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與拓展：中國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研究

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交織而成的現代化推動中國社會發生了全面深刻的變革。這些變革也催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作為社會子系統的家庭面臨著諸多問題與挑戰，如家庭功能弱化、家庭結構畸形和家風門風喪失等。作為家庭子系統的女性，以婚姻為主軸也萌生了新的問題，如留守問題、失婚內暴力、婚姻出軌等。面對這些復雜的問題，傳統的應對主體、指導理論和技術路線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一，單位（村集體）是應對女性與婚姻家庭問題的重要主體，然而，社會轉型導致單位的社會服務功能式微，並向社區過渡，而社區尚未發育成熟，面對新的問題還難以有效承接應對﹔其二，婦聯也是應對女性和婚姻家庭問題的核心主體，婦聯憑借嚴密的網絡和強大的行政動員力在相關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新的問題日趨錯綜復雜，對婦聯工作的科學性、專業性和藝術性提出了更高訴求﹔其三，家庭與鄰裡是應對女性與婚姻家庭問題的社會支持網絡，但這些網絡功能因遭遇現代性誘發的信任危機而趨於弱化。有鑒於此，立足本土實際，以國家大力發展社會工作為契機，積極借鑒歐美經驗，總結和提煉既有經驗，實現二者優勢互補，努力推動和構建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架構，對於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提升女性福祉都有積極意義。

一、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內涵與拓展

社會工作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起初源於歐美的濟貧工作，而后經歷了從零散到系統，由邊緣向中心的演變。這種專業衍生的邊緣和脆弱性決定了與女性群體的扣合性，如早期女性主義者提出了社會工作的性別化本質，社會工作大多是由女性工作者與女性服務對象一同工作，女性服務也成為最為傳統的領域。以此為背景，歐美社會發展出婦女社會工作、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等。雖然三者都屬社會工作范疇，側重點卻有不同，婦女社會工作最為傳統，主要以婦女為服務對象，以反貧困和物質扶助為主﹔女性主義社會工作是以女性的立場和視角展開服務，突出增權和行動﹔家庭社會工作是強調個體問題的家庭結構性成因，注重個體與家庭系統的互動。這三者的特點分別是物質支持、抗爭行動性和系統平衡，其不足分別是低水平救助、激進和破壞性、忽略個性。綜合三者的優點和不足，我們嘗試用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指稱，這樣或可以綜合使用物質支持、行動賦權和改善系統的方法，也更能契合女性生活實際。無論如何，這種指稱都是以歐美社會工作及其分支為母體的。

在中國大陸，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還是新事物，學界和實務領域對其理解和闡釋的差異主要集中於兩方面，一是介入焦點，即女性與家庭哪個是介入中心﹔二是受眾范疇，即受眾是普通女性還是“特殊”境遇的女性。從焦點層面看，主流觀點認為，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焦點是家庭系統，通過糾正病態家庭結構，厘清家庭子系統之間的邊界，並引導其充分溝通和互動進而重塑家庭系統功能，解決婦女問題。與此相反，也有人認為，介入重點應該是女性本身，因為傳統家庭趨於流變，庇護功能弱化，個體需求也呈現出獨特性和多元化，以家庭系統為中心的介入模式很容易壓制和忽略個體真實需求。事實上，這兩種看似有張力的觀點是可以相容的，且各自都有缺憾，家庭可以是推進個體健康發展的正向力量，但家庭中的父權主義也可能成為宰制個體的桎梏，如傳統社會工作認為，成年男性必須充分就業，女性更多的是家務勞動者和照顧者，這樣婚姻才穩定。﹝1﹞而現實境遇中，這種考量不僅壓制了婦女，而且萌生了新問題。由此，婦女的問題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有家庭系統失調的因素，更有其制度政策中“性別失盲”的作用。從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視角來看，介入焦點應是家庭和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女性，既要賦權、激發主體性和推動行動，又要矯正病態家庭結構，更要宏觀上營造具有“性別保護”意識的社會生態環境﹔從受眾范疇看，主要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取向，前者偏重一般女性普遍需求，走普惠型道路，致力於物質幫扶、家庭援助、志願服務、社區參與和政策倡導等。后者側重於“特殊”女性多元化需求，走專精化道路，訴諸心理干預、行為矯正、精神康復、構建網絡、社會融入等。從本質上講，兩種主張沒有優劣之分，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發展過程中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問題解決”導向的社會工作，注重弱勢群體問題的解決﹔第二階段是“社會權利”導向的社會工作，致力於全體女性的福祉提升。

基於介入焦點和受眾范疇各自對立關系的消弭可知，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是婦女社會工作、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和家庭社會工作的有機融合，需要融入一種性別意識、理論和賦權理念。如圖1，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由裡到外可以拓展為四重工作領域，第一重是女性個人系統，社會工作者可重點借鑒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重點協助其培育“性別意識”“性別自覺”和“性別平等”理念，強調與男性的平權，爭取工作權利和性別自由﹔第二重是家庭系統，社會工作者可吸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觀點，檢討家庭結構與男女權力關系，警醒父權制的無形壓制，不斷提升女性經濟權力和地位，改變屈尊和照顧者的角色，強化其在家庭中爭取合法權益﹔第三重是社會系統，在此系統可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有色人種女性主義尋找靈感，一方面致力於改變不平等性別結構，警惕資本與父權聯手制造不利女性的處境。另一方面，不能將女性與家庭視為鐵板一塊，要重點關注底層、貧困和邊緣的家庭和女性，塑造有益於她們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第四重是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可吸取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強調女性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敏感性和責任感，充分動員和吸納女性參與環境保護的行動，既能改善環境，也能提升社會參與能力。當然，這四重系統是相互套嵌，而非各自孤立的，且緊緊圍繞女性和婚姻家庭的主軸展開行動。

二、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美國經驗與透視

社會工作源起於英國興盛於美國，三次女權運動均在美國表現出強烈態勢，每次運動都會加速推進女權主義與社會工作的融合。同時，諸多新的婦女與婚姻家庭問題也呼喚社會工作的介入。此外，社會工作者對於工作中“父權主義”的反思也在催生一個新的領域。這三種力量共同促成了美國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生成。當然，由於“女性的也是政治的”，某種程度上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也夾雜著政治色彩，也會在各種政黨和意識形態影響下忽進忽退，搖擺不定，宏觀微觀，各有側重。為了能夠精准勾勒其輪廓，我們將重點梳理和透視相關的立法程序、相關機構、崗位配置和服務領域等。

在立法方面，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引發了社會大的動蕩和大恐慌，作為底層中底層的女性無疑會有更深的體驗。基於這樣一個背景，美國1935年出台《社會安全法》，對貧困家庭提供經濟補助和提供社會服務，其后又推出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計劃（AFDC），重點扶助單親貧困母親。1941年，通過《蘭漢姆法案》，全國范圍內建立日托所，減輕婦女照顧兒童的負擔。1945年，加利福尼亞州頒布《社會工作注冊法》，明確提出社會工作在保護婦女和兒童權益方面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女權運動興起，這場運動對於提升女性在家庭、就業和社會參與方面的能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催生了一系列保護女性權益的社會政策。1963年，肯尼迪簽署行政命令成立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要求為婦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直接促成了1964年民權法案的生成。1965年，在民權法案的基礎上通過了公平就業機會法案，在就業問題上禁止性別歧視，規定男女同工同酬。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婦女擁有墮胎權。1978年，國會通過《懷孕歧視法》，保護懷孕期婦女的合法權益。1980年，政府頒布了家庭支持法，對未成年母親提供援助。1994年，《針對婦女暴力法》出台，隨后推出《家庭暴力預防與服務法案》。1996年，最高法院就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問題設立了新標准。以此為進路，美國的婦女與婚姻家庭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逐步走向精細化和具體化，這為婦女與家庭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也為其介入和實踐提供了良性的運行軌道。

在社會組織方面，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1877年，美國效仿英國成立慈善組織會社，雖不是專門針對婦女與家庭，但設立的“友善訪問員”定期進行家庭探訪和服務。20世紀20年代，私人社會服務機構相繼成立，對於維護婦女權益起到了積極作用。20世紀80年代，美國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進入加速發展期。1985年成立家庭服務協會，為家庭及其成員提供生理、心理及其社會方面的服務。﹝2﹞同時，政府加大力度支持設立針對受害女性的咨詢熱線、庇護中心和援助項目，如針對遭受暴力女性的食物供給、臨時住宿、法律援助、醫療服務、心理治療、安全住房措施和經濟方面的援助等。1988年，創立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委員會。1995年，社會工作協會“女性議題委員會”組成特別小組，目標是改善對女性的服務，增進關於女性議題的社區教育，創新方案以滿足女性多元化需求。此外，還有美國女童子軍、美國大學女性協會、美國女士關懷協會等組織。﹝3﹞這些組織在女性賦權、政策倡導、經濟補償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發揮了顯著功能。

在人員配置和服務領域，美國擁有一支規模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據2014人口統計數據，美國擁有64.2萬社工，約佔總人口的2‰，平均每500人配置一名社工。其中，家庭與婦女兒童成為重要領域之一，約有社會工作者29.26萬。美國社會工作從業者的主流是年輕女性，在一項隨機抽樣132名的調查中，男性僅有30名（佔23%），女性102名（佔77%）。﹝4﹞此外，美國的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領域主要集中於“家庭”和“婚姻”兩大問題衍生的女性風險，見表1，主要致力於各種經濟援助、個案輔導、心理干預、家庭服務、機構庇護、小組互助、社區照顧、社區運動、社會支持、政策關照等層面的介入。由此形成了一個從微觀到宏觀，從心理到社會，從個體賦權、小組支持到社會政策覆蓋的嚴密服務網絡，使廣大婦女處於 “全人式”庇護和關照之下。

三、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本土探索與構建

從西方語境來看，中國傳統上並沒有專業社會工作，但我們並不缺乏制度性的婦女工作和志願性的鄰裡幫扶工作，我們或可將其稱為本土性社會工作。﹝6﹞加上近年來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初步形成了中國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的新格局，主要涵蓋兩大體系，一是各級婦聯組織和鄰裡幫扶的群眾組織﹔二是新興的吸納國外理念的專業社會工作組織。

首先來看婦聯組織開展的相關工作，婦聯是一種群眾性自治組織和“准政府”組織，婦聯自上而下的行政網絡結合了中國社會現實，相關的工作可歸結為四類，一是推動相關立法和普法，如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的建立，通過普法宣傳讓廣大婦女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二是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廣大婦女不斷獲得“男女平等”的意識，如家庭矛盾和鄰裡糾紛調解、家庭暴力預防和教育，定期上門“談心”，動員女性爭取在家庭中的地位並協助參與公共事務﹔三是通過典型示范塑造女性精英和提升社會地位，如“巾幗創建”、“三八紅旗手評比”、尋找“最美家庭”等﹔四是通過系列性項目提升女性身心健康和社會參與度，如“兩癌免費檢查”“小額貸款項目”“下崗女工創業”和“留守婦女扶助”等項目。婦聯工作的優點有幾方面，一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這樣可以從法律和制度層面保障婦女保護工作的正當性﹔二是形成一種自上而下且能通達底層的網絡系統，可以確保婦女工作的資源、動力與有效性，使廣大婦女感到“國家在場”﹔三是思想政治教育+項目制的運作方式不僅可以改善婦女生活狀況，動員其參與社會發展，還可以改善其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問題。當然，婦聯工作還存在一些不足，如工作的行政化、技術的粗放性、服務的零散性、教育的意識形態化和服務對象的非個體化等。

其次來看鄰裡幫扶性質的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中國社會向來推崇“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生活邏輯。鄰裡幫扶對於已婚婦女尤其具有重要的功能，女性一般從夫居，身體的遷移和情感的脫域使其常常處於孤立無援境地，尤其在家庭矛盾和沖突等情境中。因此，鄰裡幫扶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女性“做主者”和“庇護人”的角色。鄰裡幫扶主要集中在幾方面，一是對於弱勢女性的物質幫扶和生活照顧，如對孤寡老人、精神智障和殘疾人、單親母親及其孤兒等日常生活的照料﹔二是對於家庭和鄰裡矛盾的干預和調解，如家庭暴力中女性的保護、婆媳矛盾和鄰裡糾紛的化解等﹔三是提供各種生活經驗和情感支持，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會面臨諸多角色轉換，轉換過程中的阻滯和轉換后的不適都會誘發各種心理和情感危機，如“少女—妻子—母親—婆婆”的角色流變，亦如離婚和喪偶后的不適等。對此，鄰裡之間的串門與閑聊，過往經驗的分享，都可以使她們習得各種生活智慧和應對技巧﹔四是推動女性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已婚女性作為一個“異鄉人”，她們既缺乏社會資本和社會參與，鄰裡之間的交往可以形成一種“弱—弱”聯合的網絡，進而提升其社會資本。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社會轉型和人口流動的加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機制逐步被打破，這些都消解著鄰裡幫扶的功能。

最后來看專業社會工作領域。社會工作在中國大陸正處“后發快生”階段，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更多被包含於其他社會工作領域，或者是作為全人服務系統中的一個環節。盡管如此，嘗試使用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介入女性與婚姻家庭問題也已初見端倪，目前主要集中在幾個層面，一是微觀個案和家庭社會工作嘗試干預夫妻矛盾、婆媳矛盾、親子沖突、家暴女性及其因婚戀、生育、失獨、離婚、喪偶等產生的各種情境性焦慮﹔二是中觀小組工作在單親母親、喪偶女性、大齡未婚女性、乳腺癌和艾滋病友、下崗女工、家政女工、同性戀、失獨家庭、留守婦女、失足婦女等群體中的應用，主要致力於她們經驗的分享學習和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三是宏觀社區工作動員女性參與社區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建立服務組織、開展各類健身和娛樂活動、組織各種技能培訓等等。此外，社會工作也嘗試整合和鏈接各種資源幫扶那些生活困難、身體殘障、心理困惑、社會資本缺少的女性。由此可見，社會工作有很強的專業性和系統性，且從微觀到宏觀逐步形成一種“全人”式的庇護模式。當然，由於社會工作在中國社會正處於起步階段，尤其是在婦女與婚姻家庭領域尚處探索階段，因此還存在諸多的問題，如專業性與本土性的張力、職業化與行政化的融合、系統性與零散性的整合、科學性與志願性的協作、公共性與私密性的對立、國家倡導與民眾忍受的差異、專業知識與現實問題的脫節等，這些問題需要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得以解決。

四、結論與討論

社會工作是因應社會問題的產物，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亦如此。在現代性日益迫近的今天，各類婦女和婚姻家庭問題越發叢生，這些都推動著家庭和性別議題邁向公共性。借此，融會家庭與女性服務領域，並以婚姻為主軸的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它訴諸家庭結構視角和女性主義理論，分別從婦女個體系統、家庭系統、社區和社會系統、生態系統等多個層面介入，憑借個體心理咨詢與輔導、家庭服務與溝通、小組互助網絡與支持、社區倡導與行動、社會保護與充權等手段，對於推升女性福祉具有積極意義。作為社會工作衍生地的歐美國家，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已經歷了由非專業到高度專業化的發展歷程，無論從立法、社會組織、隊伍建設、服務領域，還是在理論、知識和技巧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發展。與此相異的是，中國是一個社會工作后發展中國家且正處於探索時期，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更是“盲人摸象”。中國的婦女與婚姻家庭問題又異常復雜，除了有全球共性的問題（家庭暴力、單親母親、婚外情等），更有本土獨特的問題（留守婦女、失獨家庭、下崗女工、買賣婚姻等），對此，中國社會主要有三條回應路徑，其一是傳統婦聯的婦女與婚姻家庭工作，其憑借強大的政治動員力和行政網絡，主要開展立法和普法、思想政治教育、典型示范和精英塑造、項目運作幫扶等方面的服務。這些服務對於改進婦女與家庭問題具有積極的作用，但也存在著服務的零散化、意識形態化、非專業性和行動性不足等問題﹔其二是鄰裡幫扶性質的婚姻與家庭工作，這種非制度性的社會服務比較契合中國人情社會的特質，主要表現在弱勢女性的照顧和護理、家庭沖突的調節與舒緩、生活經驗提供和情感支持、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這些雖有積極的意義，但隨著社會轉型趨於瓦解且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其三是援引於歐美的專業社會工作，憑借其完備的理論知識和實務技巧體系，從微觀、中觀到宏觀三個層面介入，致力於政策制度和個體心理的雙向改變來提升女性福祉，從而彌補了婦聯工作和鄰裡幫扶的不足。然而，社會工作在中國正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尤其是婦女與婚姻家庭社會工作，其專業性和本土性的融合不足，還需要不斷地探索和推進。總體而言，我國當前的婦女與婚姻家庭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婦聯工作專業性不夠、民間鄰裡互助服務動力不足、專業性社會工作本土契合性有待開發，然而，這三方面的優勢又非常明顯，分別是行政性資源充足﹔情感性、志願性和本土適切性﹔系統性、科學性和專業性。由此，我們要倡導一種行政性、志願性和專業性交融發展的路徑，形成國家、社會和民眾共同參與的多元服務新格局，進而構建新型的三重保障網絡，即生活瑣事鄰裡志願幫扶、普遍性的社會保護和社會參與婦聯介入、全人式的專業服務社會工作者提供。

（作者：衛小將，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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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ba M. Bucklew and Vernon J.Parenton，Occupational Aspects of Social Work，Social Forces Vol41（1），1962，P39-43.

﹝6﹞ 王思斌.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實踐片論﹝J﹞.江蘇社會科學，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