人類歷史所証明了的。中國的漢唐盛世之所以叫“盛世”,不僅因為其經濟繁榮、政治制度先進,還因為其形成了一套先進的思想文化,所以世界各國的人們才能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才能在世界上大放光彩。西方近代之所以能夠引領世界,也是因為與其先進的工業文明和社會制度相應,形成了先進的科學和思想文化,可以供世界各國人們去學習取經。今天,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然首先要把我國的經濟、政治、民生等搞好,但實現復興夢想的最后標志應當是形成一套科學的領先於世界的文化體系,這樣,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們才能夠自覺自願地來中國學習,中華民族才能引領世界文明的發展。

  (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並為實現“新三步走”戰略打下堅實基礎,就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意即在此。為適應我國改革發展的新形勢,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制度創新”要求。據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任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

  兩次全會分別通過的兩個“決定”是姊妹篇,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的邏輯聯系,這就是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正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方略。“四個全面”的每一個“全面”要落實到位,都需要有具體的抓手,這就涉及具體的體制機制創新問題。推進制度創新主要是改革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體制機制,包括改革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相關的戰略部署、政策措施和實際運行中的體制機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推進制度創新的具體化,它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要從總體上協調各個方面的改革發展,使其相互配合、全面推進,打造改革開放的“升級版”。二是要使得這些改革發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將這些基本制度以及相關的戰略、政策、措施和運行體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前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后者是全面依法治國的主要任務。這二者共同構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共同服務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在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有一項十分關鍵的工作,就是黨的建設。要推進改革治理、加強法治建設,並將相關成果落實到黨和國家工作中去,關鍵在黨的領導。

  (五)“五大發展理念”。要落實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須推進發展理念的創新。“五大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我國在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時期需要堅持的新發展理念。這五個概念以往也提出過,但作為指導今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理念提出,還是第一次。這五大發展理念完全符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少了一個都不行。“創新”是根本動力,實現“四個全面”,每一步都需要創新。“協調”是主要方法。要使社會更加公平、更加穩定地發展,就要協調各個方面的關系,包括城鄉協調、中西部協調、收入分配協調,以及國內外關系協調,等等。“綠色”是基本特色。生態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人類發展面臨的時代性重大課題。“開放”是重要途徑。我國對外開放已經30多年,但今天所講的開放,主要指新的開放。過去講開放,主要是引進國外的技術、管理方式等﹔今天講開放,則主要是要使得中國經濟走出去,乃至國際化。“共享”是最終目標。實現共享發展關鍵是實現共同富裕,解決好民生問題,不讓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地方在全面小康道路上掉隊。同時,也要力爭在中國經濟國際化過程中實現共享發展,讓世界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貢獻。

  (六)“六大建設”。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包括五大建設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其中,政治建設已經包含黨的建設內容,但由於在五大建設中,黨的建設是關鍵,所以,又常常把“黨的建設”單獨提出來。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妥善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7]

  這樣,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實際上就有六個大的方面,即“六大建設”。那麼,“四個全面”、“五大發展理念”和“六大建設”的關系怎樣呢?應當說,它們是抽象與具體的關系,亦即是戰略布局和具體任務的關系。“四個全面”思想最抽象,層次也最高,是我們黨在新的發展階段治國理政的總方略﹔“五大發展理念”較具體,是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理念﹔“六大建設”是具體工作領域的任務,包括“五位一體”總體工作布局和“黨的建設”。

  由此看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已經呈現出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中,包含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方向、總目標、總戰略、總的發展理念和總的發展布局。當然這個理論體系又是開放的。一方面,它在落實中需要具體化﹔另一方面,它還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四、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蘊含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蘊含著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中,既有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又有充滿時代氣息和實踐風格的一系列新觀點和新方法。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八個方面。

  (一)高站位,寬眼界。習近平觀察中國和世界的問題總是站位很高,具有深廣的哲學視野。這些年,他一再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學哲學用哲學,特別是要學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此,專門召開兩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並作重要講話。他不僅這樣講,也這樣做。他總是從哲學的高度,從大尺度的時間和空間結合的高度,從歷史和現實結合的高度,從理論和實踐結合的高度,從中國和世界結合的高度來看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問題。比如,從中國歷史5000年、世界社會主義500年、近代中國170多年、建黨以來90多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多年、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等幾個時間段來比較分析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問題。又如,從理論和實踐結合的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廣泛吸收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優秀思想成果,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提出很多非常深刻而鮮活的觀點。又如,從中國和世界結合的高度,多次講要順應世界潮流,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做出中國越來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大判斷,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全球發展提供中國方案等重大戰略思想以及“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決策。包括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提出也不再是簡單地就中國而談中國,而是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發展體系當中來講的。正是著眼於這樣的觀察問題的高度、深度和廣度,習近平特別強調在分析和解決發展問題時要樹立世界眼光,學會戰略思維、辯証思維、系統思維、底線思維等。

  (二)民為本,勇擔當。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中講了一段很動人的話:“全黨同志的重托,全國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對我們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們肩上的重大責任。”[8]他還代表新一屆領導集體表示:“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這種以人民為本,勇於擔當的精神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是習近平為政觀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其治國理政的根本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所提出的一切思想、所領導的一切實際工作,都緊緊圍繞這個核心展開。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提出,到努力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解決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走共同富裕道路問題,從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到大力懲治腐敗,等等,無不體現出習近平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對人民群眾利益的維護以及對人民、對歷史崇高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

  (三)樹正氣,立標杆。黨的十八大前后,我們黨面臨著“四大危險”,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危險。首當其沖的就是精神懈怠,黨風、民風以及整個社會風氣嚴重不純。所以,習近平上任后首先抓的就是精神支柱建設。他提出“中國夢”,目的就是要振奮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使得全國各族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匯聚成不可戰勝的昂揚正氣和磅礡力量,推動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同時,大力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從“八項規定”的提出到在全黨廣泛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從大力懲治腐敗即“抓老虎”、“拍蒼蠅”,到實現“扯扯袖”、“紅紅臉”、“出出汗”常態化﹔特別是提出“打鐵還要自身硬”的口號,從中央領導同志做起,堅持領導干部作表率,久久為功,鍥而不舍,嚴格執行黨紀國法,使得黨風政風明顯好轉。這些年,我們黨還大力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教育,特別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大力進行宣傳,結合大力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使得黨風、民風、家風等整個社會風氣實現根本好轉,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高,對我國發展道路的信心大大增強,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民風純正的和諧社會正在逐步形成。

  (四)重全面,補短板。黨的十八大前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很多,但最突出的就是發展不平衡、不全面。如何解決這些矛盾?最主要的辦法就是“補短板”。習近平多次講到,要防止出現“水桶效應”,即決定水桶中水平高低的是那些短板,所以抓主要矛盾就要“補短板”。“補短板”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在小康社會建設方面,要開展扶貧攻關,到2020年,要保証所有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又如,在深化改革方面,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改革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望,做到重點突破。特別是在經濟發展中,要大力加強科技創新、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人與自然的和諧。通過這些年的努力,補短板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

  (五)建新制,抓落實。習近平十分強調制度建設,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思想,並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重點是加強法治建設,目的是要用制度來保障改革事業的順利進行。特別是對於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如拖欠農民工工資、生態環境惡化問題等,要盡快解決,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其中,又特別強調執法環節建設。這些年,我們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很多,但為什麼群眾對司法工作有意見?關鍵就在於執法不嚴,所以要盡快補上執法環節建設這個短板。黨的建設也是如此。這些年,我們黨的規章制度、各項紀律出台不少,但為什麼腐敗現象屢禁不止?關鍵也在於執行不力,落實不夠。所以,加強黨的建設,既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黨規黨紀,更要在落實環節上下功夫,把工作做深、做精、做細。比如,中央出台的“八項規定”,目的就是要從非常具體的生活和工作作風入手,純潔黨風和社會風氣,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正如習近平所說:“八項規定既不是最高標准,更不是最終目的,只是我們改進作風的第一步,是我們作為共產黨人應該做到的基本要求。”目前正在全黨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目的也是要落實黨章所規定的各項基本要求,使黨員不忘初心,永遠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為保証國法黨紀落實到位,這些年中央還特別加強了紀律檢查,包括巡視、督辦等工作。實踐証明,抓落實環節建設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六)謀創新,求升級。我國經濟發展總量已經較大,躍居世界第二,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如果繼續走靠生產要素驅動的老路,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就難以為繼。所以,2013年9月30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強調:“我們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發展軌道,把科技創新潛力更好釋放出來。”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堅持各個方面創新,包括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隻有這樣,才能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當然,要堅持全面創新,不僅經濟領域要創新,其他各個領域都要創新,包括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人才創新等。2014年10月2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六次會議指出:“要從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全社會創新能力的高度,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把公共財政投資形成的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向社會開放,讓它們更好為科技創新服務、為社會服務”。隻有堅持全面創新,才能打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升級版。

  (七)強中國,惠世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著眼於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大勢,在努力營造我國發展良好國際環境的同時,努力促進世界的經濟繁榮與和平發展,先后提出一系列惠及各國的新理念、新方案、新舉措。他在2013年4月8日參加海南博鰲亞洲論壇時對中外企業家代表講,中國的發展是惠及世界的,首先惠及鄰國。也正是在此次論壇上發表的《共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主旨演講中,習近平第一次提出,各國應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都應做和平的維護者和促進者。2015年3月日,習近平再度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並發表題為“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主旨演講,進一步提出,要把握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在同年9月28日聯合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發表《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彩演講,唱響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最強音﹔強調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並系統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五大支柱。一是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二是安全上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經濟上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四是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五是環境上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在2015年11月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提出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推動改革創新、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和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四點具體建議﹔並首次把中國國內“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介紹給國際社會,為引領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在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習近平在開幕辭中圍繞“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峰會主題,就世界經濟應對挑戰、行穩致遠進一步提供中國方案,引發世界各國的廣泛好評。中國的發展絕不僅僅是在理念上惠及世界,而且有扎扎實實的舉措。“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如此。正如習近平所說,“一帶一路”是實現各國“共商、共建、共享”的舉措,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行動,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八)新話語,接地氣。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不僅內容極其豐富,而且語言十分鮮活。其思想常常高屋建瓴、深刻透徹,而語言往往通俗易懂、鮮明生動。其講話、文章常常旁征博引,或哲學,或文學,或引用古代典籍,或採取民間俗語,既貫通古今,文採飛揚,又短小精悍,切合實際。因而,廣受人們喜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創造了很多“接地氣”的政治術語,如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黨員干部要嚴守“政治規矩”﹔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共產黨員缺乏科學信仰就會精神上“缺鈣”,就會得“軟骨病”﹔新農村建設要“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等等。當然,他使用這些新話語,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為了更好地表達為人民謀利益、辦實事的思想和感情。正如習近平所說:“有少數干部不會同群眾說話,在群眾面前處於失語狀態。其實,語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識、是素質。不會說話是表象,本質還是嚴重疏離群眾,或是目中無人,對群眾缺乏感情﹔或是身無才干,做工作缺乏底蘊﹔或是手腳不淨、形象不好,在人前缺乏正氣。”應當說,習近平的講話、文章創造了一種嶄新的話語體系,這就是把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為轉變文風樹立了典范。

  總之,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歷史階段的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新的重大思想成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核心是以全面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旨歸的“全面治理”思想,圍繞這個核心,習近平進行了多方面論述,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推進改革治理、促進全面發展的根本方向、戰略目標、主要任務、根本途徑、重要方法等,其中蘊涵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真總結、系統學習、深入貫徹這些思想,就一定能夠取得改革治理這場偉大斗爭的全面勝利,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升級版,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曙光。

(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原秘書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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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習近平關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3]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2014年月31日)[N].人民日報,中共中央舉行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EB/OL].(2013-12-27)[2016-05-01].http: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2﹔160﹔3-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16年經濟工作 研究部署城市工作等[EB/OL].[2016-05-01].http:

  [5]習近平等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EB/OL].(2015-11-15):

  [6]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 習近平主持[EB/OL]. (2013-10-01)[2016-05-01].http:

  [7]中央深改組第六次會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EB/OL].(2014-10-27):

  [8]習近平.善於同群眾說話[ J].當代貴州,,[15]:

(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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