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與韓國比較研究

世界銀行（2016）將人均國民收入（GNI）介於1026美元至12475美元的國家定義為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3、總人口的71%和貧困人口的73%，其增長與發展關系全球福祉。然而，相關研究顯示，中等收入期的增長波動、停滯甚或下降具有一定普遍性，對比這一時期增長績效不同國家的發展經驗，能夠為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突破提供參考。

本文通過對比研究巴西和韓國，試圖從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增長”聯動的視角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文章后續部分內容為：第一部分對比巴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路徑差異﹔第二部分分析兩國經濟增長穩定性不同的原因﹔第三部分說明低增長出現的結構性原因﹔第四部分提出啟示和建議。

一、巴西和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兩極案例

近代以來，巴西和韓國都經歷了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模式的轉變，兩國發展軌跡在短暫交集后出現分化。巴西是發展中國家中最早啟動現代化的國家之一，在經歷20世紀60、70年代期間經濟快速增長的“巴西奇跡”后，率先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韓國的現代化起步晚，直至60年代末期時經濟總量還遠低於巴西。1967年，兩國經濟差距達到峰值，巴西是韓國人均GNI的2.2倍。此后，兩國差距逐步縮小，自80年代起，韓國的人均GNI開始超越巴西，並逐步達到高收入水平，而巴西則危機不斷，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

世界銀行的相關研究將“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相對與絕對標准的劃分，巴西和韓國在兩重標准下都成為跨越這一發展陷阱的兩極案例。就絕對標准而言，世界銀行認為長期停滯中等收入區間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圖1描述了1962-2015年期間兩國人均GNI的演變，從中可見，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末前后步入上中等收入區間，但此后始終未能邁過高收入門檻﹔韓國則在1980年前后升至上中等收入階段，在1995年進入了高收入階段。

就相對標准而言，世界銀行將中等收入區間定為美國收入的1/8~1/2。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趨同假說”認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最終會發展趨同。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趕超”停滯。圖1顯示了兩國人均GNI相對值的變化，可以看到，巴西經濟增長先揚后抑，人均GNI相對值在1975年突破0.125（美國收入的1/8）之后，始終在0.23下波動，未能達到高收入標准，對美國的“趕超”陷入停頓甚至回退狀態。韓國的人均GNI相對值呈現總體上升趨勢，1979年超過0.125，2014年之后超過0.5（美國收入的1/2），“趕超”相對延續，從而成為嚴格標准下的高收入國家。

現有研究顯示，中等收入狀態的延續時間與人均GNI的增長速度和穩定性相關。增長率差異是造成巴韓兩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兩極表現的直接原因。對比兩國的人均GNI增長率，可以看到，雖然其人均GNI增長率均有波動，但巴西多次出現負增長且波動程度遠超韓國。尤其是80年代之后，巴西的增長速度大幅減緩且波動加大。以兩國人均GNI相同的1981年為起點，彼時高收入門檻值是兩國人均收入的7倍，在10年、20年和30年內突破中等收入期應達到的必要增長率如表1所示。此后的30年間，韓國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長率依次為13.1%、7.1%和4.8%，為較快跨越中等收入期創造了條件﹔巴西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長率則依次為-0.34%、0.84%和3.1%，低於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必要增長率。

綜上，巴西和韓國過去50多年間的發展歷程對比顯示，中等收入時期的增長質量是決定這一階段延續時間的關鍵因素。由於增長率無法達到跨越中等收入所需的必要水平且頻繁大幅波動，巴西長期深陷這一發展階段﹔相反，正是由於保持了相對高質量的增長，韓國得以在發展中經濟體中脫穎而出，較早地進入高收入階段。

二、增長差異分析

巴西和韓國的增長質量差異突出體現在1981年之后。在這一時期，兩國均主動或被動地實施了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出口在兩國經濟被賦予的重要意義，其數量和質量的分化，是解釋兩國增長績效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出口數量

出口數量以出口額及其佔GDP的相對比重衡量。圖2顯示了兩國出口演變情況，可以看到，1981年以來，韓國出口額大體保持增長趨勢，在GDP中所佔比重始終大於20%，出口發揮了應有的經濟增長拉動作用。與之相比，巴西的出口在經歷80年代的波動之后，90年代大體保持了正向增長。但是，巴西出口佔GDP的比重在峰值年份（2004年）也僅為16.5%，這意味著其經濟的外向型特色並未得到有效發揮，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數量引擎效用不足。

（二）出口質量

出口質量通過出口復雜度指標來衡量。出口復雜度可以反映一國出口結構，一國出口品復雜度越高，則該出口品的技術水平越高。Hausmann等 （2007）、Amiti和Freund （2010）、Jarreau和Poncet （2012）、Mishra、Lundstrom和Anand （2012）等所做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的關鍵不在於出口商品和服務的總量的高低，而在於其出口的商品和服務的復雜程度，出口復雜度高的經濟體，其經濟增長更快。鑒於巴西和韓國出口規模方面存在明顯差異，本文採取 Hausmann等（2005）構造的出口復雜度指數（EXPY）。

為了規避債務危機特殊時期的影響，本文選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國出口情況進行比較。兩國出口復雜度指數如圖3所示，可以看到，兩國再一次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趨勢：韓國的出口復雜度逐年穩步上升﹔而巴西則處於一個震蕩狀態，在2000年達到峰值后，由於大宗商品超級周期對出口結構的反向激勵，其出口復雜度隨后開始下降，而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的沖擊，也未能扭轉其出口復雜度持續下跌的趨勢。

進一步地，本文考察兩國人均GDP和出口復雜度之間的相關性。表2總結了相關性系數情況。能夠看到，1990年以來，兩國相關性（均顯著）情況完全相反。韓國的人均GDP和出口復雜度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73，表明其經濟增長與產品的出口復雜度密切相關。巴西的人均GDP和出口復雜度則呈負相關性，相關系數為-0.426。這表明，在出口復雜度處於上升期的90年代，巴西並未因出口技術含量的上升而出現高質量的增長，反而在初級產品出口比例上升的21世紀，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調。

對比出口數量和質量在兩國經濟增長中作用，可以發現，韓國相對高質量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向型發展模式下出口與經濟的良性互動，出口數量積累和質量提升都為其突破中等收入階段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與之相比，巴西的“不良”增長也恰反映了其出口向經濟增長傳導機制的失靈：出口數量未能達到外向型模式下應有的水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有限，而出口質量向經濟增長加速的轉換過程被切斷。

三、出口傳導機制差異分析

巴西和韓國在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差異使得兩國出現不同成長路徑。巴西存在傳導機制的某種阻隔，影響了出口的效用發揮，也限制了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使得增長與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被割裂，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這種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產業結構和經濟體制的傳導缺陷，無法為經濟增長的質量改進提供必要的環境。

（一）“出口-產業-增長”傳導機制對比

在本文考察期中，巴西和韓國的產業政策可以被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為1962至1974年：巴西和韓國的出口均以低科技附加值的產品為主，但韓國已經開始醞釀其產業轉型，巴西的產業結構卻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

第二個時期為1974至1992年：兩國均大力發展中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但韓國集中優勢產業，巴西則採取了相反的政策，分散化地鼓勵企業發展不同種類的中高科技產品。

第三個時期則是1992年至今：韓國的高科技產業轉型完成，人均GDP超越巴西，並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產業升級和改革沒有完成，整體經濟復雜性較之90年代反而下降。

巴西和韓國不同的產業政策效應產生兩方面的直接影響。一方面是使得兩國技術水平差距加大。以專利數量來衡量兩國技術差距，據統計，從1984年起，韓國的專利數量開始超越巴西，並大幅增長。另一方面則使得兩國的經濟結構出現分化。巴西在開放市場依據比較優勢原則主要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進口資本品、中間產品和消費品。這樣的貿易結構在客觀上也促成了相對固態化的產業分布，使其在全球生產中經濟收益水平相對較低，制造業規模擴張的同時，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卻呈現整體下降趨勢。與之不同，韓國則在國際競爭下，出現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較快成長。截至2015年，巴西的三次產業佔比分別為9.1%、35.6%（制造業為23.6%）和56.3%，而韓國則依次為12.7%、34.0%（制造業為24.5%）和53.3%。同期，巴西的制造業人均產值為586.3美元，僅為韓國（2265.3美元）的25.9%。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兩國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很好地驗証了出口復雜度、產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20世紀60年代，巴西和韓國的人均GDP和經濟發展均處於相似水平。在隨后的發展中，韓國結合國際競爭的需要，及時出台必要的產業政策，促使動態產業競爭優勢持續擴大。通過不斷提高產品復雜度、著力生產和出口科技導向型產品，出口成為韓國經濟增長較為穩定的動力來源，最終促使其超越了以大宗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巴西，並脫離了中等收入陷阱。

就巴西而言，在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出口曾直接或間接促進其制造業成長。但在新型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下，由於缺乏恰當的產業政策糾偏，巴西制造業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向資源加工業和出口加工裝配業傾斜，而封閉經濟下因規模約束和競爭不足而相對脆弱的一些民族工業部門，因受到開放市場中的激烈全球競爭而被迫退出。上述兩種合力使得巴西的工業布局發生變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去制造業化”，﹝1﹞在進口替代時期形成的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遭到破壞。在這樣的背景下，巴西制造能力、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相對落后，出口復雜度不斷下降，這影響了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使出口擴張的數量邊際受到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出口數量向經濟增長的傳導。同時，受自身產業結構約束，巴西國際分工地位相對固化，經濟和產業升級受到制約，經濟增長潛力有限。由此，巴西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增長的波動性增大，使得人均收入無法保持前期相對的穩定增長，“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出口-增長”內生化傳導機制對比

在經濟機制運行順暢的國家中，“出口—收入增加—消費增加—經濟增長”這一傳導會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內生化，轉為消費動力，促進經濟及相關部門的發展。收入分配相對平均或偏重貧困人口時，社會邊際消費傾向擴大，有助於此種“外需-內需”的傳導。

巴西和韓國在起步階段都存在兩極化的收入分配結構，但社會政策的差異使得收入分配格局呈現出不同的演變軌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開始改變“先增長后分配”政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通過不斷完善個人所得稅、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規范分配秩序、促進教育均衡、支持農業發展等，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化，這使其基尼系數呈現總體下降趨勢（在全球性危機年份有所反彈），始終低於0.4的警戒線，處於比較平均和比較合理的區間內。這使其在外向化發展模式下，出口與非出口部門、高收入與低收入部門之間保持著流動性，促使出口產生的收入帶動作用能夠較為順暢地傳導，促進經濟增長。

巴西在殖民經濟下就具有典型的兩極化收入分配結構，初級產品出口和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權勢階層對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集中整合，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20世紀90年代，在巴西大體完成發展模式轉型后，其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直至2003年后，情況才略有好轉，但目前其基尼系數仍超出0.5。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統計，巴西是拉美城市收入級差（即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最大的國家，收入最高和最低20%的人口的所得差異超過20倍。﹝3﹞在這種收入分配格局下，社會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出口帶來的收入增長對內需的刺激效果有限，對經濟增長也具有制約作用，不利於提高經濟的抗外部風險能力。

（三）“出口-減貧”傳導機制對比

在外向型經濟模式下，貧困對經濟增長形成一定的制約作用。大規模的貧困人口購買力相對有限，無力形成有效內需，抑制了國內市場的發育，無法為工業發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規模，不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同時，大規模貧困人口對社會穩定形成巨大壓力，使得社會平衡相對脆弱，難以為經濟增長與發展提供穩定環境。在這些因素作用下，“出口—經濟數量增長……經濟質量改進—出口升級”出現斷鏈，無法實現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

對比巴西和韓國，能夠看到兩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同樣面臨著不同的發展軌跡。韓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陸續建立生活保護制度、有功人員保護制度、災害救護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兒童、老人、殘疾人、婦女、流浪者等五大社會福利體系，覆蓋了大部分社會弱勢群體，並且專門制定了相關法律，規定向弱勢群體提供保障。在上述政策的推動下，韓國的社會福利和外向型的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了較好互動。

巴西相對集中的貿易結構下，出口創造的就業機會與福利改善僅局限於相關行業和地區，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情況。盡管從90年代中期開始，巴西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政策，削減貧困是這些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不過，由於經濟增長的波動，90年代后的歷次全球性或地區性經濟危機都通過作用於經濟總量，對巴西的減貧效果形成沖擊，使其減貧績效不穩定，增長與發展有所“脫鉤”。

上述分析表明，在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下，韓國輔之以配套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補充了市場機制，而巴西現有社會結構和社會政策抑制了外需的溢出效應。在巴西模式下，外需在“擠出”內需資源配置的同時，無法通過順暢的傳導機制刺激內需的相應擴大。由此，出口對巴西經濟增長的帶動有限，內需和外需之間的傳導斷裂更是影響了其經濟增長，這構成其80年代以來長期低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四、結論與啟示

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在《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一書中提及的“產品的機遇性”對拉美經濟有著很大影響，當其與恰當的出口導向機制和經濟政策融合默契時，經濟成功﹔而當三大因素之間矛盾激化時，經濟出現問題。巴西和韓國在進入現代化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再次驗証了這一機理。可以看到，在相似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與韓國經濟形成了良性互動，形成了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促使其較快成長為高收入國家。然而，出口對巴西經濟增長的“數量引擎”作用不足，“質量制擎”效應突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三大因素之間的不適應引發的。上述效應加之巴西的社會結構與政策體系，外需、內需和經濟增長之間傳導不良，就使得其出現了低增長與波動加大的復合結果，導致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長期膠著於固定區間，“中等收入陷阱”最終由偶然轉為必然。

需要強調的是，在發展中世界，較快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韓國屬於典型個例，而類似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前，如何及早進入高收入階段也是中國面臨的首要目標之一。而本文對巴西和韓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經驗與教訓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如下啟示。

啟示一：出口與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形成高質量經濟增長的前提，實現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撐，須對產業結構和出口技術含量不斷升級。相較於韓國通過市場與政策有機結合確保產業動態升級的模式，巴西出口對初級產品始終有較高依賴度，導致出口對經濟增長質量改進的不利影響。對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結合國內外資源和競爭環境的變化，對出口結構加以調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規避單一出口結構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在條件允許時，更應該通過政策干預，打破初級產品出口的產銷循環和利益鏈條，促進出口結構升級，提高出口的經濟效益和效率。

啟示二：在外向型發展模式下，為了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最大化出口對經濟刺激作用的同時，應建立暢通的“外需-內需”傳導機制，從而形成有效的經濟聯動增長。在開放經濟中，外需與內需都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二者之間存在有機關聯。通過“收入-消費”效應將外需帶來的經濟增長轉化為內生動力，將有助於擴大外需的積極影響，消除其外部風險有可能帶來的弊端。

啟示三：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不會自發解決結構性缺陷，應配合以適當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進行糾偏。在經濟體系內，出口對經濟形成直接推力，通過市場的自由配置就可以促進一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實現比較優勢，有助於經濟“增長”。但是，出口也將外部變動導入國內經濟中，增強了國民經濟對比較優勢產品的依賴性，使得一國更易受世界經濟周期的影響。在社會體系內，出口是外生變量，通過傳導機制對社會指標產生影響，隻能對“發展”形成間接推力，不但無法直接消除或解決業已存在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反而有可能激化原有問題。

啟示四：規避中等收入階段矛盾激化，應當適時進行調整與轉型。從韓國和巴西的增長實踐可以看到，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初期，發展中國家經濟仍然保持較高速的增長，但這一持續增長期有限。直至1981年才關閉的良性發展“窗口期”內，巴西並未及時進行換擋升級的適應性調整，而是在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后才被迫轉型。轉型延遲使巴西錯過了70、80年代國際產業大轉移帶來的有利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經濟發展開始落后於韓國，也一直未能從中等收入國家躍升至發達國家。而今，巴西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出口和增長的不適應，應當結合國際市場環境，適時調整發展模式，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經濟損耗。

（作者：岳雲霞，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史沛然，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岳雲霞. 拉美外向型發展模式的經濟與社會成效研究﹝J﹞. 拉丁美洲研究，2009，31（5）：23-28.

﹝2﹞ 齊傳鈞. 巴西收入分配問題與相關政策評析﹝J﹞. 拉丁美洲研究，2014，36（4）：27-34.

﹝3﹞ ECLAC. Statistic Yearbook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R﹞. Santiago of Chile，Decemb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