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個問題

　　接受史與創作史是文學史的兩翼。如果說創作史是作家的“生前史”，那麼接受史則是作家的“身后史”。傳統的文學史研究，側重作家生前的創作史，接受史則以自覺的學術意識關注作家的身后史。對一位把“文章”視為“不朽之盛事”的作家，身后史的關注絕不亞於生前史的珍視﹔而從屈原到曹雪芹的這一“遺願”，隻有通過接受史才能實現。

　　接受史以“接受文本”為學術基礎。中國“授受相隨”的文學傳統，為經典作品、經典作家留下了豐富的接受史料。歷代詩話、歷代詞話、歷代曲話、歷代文話、歷代小說評點，以及愈來愈完備的歷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學術資源。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學剛傳入不久，中國學者就開始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其學術靈感就源於前人留下的豐厚的“接受文本”。多年來，“經典作家接受史”一直成為古代文學學位論文的熱門課題，其選題靈感或同樣如此。

　　但客觀地說，接受史的學術成果似乎並未如人們期望的那樣令人滿意，接受史的學術潛力也未像傳統的創作史那樣得到充分發揮。就“經典作家接受史”而言，目前大致有兩種研究思路，即“三維歷時結構”和“一維歷時結構”。從研究成果看，前者雖然展開了多角度的研究，但似並未抓住經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獨特問題，因而難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經典作家在歷史上的接受特點和文化意義，也難以提出和解決屬於經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學術問題﹔后者則往往流於“歷代評論資料”的“排比和梳理”，所謂“研究”，基本上只是對某一作家“研究資料匯編”的“解釋和串講”﹔隻見“接受者”的自言自語，不見“接受對象”的獨特問題，更未能從接受史深入時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經典作家的藝術生命和文化影響，淹沒在歷代接受者毫無目標的眾聲喧嘩之中。毋怪有學者提出尖銳批評，認為經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已成為最缺乏創意的“學術避難所”。

　　出現這種未盡人意的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來，對“接受史”的望文生義、對“接受史方法”的簡單化理解以及缺乏接受史的“問題意識”，可能是關鍵所在。

　　首先，接受史的獨特本質何在？簡言之，接受過程不是單向的作品評價，而是雙向的對話和意義生成過程﹔接受主體不只是單一的評論家，而是由多元接受者構成的接受群體﹔接受史更不同於批評史或學術史，它應有自己的學術任務和文化功能。所謂接受史，應是授受雙方的對話史，是讀者與作者、接受主體與接受對象之間的多元審美對話史。一部眾聲喧嘩的經典作品或經典作家的接受史，就是一個“思想史事件”﹔在眾聲喧嘩的“思想史事件”背后，必然包含豐富的人生意義、審美意義和詩學意義。因此，真正的接受史研究，絕不能望文生義地把接受史僅僅理解為接受文本的排比和詮釋，而應在梳理這部“眾聲喧嘩”的接受史的基礎上，深入探尋隱藏在這個“思想史事件”背后的人生意義、美學意義和詩學意義。研究者必須從文獻學深入批評學，從文學史深入思想史，從表層的文本接受史進入深層的精神文化史，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

　　其次，與之相聯系，接受史方法是一個復雜的三維結構。這裡，有必要區分接受史的三個方法論層次：即接受史的學術領域、接受史的研究途徑和接受史的學術方法。接受史的學術領域，就研究對象言，可分為經典作品接受史、經典作家接受史、經典文類接受史，以及斷代文學接受史等等。接受史的研究途徑，就接受層次言，一般可分為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研究，以詩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研究，以詩人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等等。接受史的學術方法，就學術思維而言，可分為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思路、對待材料的接受史態度和研究問題的接受史意識。在接受史方法的三維結構中，前兩個層次比較容易理解，也已成為學者的共識﹔接受史學術方法的三個思維層次，則尚未得到充分討論，更未化為研究者的學術共識和學術自覺。思維的深度決定研究成果的深度。因此，這是三維結構中最深層、最重要的部分，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接受史方法的三個思維層次，是相互聯系、層層深入的三個邏輯環節。一是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思路，即按接受史線索對接受文本做全面系統地搜集整理。這是研究的前提，“全面系統”則是關鍵所在。接受文本的搜集整理，僅僅依靠“網絡搜索”是遠遠不夠的，隻有盡可能“竭澤而漁”，才可能得出權威結論。二是對待材料的接受史態度，即前人的理解不是我們理解的障礙，而是我們重新再思考的財富。歷代接受者對經典的解釋，不斷發掘和豐富著經典的內涵，也實現了經典的現代轉換。在閱讀經典的同時，認真研讀接受文本，認真研讀前人的解釋，一方面有助於抓住作品的精神內核，深入把握經典內在意義和偉大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有助於克服時間距離和文化沉積所造成的障礙，讓古典走向現代，走向現代人的心靈。虛心傾聽前人，然后發表己見，把自己作為接受史的一個環節，而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獨創者，這是接受史思維啟示我們應當確立的一種新觀念。三是研究問題的接受史意識，即一部經典的接受史是一部動態的對話史，應當把它作為一個動態的微觀思想史來研究。經典有成為經典的理由，系統梳理和深入發掘歷代接受者對“經典理由”的思考和討論，就可能提出和闡明一個個經典性的問題。此亦如前所說，一部眾聲喧嘩的接受史是一個“思想史事件”，在眾聲喧嘩的“思想史事件”背后，必然包含豐富的人生意義、審美意義和詩學意義。接受史的思維隻有達到這一邏輯層次，才真正由材料的排比進入問題的思考，由表層的文本接受史進入深層的思想文化史。詩歌接受史與詩學的關系最為密切。考察金昌緒《春怨》的千年闡釋史，可以發現前人對《春怨》的詩學思考中潛藏著一套古代抒情詩的審美法則﹔考察《春江花月夜》1200年來的接受史，可以發現唐人這首“青春之歌”走向頂峰之路的曲折過程，以及杰出作家對一種文體的原創性貢獻﹔考察《孔雀東南飛》1800年來的接受史，不僅可以見出古代敘事詩的經典化規律，而且還可以發現一個潛在的傳統敘事詩理論體系。在經典作家、經典文類以及斷代文學接受史中，潛藏著更多的“思想史問題”，有待研究者去發現和闡明。

　　再次，經典作家接受史如何正確提問？“抓住一位大家”，是學術訓練的有效方法。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經典作家的創作史幾乎都被寫到，於是經典作家的接受史便成為熱門選題。接受史就是“對話史”。經典作家的接受史，同樣是接受主體與接受對象之間的多元審美對話史和多重意義生成史﹔它的特點是通過多元對話的歷時性考察，揭示經典作家在接受史上的生存特點、生命境遇、藝術影響以及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深遠意義。據此，從接受過程中的關注焦點、接受方式和功能效應看，經典作家接受史不妨“一分為五”，從五個方面展開研究：即經典地位的確立史、經典序列的形成史、藝術風格的闡釋史、藝術典范的影響史，以及人格精神的傳播史。由此，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從創作到審美、從詩品到人品，為讀者展示出一部立體的、全方位的、血肉豐滿的作家身后史。

　　具體而言，圍繞授受雙方的“對話—交往”的歷史進程，經典作家接受史不同於經典作品接受史，至少承擔五大任務：通過經典地位確立史和“光榮周期”的考察，揭示作家藝術聲譽的形成變遷以及不同時代的審美趣味、社會心理以及意識形態觀念的發展變化﹔通過經典序列形成史的考察，揭示經典作品的遴選過程和作品傳播的時空廣度和心靈深度﹔通過藝術風格闡釋史的考察，揭示歷代接受者對作家藝術個性的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和多元一致的特點﹔通過藝術典范影響史的考察，深入認識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力和對文學變革的推動作用﹔通過作家人格形象影響史的考察，深入認識作家在民族精神發展史和民族性格塑造史上發揮的獨特作用。經典作家接受史也由此可以真正成為一種具有獨特對象、獨特問題、獨特方法和獨特研究成果的獨立的學術模式，既豐富和充實了文學接受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也有助於從一個獨特角度深入認識經典作家的歷史命運、歷史貢獻和走向現代的精神價值。如果說經典作品接受史著眼於單個文本接受史的微觀研究，那麼經典作家接受史則著眼於創作主體接受史的全面考察。

　　接受史和創作史是文學史的兩翼。然而，隻有深化對接受史學術本質和思維方法的認識，才能充分發揮接受史的學術潛力，提高接受史的學術質量，使其作出更富創意的學術貢獻。

　　 （作者：陳文忠，系安徽師范大學詩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