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要更加准確地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要求，就要緊扣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一些經濟學派開出的藥方，又要注重科學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后，黨中央針對我國經濟當前階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

　　 1.我國正處於消費加速升級的時期，而供給體系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一變化，供給需求不匹配的問題日益顯著。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8000美元。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后，消費升級趨勢將加速。近幾年來，旅游購物、海外代購在我國迅速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我國國內的供給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多樣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給體系無法適應消費升級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供給體系依然處於強調低成本、大數量、低差異化的規模化工業化生產階段，而尚未進入強調差異化生產、滿足不同消費需求的柔性化生產階段。要實現這一轉變，就需要整個經濟體系實現轉型，即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向強調創新的集約型方式轉變。

　　 2.需求側管理手段邊際效應遞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並日趨完善，我國通過需求側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不斷提升。應該說，這些年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我國的調控措施有著緊密聯系。但是，隨著需求側調控措施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增加，這些政策的邊際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產生的負面效果卻不斷顯現。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較多地依賴於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建設，但隨著相關領域投資數額的激增，繼續依靠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正逐漸變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間也逐步變小，特別是在最終消費率提升較慢的情況下，過度依賴投資會對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構成一定的阻礙。據統計，“十二五”期間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完成投資超過12.5萬億元，是“十一五”期間的1.6倍。應該說，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但是如果長期持續地將基礎設施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則早晚會使基礎設施的投資超出合理限度，進而帶來各種問題。特別是在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情況下，一次性進行過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會壓縮未來相關投資空間，影響未來經濟調控政策。

　　 3.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將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增長動力將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發展主線則變成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如何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盡快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而集約型經濟增長的實質便是，通過優化組合各個生產要素，不斷挖掘生產要素的潛力，提升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進而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強調的是綜合供給效率的提升，這需要通過科技創新來實現。

　　 4.我國在供給側積累了諸多矛盾，嚴重影響了我國供給綜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應該說，適度的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一個常見的結果，因為經濟發展存在波動，企業都會預留一部分產能應對經濟進入繁榮階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國長期快速的經濟增長，導致部分領域投資過多，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特別是在煤炭、鋼鐵等一些行業領域。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庫存問題，其實質都是佔用了大量的資源，造成無效或者低效率供給，影響了相關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採取相關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面，與企業生產相配套的金融體系和政策、相關的產業政策存在一系列不足，影響了企業供給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稅收方面，企業稅收負擔普遍較重，在實體經濟發展環境較為不利的情況下，影響了企業提升供給效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解決好這些突出的問題，從而提高供給綜合效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導向

　　 基於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特征，有兩個緊迫任務需要完成，即穩定經濟增長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穩定經濟增長，主要是阻止GDP增長率持續下滑的現象，實現“十三五”期間每年GDP增長6.5%左右的目標。由於我國目前人均GDP尚不足8000美元，經濟發展的潛在空間依然較大，同時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不平衡的區域經濟，決定了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存在著“東方不亮西方亮”效應，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實現難度不大。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由於很難在短期內看到相應的政策效果，並且在以往需求側管理措施的實際操作中這一目標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在未來較長時間內，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導向。

　　 1.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力的經濟轉型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勞動力數量開始出現下降、各項資源能源限制不斷增強、環境約束日趨強化，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支撐因素正不斷弱化，傳統的發展路徑已經難以為繼。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新常態強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對我國未來較長時期經濟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而無論是經濟結構優化，還是發展動力轉換，都需要提高創新特別是自主技術創新的能力來實現。當前，盡管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國自主技術創新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整體技術落后、關鍵技術領域尚未取得突破的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變，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依然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在未來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以創新為關鍵要素的企業核心競爭力，逐漸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層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

　　 2.“三去一降一補”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行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主要是針對我國在供給側存在的突出問題而提出的綜合性解決措施。其中，一部分屬於在發展過程中逐步累積的突出問題，如產能過剩問題和房地產庫存問題。事實上，產能過剩不是一個新問題，在以前的調控政策中，也曾經出台過淘汰落后產能等一些措施，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整體來看，相關的政策措施並沒有真正解決過剩產能問題，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狀況反而持續惡化。而另外一部分則屬於對企業生產銷售行為有重要影響的措施，如降成本和補短板。降成本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企業生產成本不斷攀升，導致部分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企業面臨著較困難的經營困境。毫無疑問，降成本將有利於緩解企業經營的困境，促進供給效率的提升。而補短板所包括的內容比較豐富，其中就包括支持企業技術和設備改造、加快技術、產品的創新等內容。可以看出，“三去一降一補”已經將轉型升級及促進技術創新的相關內容包含其中。

　　 從政策實施的角度看，先解決迫在眉睫的突出問題，然后逐步深化改革的相關舉措，不斷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個理性的選擇。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有望長期持續，與需求側管理一並構成完善的調控體系，共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經濟轉型的順利推進。因此，從中長期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遵循經濟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發展的要求，以技術創新為導向，將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作為核心目標。

　　 3.以技術創新為導向，是與不斷升級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收入的提高，消費需求檔次的不斷提升是一個普遍規律。具體來說，從注重消費的數量、滿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將向個性化、獨特化、多樣化的需求轉變，相應地要求企業從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向柔性化生產轉變。這一轉變就需要以技術創新為支撐。一方面，產品品質的提升，需要企業在相關領域的技術創新取得突破。當前階段，我國很多產品的品質不高，主要原因在於企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只是追求以低成本為核心的競爭戰略，較低的利潤迫使企業不斷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結果往往降低了產品質量和相關服務水平，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體驗。

　　 另一方面，獨特化、個性化的需求滿足，依賴於企業生產技術及組織方面的創新。要徹底實現個性化生產，並將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需要依賴於企業廣泛利用互聯網、物聯網等相關技術。例如，引起廣泛關注的德國工業4.0，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重組工業生產體系，通過利用最新的互聯網、物聯網以及機器人技術，實現個性化生產。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其實也是經濟新常態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個要求。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由單一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轉向注重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的協調，發展動力也由強調要素投入轉向強調技術創新的帶動力，而這一系列轉變背后，需要更科學的政府和市場關系作為支撐。例如，要提升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不但需要完善的創新體系作為基礎，還需要理想的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和精准的調控能力作為支撐。其中，理想的環境主要包括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與適度的創新支持，前者其實就是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隻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企業才真正有動力一心一意進行技術創新，否則其精力很可能會用於獲取壟斷地位﹔而后者則強調，要適度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以盡快實現技術創新方面的趕超。而精准調控能力則體現在制定與實行技術創新相關政策時，必須提升調控的精准性，盡量減少相關政策的負面效應。

　　 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也應注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一方面，我們要堅決避免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於西方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政策。供給學派極端排斥政府的調控作用，隻強調市場調控作用的發揮以及對之前政府“扭曲”市場行為的糾正。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在注重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也注重發揮政府的作用。以產能過剩為例，有的學者就認為，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下普遍存在的現象，因而沒有必要由政府採取手段進行處理﹔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產能過剩並非是市場單一作用的結果，而是或多或少與政府調控有關，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有政府的介入。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其他任務來看，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作用，僅僅依靠市場機制難以解決。

　　 另一方面，要注重吸取需求側管理手段的教訓，在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時，不能急於求成，應該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逐步將一些復雜的、深層次問題予以解決。在過去的需求側管理上，我們過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引導和調控作用，而對市場機制的作用相對重視不夠。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我們應盡量避免採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盡量結合市場機制去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