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和正確應對“逆全球化”現象

近兩年來，受歐美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影響，“逆全球化”潮流不斷涌現。近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通過釋放市場的力量，推動了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促進了全球貿易與生產的蓬勃發展。經濟全球化在帶來繁榮和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困、沖突、分配不公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特別是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經過八年多的調整，全球經濟並沒有迎來理想的復蘇，相反卻陷入持續的結構性低迷，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全球多邊機制不振、各類區域性的貿易投資協定碎片化，美歐的移民政策、投資政策、監管政策等朝著去全球化方向發展。席卷歐美的民粹主義認為，現在需要封鎖邊境、強調民族主義，本國第一、管好自己。他們的觀點得到很多民眾的認同，這實際上是一種“逆全球化”現象。

“逆全球化”趨勢形成的根源

“逆全球化”趨勢出現的根本原因，是近年來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全球部分地區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資源分配不公，社會上的被遺棄感和不安全感增強，從而讓民心轉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將他們視為救命稻草。

首先，公共政策失靈，導致經濟低迷態勢無法緩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打擊是巨大的，正是在其影響下，世界生產總值、貿易、投資均出現大幅度下滑。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市場開放程度更高，經濟的波動也更為劇烈。主要表現在：技術進步帶來就業相對減少﹔資本和勞動間收益差距不斷擴大﹔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運作帶來巨大風險。雖然公眾輿論普遍認為各國應該在經濟全球化危機爆發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調整，增強保護社會的措施，但許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使他們關於政策的討論仍沿著原有軌跡展開。受政策慣性影響，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僅無法緩解經濟衰退，還讓社會中下階層群體在種種無效措施的實施過程中利益再度受損。這引起公眾極大的不滿，最終在發達國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思潮的迅速發展。

其次，資源分配不公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一方面，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態度較為消極。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上佔有絕對優勢，而且在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中具有主導地位。雖然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在某種程度上照顧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然體現著發達國家的利益。同時，發達國家依靠先發優勢，獲得超額壟斷利潤。發展中國家為獲得相應的先進產品，則需要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這從客觀上造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紅利分配不均。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內部各階層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利益分配難以均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的精英階層在分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時佔據了更多優勢，而人數佔絕大部分的中產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出現收入下降的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達國家制造業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一些工人階層失業或從事更低收入的工作。同時，面對生產過程中不斷增加的資本密集度，資本與勞動之間更高的替代彈性提高了國民收入中資本所有者的份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馬太效應顯現使貧富差距拉大，是發達國家中下階層抵制經濟全球化，並成為“逆全球化”推動力量的主因。

最后，移民問題使得民眾的被遺棄感和不安全感增強。移民問題是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大挑戰。以美國為例，移民對就業機會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非技術工人群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衰退中，美國實際GDP總值在當年第三季度開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開始出現再次增長，與此相反，失業率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復到與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型復蘇的出現，決定了美國選民與其他發達國家的選民相比，更難以容忍經濟的衰退。而對於歐洲來講，在移民問題上面臨的挑戰，更集中體現在新移民由於宗教文化原因，無法融入主流社會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如大規模社會沖突等。移民問題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安全隱患導致移民接納國人民將矛頭指向經濟全球化，這也是“逆全球化”浪潮中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源之一。

“逆全球化”現象及長期不利后果

英國公投脫歐是民粹主義的一次集體爆發。歐洲大陸過去幾年的民粹主義源於大量難民的涌入導致從民眾到社區、從各個國家到整個歐洲層面的種種治理挑戰，歐洲各國政府在為難民問題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在不遺余力地尋找解決方案。新移民和東道國某些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底層的社會群體面臨著失去就業機會、收入不平等等諸多問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雖然精英階層作為西方社會的統治階層，擁有規則的制定權，但作為交換條件，精英階層需要為普通民眾謀求一定的福利。當民眾對現實生活產生不滿時，民粹主義就會被激發，並以一種去制度化的方式來抵抗現有的精英政治。英國脫歐就是民粹主義集體爆發的一次典型體現。伴隨而來的，歐洲各國民粹主義政治受到鼓舞，世界政治的民粹化趨勢可能將加強。“逆全球化”趨勢有可能在民粹主義影響下轉變為現實。

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抬頭使自由貿易理念邊緣化。一是多邊貿易體制短期內實現實質性突破較難。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到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不同，核心訴求不同，這就決定了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全體成員達成一致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同時，貿易自由化標准更高，涵蓋范圍更廣，排他性更強。當下，自由貿易理念的挑戰已由降低關稅的初級階段向技術性和體制性問題轉化，發達國家不斷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增加技術性保護條款，建立多邊貿易體系更加困難。比如，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已進行了15年之久，隨著時間的推移，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二是隨著世界經濟低迷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的出現，自由貿易理念被更多的國家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升級的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實施的限制性貿易措施多達736個，同比增加50%，是自由貿易促進措施的3倍。

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

對所有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都是一把雙刃劍，利弊兼而有之。“逆全球化”趨勢揭示的問題應該引起國內、國際和全球層面的高度重視，它提醒政府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還應關注和矯正其他方面的失衡和偏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演講所提到的，“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逆全球化”趨勢至少讓人們對今天的制度和政策進行反省，去努力解決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種種矛盾和沖突，探索新的、更好的發展模式。

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得益於開放的經濟模式，自由貿易、貿易便利化、對外投資、吸引外資和產能合作等措施始終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世界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正在進入西方收縮經濟全球化步伐的調整時期，這也是經濟全球化模式的轉變時期。當代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將逐漸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主要動力。平抑經濟全球化逆動，推動世界經濟開放發展和強勁復蘇，不僅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期待，是大國的責任擔當。

因此，我們應當加強對“逆全球化”趨勢的全方位研究，注意從反經濟全球化的抗議浪潮中傾聽合理的呼聲和有益建議，注意引導人們科學冷靜地看待“逆全球化”現象，防止當代西方錯誤思潮趁機對我們進行的強烈沖擊。同時，要認清形勢，增強定力，堅定不移地發展外向型經濟。筆者認為，今后一段時期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全球治理理念，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在理念上推進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各國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往來、產業分工等經濟互動相互促進發展，大國有責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帶動其他國家發展。共同發展並不排斥全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反而更加強調市場機制的效用，不提倡市場分割和排他性的俱樂部性質的經濟機制，不贊成經濟合作中附加的政治條件和價值觀的約束，主張更加開放的全球市場和與其相適應的全球多邊治理機制，以開放型經濟謀求共同發展。

第二，繼續擴大開放，積極參與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現行的國際運行機制為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相關規則的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爭得更大的發言權和實際利益。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以及與世界經濟的不斷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規則的走向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切身利益，各國對中國發揮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制約。對此，我國一方面要敢於承擔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大國責任，另一方面應看到，規則制定與我國市場開放的重點和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需以更加積極、開放的態度參與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既要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更要努力推進國內改革，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提供必要條件。

第三，打造以G20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治理長效機制。G20作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平台，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化解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方面發揮了“救火隊”的作用。危機過后，G20峰會動力不足、議題泛化，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成果有限，亟須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協調各方利益，力促G20擺脫“清談館”的僵局。強化G20職能，建立全球經濟治理長效機制，是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治理轉型的關鍵，中國應在貿易投資協定、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第四，以共建“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轉型。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倡議國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主要成員，中國有能力和意願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貿易便利化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金磚國家保持密切經濟聯系。“一帶一路”沿線集中了60多個國家，以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重點的建設內容，將為沿線國家的經濟深度互動創造條件，這無疑為經濟全球化發展增加了新的動力，也是世界多極化時期經濟全球化轉型的基礎。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推動全球治理轉型的主導性力量。在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沒有反映世界格局的新變化，沒有體現新興市場國家的實力結構，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立起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是服務合作和規范合作的機制創新，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標志性成果。（作者：范黎波 施屹舟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