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內涵與現實意義

　　關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討論的文章已經很多了。但很少能作出“知行合一重在行”之論的，本文就此談談一得之見，求教於方家。

　　歷代儒家“知行”觀的簡略回顧

　　在“知”與“行”的關系問題上，儒家有較為深入的探討。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難、知先行重、知行並進、知行合一等多種說法。

　　《古文尚書·說命中》記載了傅說對商王武丁說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話，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難”之說。孔子認為人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三種，主張“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實際上是主張以行為本的。子思著《中庸》引孔子論“知行”之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是明確將知行問題作為修身治國的根本。《荀子·勸學篇》提出了“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的命題，可以說是“知行合一”說之濫觴，但先秦儒家還沒有系統的知行觀。

　　漢代王充認為所有人都是“學而知之”的，即便是聖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識的真偽必須通過事實的檢驗才能証實，即所謂“事有証驗，以效實然”，但他對知行關系未作深入探討。南宋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須”“知先行重”的觀點，認為“知行常相須”，“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陸九淵也有“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觀點。王陽明則針對朱陸的“知先行后”說提出了“知行合一”說，認為知行關系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兩事”。黃宗羲繼承發展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強調“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為工夫”，從而把王陽明的“致良知”改造為“行良知”，建立了比較系統的“力行”哲學。王夫之則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資以為用”等論斷。

　　以上種種知行關系說，本質上都是在討論道德、倫理與政治的關系，它更重視的是德性之知與倫理、政治之行，而非純粹意義上的知識之知與科學實踐之行，因而是一種倫理政治學說，它與西方知識論意義上的知行觀是根本不同的。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內涵與重點

　　所謂陽明學，實質上是以“良知”為德性本體，以“致良知”為修養方法，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以經世致用為為學目的的良知心學。王陽明論“知行合一”之說曰：

　　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說，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內涵有三個要點：第一，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謂“工夫”，就是認知與實踐的過程。第二，知行關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發點，是指導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歸宿，是實現知的，而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有明覺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至善，這實質上是個道德修養與實踐的過程。顯然，王陽明所謂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謂“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的道德實踐。可以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在本質上是集道德、倫理、政治於一體的道德人文哲學。

　　但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理論重點是什麼？有必要作深入探討。我認為，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重點是在“行”字上。理由有三：

　　首先，“知行合一”說的提出，是在王陽明貶謫龍場期間，繼龍場悟道悟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針對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請問“朱陸異同”時而提出的觀念。王陽明從本體意義論知行關系，認為求之吾性，本體自明，朱陸的“知先行后”說，是分知行為二事，割裂了知行關系。而王陽明強調的是知行一體，不能割裂為二，或分別先后。

　　其次，當門人徐愛以“孝弟”為例質疑“知行合一”之說，認為“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時，王陽明答復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這說明王陽明認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實在“行”並且已在“行”的。

　　再次，王陽明在平定南贛匪患時期，在致弟子的書函中提出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命題，強調“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所謂“心中賊”，指的是朝中官員普遍存在的道德墮落與作風腐敗，這個命題針對的正是當時朝中官員說一套做一套、知行脫節的不良風氣，發出希望當政者掃蕩“心腹之寇”以收“治國平天下”之實功的呼吁。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重點是放在“行”上的。對此，作為陽明后學的黃宗羲心領神會。黃氏在其《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序》中指出，陽明先生“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隻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這是深得陽明良知心學精髓的精辟之論，也是對王陽明“知行合一重在行”思想的最好注腳。

　　“知行合一”論的現實意義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現實意義，我們可從以下三點去理解：

　　第一，王陽明“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雖然從本質上說是一種道德修養論與道德實踐論，但從儒家“修己以安百姓”和“內聖外王”的思維邏輯與思想傳統而言，其道德修養必定要落實到政治實踐和社會治理上，所以又是一種政治學說。王陽明所講的“知行”關系，從現代擴展的意義而言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所謂“知行合一”，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

　　第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對於當前反腐倡廉，誠信施政具有警示作用。現在一些官員知行分裂，說一套，做一套，敗壞了黨風政風，也失信於民。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隊伍的道德人文素質。這對啟迪官員的道德良知，遏制貪腐之風，推行廉潔政治，執政為民，取信於民，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助於在新的形勢下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促進“人文化成”。所謂“文化”，按古人的定義是“人文化成”，即以人文精神教育人民，養成良好社會風尚。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重點放在“行”上，奉行的是文德教化理念，強調的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對於發揮“人文化成”作用，推進全民道德教育能起到積極作用。

　　 （作者：吳光，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