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命脈，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不竭源泉。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連續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善於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這就確立了文化繼承的理論基礎，也就回答了什麼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繼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的繼承發展問題，不僅是關系到當下至未來一個時期治國理政的大問題，而且是關系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的大問題。

1、繼承與弘揚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性的文明。五千年文明的連續發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中華文明的這種連續性之所以成為可能，除了各種其他因素之外，中華民族自覺的傳承意識和傳承實踐，始終是一個重要原因。自覺地繼承、傳承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項重要特征，也是中國文化連續性發展的根本條件。孔子注重“述而不作”，述是復述，也是傳承，述是早期古代文化積累發展的主要方式。沒有“述”文化的成果就不能保留和傳承，孔子以后儒家對六經的不斷解釋和自覺傳承對中華文化的久遠傳承發揮了根本性的示范和作用。唐代的韓愈曾寫下著名的《原道》，原道的道就是中華文明及其核心價值，強調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要堅持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宋代以后，“學絕道喪”成為儒學的根本憂患，主張要把文化和價值的傳承作為第一要務。

20世紀中國文化中的“繼承”問題，在現代文化語境中是指對於“古代文化遺產”的繼承，從而使得繼承這一法律術語同時具有廣闊的文化意義。在發生學上，這個問題既是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發展轉變中發生的，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在長期武裝斗爭時期就遇到的問題。就前一點來說，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突顯的新舊文化問題，當時的主流聲音是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全面批判傳統文化，以求走向近代化。就后一點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包含著自己的文化主張﹔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武裝斗爭為中心任務的時代使命不能不規定了文化繼承和選擇的主題。

換言之，革命為中心任務的時代，對於文化的主張和選擇必然是以服從革命斗爭為根本、為革命斗爭服務的。革命的武裝斗爭需要的是鼓勵勇往直前、沖決羅網，以及堅決奮斗的氣概、意識和精神，而反對遵守秩序法則，不重和諧守成。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在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當性，而儒家思想本質上不是為革命吶喊的，而是為治國安邦、修身齊家服務的學問。因此儒家重視的是和諧、秩序、道德、團結、穩定。歷史上，漢代的建立，經過軍事斗爭取得勝利，而后轉入長治久安的時期。漢代大一統王朝的成功發展不是自然地經歷了這樣的轉折，而是以秦政為借鑒，通過重視漢儒叔孫通對劉邦所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認識到儒家不是馬上得天下的學問，卻是馬下治天下的學問，而逐步取得的。馬上得天下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馬下治天下就是和平時期長治久安，中心任務不同，對傳統文化的選擇和認識也就不同，對文化繼承的態度也就不同。

因此，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時期，理所當然地，傳統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不受重視，因為儒、釋、道重視的是道德對社會的涵養、文化對人的化育。這些傳統思想文化在當時不僅不受重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批判，也有其合理性。因此，以革命斗爭奪取政權為中心的時代和取得政權建設發展的時代，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與需要是完全不同的。革命戰爭時代對於中華文化的繼承必然不同於建設發展時期，不僅在整體上的認識不同，在對個別問題的繼承上也必然不同。這表現在毛澤東的意識中最為明確，典型的例子是抗戰期間毛澤東對彭德懷、匡亞明表示的對孔子思想的意見。彭德懷主張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在人與人之間要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澤東對此提出批評：“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隻有在階級消滅后，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匡亞明提出孔子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是說領導人要起模范帶頭作用，應該肯定。毛澤東表示：“孔子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隻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

從193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方針，以毛澤東為代表，表達為“批判地吸收”。其主要意旨是，在批判的前提下吸收，批判居於主體、優位、前提的地位，這和這一時期黨的革命中心任務是一致的。當然，由於黨早期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影響很大，所以這一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包含有“五四”新文化思潮影響的成分。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個時期，在將近30年中第一代領導核心仍然延伸了革命斗爭時代的文化方針與態度，突出階級斗爭。這一時期長期地以“批判地繼承”作為文化的主導口號和方針，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黨全面繼承、吸收古代的優秀文化，以服務於國家治理和文化建設。而這一點的真正自覺，要到21世紀初提出和諧社會建構才開始，在十八大以后才全面展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於傳統文化“要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這一思想不再停留在以往革命為中心任務時期的“批判地繼承”的提法，不再把批判地繼承作為文化傳承的主導方針。揚棄是同時包含了發揚和拋棄兩方面的辯証法，揚棄就是既取其精華，又棄其糟粕，在這個新的提法中，避免了以批判為先、為主的傾向，充分體現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后，從治國理政的整體需要對文化繼承方針的新思考。

多年以來，我們在文化領域遇到的主要問題，不是要不要繼承，而是如何繼承，繼承什麼。前者是繼承方法，后者是繼承標准。毛澤東1938年說過，“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又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方法，主張吸取民主性的精華、棄除封建性的糟粕，作為發展民族新文化的條件。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提出“我們要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他特別批評“言必稱希臘”，強調“不僅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明天”，強調“不能忘記我們自己的老祖宗”。這些直到今天還是有意義的。但是由於中共早期的文化理念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甚深，又在新中國成立后延伸了革命戰爭時代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於是在繼承文化遺產的問題上，始終不能及時轉變批判為主的思維。如在如何繼承古代文化遺產問題上，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沿用了“五四”對科學和民主的強調，強調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用以區別封建性和民主性的標准。其實，把民主和科學作為文化繼承的標准，是不夠全面的。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美德，唐詩宋詞的美學價值，中和辯証的實踐智慧，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等，都包含著超越時代的普遍性文化精髓，不能僅在這種科學民主的標准下被肯定。另一種常見的誤區是認為農業文明時代發展出來的文化已經全部過時，這是犯了機械決定論的錯誤，不能認識到人類任何時代都可能創造出超越時代的文化內容。

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需要，繼承中華優秀文化是中華文化不斷創新發展的需要，繼承中華優秀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繼承中華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文化的繼承，關鍵是承認在中華文化中含有超越時空、跨越國度、富有永恆意義、又有當代價值的成分。因此，在民族精神與價值觀上，中華文化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並不是僅僅提供了“民族形式”，而是提供了積極豐富的內容。

弘揚是把承接下來的傳統發揚光大，因此弘揚與繼承既聯系、又區別，繼承是前提，弘揚是在繼承基礎上的發揚，往往指在實踐中自覺地予以宣傳、予以貫徹、予以提倡、予以發揮。近年來我們一直提倡弘揚優秀傳統，發揚民族精神，都是自覺地對中華優秀文化加以發揚的積極實踐。因此，真正的繼承不是簡單的承接，而是聯系著弘揚，弘揚是更為自覺地繼承傳統的積極態度。繼承意味著肯定，繼承和弘揚的方針反映了現實的需要。繼承與弘揚，正像繼承與其他范疇的關系一樣，不是割裂的，弘揚也是一種繼承，發展也是一種繼承，繼承和弘揚發展是互相包含、關聯一體的文化實踐。

2、挖掘與闡發

如何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這還涉及挖掘和闡發。我們今天一般所說的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多是指古代流傳下來、體現為文字的經典文本，特別是其中的價值觀念、經典語句、思想主張、文化命題。

繼承是就既定的遺產之承接而言，一般多理解為自然性的，這裡的自然是與自覺推動相對的。汲取與自然地繼承有所不同，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態度。古代的繼承多是自然歷史過程，今天我們倡導繼承，更多是自覺、積極、主動的文化實踐。可以說，真正的繼承並不是自然地可以完成的，需要認真地對對象加以汲取。汲取本身是能動的，汲取的過程也是升華的過程，使一切現成的文本形式和內容升華為我們可以利用的當代價值。汲取即是努力地予以吸收，汲取又聯系著挖掘和闡釋。古代文化中的一個語句或命題有沒有價值，有什麼樣的價值值得汲取，都往往需要經過挖掘和闡釋。有的時候，語句的意義不直接明朗，需要經過人的解釋和闡明，才能賦予、開顯其現代人覺得重要的價值含義，如天人合一。近代以來的許多批判性解釋往往是把古代文化的資源歪曲了，或封閉了。我們所提倡的挖掘和闡發就是去除那些望文生義的曲解，並使之向當代文化開放。深入挖掘既指要在古代浩瀚的書卷中尋覓出有價值的文本語料，也指對相對熟悉的歷史資料的當代意義的深入理解。

關於挖掘和闡發，更突出強調的是中華優秀文化的時代價值。因為，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的關系，有的並不直接，需要從新的視野來考察分析，去挖掘闡發，才能顯現出其時代意義，才能建立起古代文本與現代社會的關聯與連接。有的古代文化的命題橫看成嶺側成峰，從不同視角看有不同的意義，挖掘和闡發就是要從當代的政治、經濟、科學、社會、文化生活的需要去看，使古代文化的意義能與現時代聯結起來。古代文化的任何一個單元都是多層次、立體的，關鍵是我們用什麼視角去挖掘、理解、闡發它們。所以挖掘和闡發，是實踐主體和文化客體之間主客互動的關系，意義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的客體，而是隨著觀察的視野的變化呈現的。在挖掘和闡發上，我們有過經驗教訓，歷史上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對古代文化的繼承隻強調階級分析，忽略了文本本來具有的多方面含義，忽略了通過文字形成的語句所包含的普遍性意義，而執著於具體的歷史性因素﹔忽略了文化傳承實踐自身具有的能動的普遍化能力和普遍化屬性，正是這種普遍化屬性使得文本的意義隨著歷史上的不斷詮釋得到不斷的豐富，並能滿足當代社會文化的需要。

而且，闡釋的能動性還表現在，在文化傳習過程中，闡釋不是停留在古代文本的表面意義上，或停留在作者的原意上，而是建構性地把古代文化中原有語句或命題解釋為另一種積極意義，擴大了原語句的意義及其適用范圍，以適合當代的需要。挖掘和闡釋還有一個面向，就是不以某一個特定文本或語句為對象來挖掘，而是通過大量考察各種文獻，加以提升、提煉、總結、歸納，揭示出文化的精神、民族的精神，這也絕不是由直接、自然地繼承所能完成和實現的。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把中華文化中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理念弘揚起來。挖掘和闡釋就是要以這樣的文化觀為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要努力用中華民族的一切精神財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挖掘和闡發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下功夫：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價值觀，使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觀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和源泉。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文化治國理政的經驗，如民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作為今天的啟示和鏡鑒，以利於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進和完善。要努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美德，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努力促進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充分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有利於調理社會關系、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內容，引導人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培育文明風尚和社會氛圍。

3、協調與適應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這就表示，在文化傳習的實踐中必須與今天現實生活的需要相結合。古代文化的許多原則、精神是值得繼承的，但其方法方式須結合現時代加以改變，以適應當代社會。如古代重視孝敬父母，其原則和精神應該繼承，但孝敬父母的方式方法要和當代社會生活相適應。又如古代文化強調個人道德，而沒有發展出一套適合現代公共生活的准則體系，這就需要把古代的個人道德修養和遵守當代社會的公德協調起來。又如古代文化重視以德治國，這一原則在現代社會仍有意義，但必須與現代社會依法治國的要求結合起來。再如中國古代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這與現代民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古代的以民為本的價值觀也需要在現代社會落實、轉進為一套民主制度的建設和社會意識。所以，當代文化指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先進文化、社會治理等。傳統文化需要與之協調適應，才能為今天的社會服務。現代社會的生產及消費在主導性質上主要是工商社會，傳統文化如何在工商社會、在商業化的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都需要從協調和適應這個角度去處理。但是，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的關系除了協調和適應的一面，還有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規范引導的一面﹔不能僅僅理解為傳統文化向現代社會靠攏，要傳統文化無條件地與現代社會的一切妥協，以至於對現代社會的弊病視而不見。也就是說，還要注重在現代社會文化環境中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引導功能。現代社會的碎片化傾向、當代文化的商業化、現代價值的個體化，都需要用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一起來加以矯正。所以，我們說傳統文化仍有現代價值，正是指傳統文化的傳習有助於矯治當代社會的弊病，促進社會文化健康發展。

當然，百年來中國社會變化很大，如農村社會從新中國成立前到新中國成立后，從改革前到改革后，城市化前到城市化后，社會變遷與變動的速度很快。城市的原有社會關系在城市改造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也轉型變化。總之，人與人的關系及其關系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使得原來適用於舊的人際關系及其形式的規范在新的社會結構條件下不再適用。如現代社會公私企事業的人際關系主要是“同事”，這種社會關系就是古代社會很少有的。市場經濟煥發了人們實現個人價值的動力並為之提供了制度環境，但也強化了追求個人私利的動機，與傳統文化的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如何解決在新的社會關系結構中發揮傳統文化的教化功能，還需要探索。可見，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不只是傳統文化消極地調整自己去適應現代社會那麼簡單，而是包含著如何在變化的社會中積極地發揮傳統文化對於社會調治的作用和滿足個人安身立命的功能。

4、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傳承和發展永遠是聯系在一起的。古人說“承百代之流，而匯乎當今之變”，就是指明，任何對歷史遺產和傳統的繼承，都是在當代的條件下的一種活動，而與當代的事變無可擺脫地匯合為一體，從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根據當今之變來從事繼承的活動。因而，這種繼承不能不包含著改造、轉化、發展、創新。當然，在歷史上的不同階段這種發展轉化的程度不同。而今天我們所提倡的繼承，是從自然到自覺，自覺推動文化繼承向著我們的理想方向發展、轉化、創新。從前一個時期我們講“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其實，古為今用就是文化傳承要注重當代的需要，結合當代的視界﹔推陳出新並不是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而是順著中華傳統文化的方向謀求新的發展。我們的古人常說承先啟后，承先就是繼承，啟后不僅是把承接的東西延續到后世，還要有新的發展新的開啟。古人常說的“繼往開來”也是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更好的表達應當是“承陳出新”，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在繼承中創新，創新以繼承為基礎。這樣所了解的“傳承創新”或“傳承發展”，才能辯証地處理繼承問題上的各種關系。

對“創造性轉化”有一種理解：“創造性轉化，就是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表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其實，不能籠統地說創造性轉化在表現形式上完全棄舊圖新，不能籠統說在文本的表現形式上要改造舊形式。因為在文化傳承中很多都是“舊瓶裝新酒”，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文字語句的形式是可以傳承的，但可賦予新的意義內涵、新的理解。對於“創新性發展”，也有一種理解：“創新性發展，就是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如果說在創造性轉化的問題上不必特別強調形式的更新，而在這裡恰恰應該提到形式的創新。創新性發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創新普及傳播傳統文化的形式，所以應該加一句“發展其現代表達形式，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

轉化和發展在對象上有什麼區別呢？這可以從道德史上的“常”與“變”來說明。認為道德有隨歷史而變的，有不隨歷史而變的，這在古代儒家早有析論，如《禮記·大傳》所說：“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這是強調具體的制度規定是可變的，貫穿於制度的精神原則是不可變的。就近代歷史而言，至少自梁啟超《新民說》以來，道德的可變是流行的主張，而道德有不可變者，反而常被人們所忽略了。因此，對道德遺產，可分為“不可變者”和“可變者”。不可變者即跨越時空、超越國度、有永恆魅力的道德理念，其不變的內容要繼承、發展，其可變的內容則要轉化。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轉化主要是對道德遺產之中隨時代變化而可變的部分而言的。

從詮釋學的角度看，繼承就是對歷史文本意義的一種態度與活動，是對文本意義的一種理解方式﹔繼承不是對古代文本作者的意旨或作品文本的意義的復制，而是在后世即后來時代的語境中放寬文本語句的一般意義以容納新時代的個別對象。因而繼承不是對文本語句作者意向的重述、體驗，而是尋求一種使廣大讀者共通共感、可分享的思想文化內容。因為，在內容上，作品意指的東西本來就遠比作者之意更多，后來時代的解釋就是把其中包含的更多的東西展開來，結合時代之所需，故文本語句作者的原意在這裡並不重要。由文字固定下來的文本語句是開放給理解者的，從而文化的繼承就是要通過每一時代自己的理解賦予或揭示其中適於今天的意義。繼承的本質在於，真正的真理是文本的過去意義與今天的理解的結合。因此在繼承上，要盡力不去執著文本語句的具體歷史性，而著力闡明其中的普遍意義、普遍真理性。對詮釋學而言，文本意義的開放性和解釋者的創造性是最重要的。每一時代的人們都面臨著自己新的問題，由此不斷更新對文本意義的理解，這才是繼承。從而，繼承是創造性的繼承，創造性應是詮釋的本質，也是繼承的本質。故在詮釋學的立場上，繼承必然是創造性的繼承，而不是還原性的復制。

在文本理論上，詮釋學認為，文本作為書寫的語言形式，已脫離了時代具體性，文本成為獨立於、超出於講述者各種具體限定的存在。文本的重點是文本本身所說的東西，而不是作者意圖，人們可以根據自己時代的理解對文本的意義加以創造性的詮釋，以滿足實踐的需求。這既是創造性的詮釋，也是創造性的繼承。哲學詮釋學所面對的是作為文化資源的文本，是致力於文本的傳承、詮釋、活用，力求張大文本的一般性以包含解釋需要的意義，並加以創造性繼承與轉化。同時，詮釋學認為對文本的理解和繼承，不是復制還原，而是應用實踐。照伽達默爾所說，詮釋學自古就是使文本的意義和真理運用於當下具體境況。詮釋就是把文本的形式意義擴張，創造性地用於當下時代的需要，用創造性詮釋結合當下時代的實踐需要，就是創造性轉化。創造性詮釋包括了改造及轉化，如20世紀50年代有關文化繼承問題討論的參加者都一致認為，不管如何繼承，繼承的過程必然包括“改造”這一要件，所謂改造就是可以加以新的詮釋，使其以往不彰的意義豁顯出來。故詮釋學理解的傳承一定是過去和今天的融合，傳承必定包含新理解、新解釋，不是原封不動，這裡所謂“新”即是理解者的創造性。

總之，文化傳承是繼承和發展的統一，隻有通過創造地繼承，和有繼承地創造，才能在文化的發展中使文化連續性和創新性得到統一。文化的傳承創新應當注重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重視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繼續倡導繼承、弘揚中華文化。其二，重視對古代文化進行辯証的分析和選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要科學地確立標准。其三，重視典籍文本的開放性和解釋者的創造性，古為今用、“承陳出新”。歷史傳承的文本在每一時代都面臨新的問題、新的理解，而不斷需要更新其意義。當代的文化繼承，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訓詁層次，而是使文本積極地向新時代開放，把文本的思想和我們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為過去與現在的視界融合。當代的文化傳承，不是把古代文本的意義視作固定的、單一的，而是使今人與歷史文本進行創造性對話，對典籍文本作創造性詮釋，對傳統文本的普遍性內涵進行新的詮釋和改造，以適應當代社會文化的需求。

“兩創”的實踐領域非常廣泛。從實踐來說，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主導的方向是現實問題的解決。“兩創”的研究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使“兩創”的實踐更多指向解決今天中國的問題，回應時代的需求挑戰，轉化為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精神財富﹔使“兩創”的成果有利於解決現實問題，有利於助推社會發展，有利於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文化。

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絕不意味著封閉自大、不看世界，中華文化的傳承弘揚並不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全部，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還包括廣泛借鑒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經驗、成果等多方面。在歷史上，中華民族一向兼收並蓄、海納百川，不斷學習吸收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自己的東西，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對世界人民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我們必須要認真學習借鑒，在不斷汲取各種文明養分中豐富和發展中華文化。

（作者：陳來 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