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2013年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敢於擔當，是為了黨和人民事業，而不是個人風頭主義，飛揚跋扈、唯我獨尊並不是敢於擔當。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是幾朝元老，但他對自己要求很嚴，他在家廟的鼎上鑄下銘訓：‘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說，每逢有任命提拔時都越來越謹慎，一次提拔要低著頭，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彎腰，連走路都靠牆走。生活中隻要有這隻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這個故事之后，很有感觸。我們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權力都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更應該在工作中敢作敢為、銳意進取，在做人上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大意是：接受權位的冊命，一命時欠身前傾，二命時彎腰鞠躬，三命時俯身如弓﹔作為有權者，平日走路也不是大模大樣，而是順著牆根小步快走﹔謙恭而行，也沒有人敢對我加以侮辱﹔用這件大鼎煮米，用這件大鼎熬粥，以此來度日糊口。這是一段刻寫在青銅器上的押韻銘文，其中心含義是權位越高、生活的態度和需求也就越發謙恭、儉朴。

最早記錄這段話的文獻是《左傳·昭公七年》，后來司馬遷寫《史記》為孔子立傳作《孔子世家》時，也引用了這段文字，這是因為銘文與孔子的祖先正考父有關，刻有銘文的鼎，就是放在正考父的廟裡的。正考父是一個長壽之人，曾輔佐過宋國的三代國君。古代任命官員，要舉行冊命儀式，也就是銘文中“一命”“二命”的“命”。經過“三命”，在諸侯國，其地位已經是“上卿”之尊了。

權位越高，做人的態度越謙恭，生活的需求越簡朴，這是銘文要突出的內涵。其中的謙恭，表現的是這樣的意識：權力越大，責任越重，對個人就是越嚴峻的考驗，也就越需要小心翼翼。隻有將手中獲得的權力視為謀國治世的手段，而不是個人作威作福、獲取福利的憑仗，才會有這樣的謙恭，才不會因手中有權而得意忘形、招搖自大。古人固然還沒有權力為民所授予的觀念，卻也懂得對權力的敬畏。實際上早在西周初年，貴族政治家就有這樣的觀念意識：周人所以獲得政權，是“天命”的眷顧，而所謂的“天命”，說到底根據的也是“民意”。因為周人相信，隻有好好對待民眾，也就是講究政德，才會得到“天”的首肯，否則，即便手中有治理天下蒼生的大權，也會被拿走。古本《尚書》說“天聽自我民聽”就是這個意思。這就是古老的“民本”思想，即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

有這樣的觀念意識，才會有獲得權力后的戒惕，這也是正考父所以謙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說來，獲得權力就不只是意味著責任，也意味著危險。因為權力“被拿走”，往往伴隨的是政治的混亂﹔對個人而言，往往是家族及個人生命的禍患。當然，謙恭，還可能是來自對個人能力的懷疑等因素。一個人隻有時常對自己能力抱懷疑的態度，才會立身小心，謙恭處世，如此也才會進步。銘文“亦莫余敢侮”一句很值得尋味。它表達的是這樣一點：謙恭並不是軟弱，相反，它會帶來真正的尊貴。

謙恭之外，這篇短小銘文表達的另一點是“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的儉朴精神。敗由奢華是一個很古老的說法，道出的是有權位者被權力敗壞時最常見的“伴生”現象。人的欲望實現是有條件的，手中的權力，就是欲望泛濫最方便的條件之一。如此，奉行儉朴之德，就是自我“防腐”的重要前提。正考父的鼎文就涉及這樣的問題。權力是被賦予的，不是天生就屬於誰的，要想正當地持有權力，就必須在個人德行上，遏制自己的欲望，奉行儉朴的生活道德。正考父的后代孔子崇尚“欲而不貪”，就是這樣的意思。

在權力面前要謙恭，有權力的生活當儉朴，如此才能獲得真正的尊重，才能保証個人不會被自己手中的權力所敗壞。這是“一命而僂”這段古代文字給人的啟迪。看正考父的謙恭，又讓人想起司馬遷《史記》中寫晏子做大官時的一個小故事：晏子身為齊國之相，出行坐在馬車上，屈著身體，盡量使自己不顯得張揚，可是他那位駕車的仆人，坐在前面駕者位置上，洋洋得意、吆三喝四。駕車者的老婆看到這樣的反差，深以為恥，要跟他離婚。這個小故事，在司馬遷寫的晏子傳記中，仿佛一幅小小的漫畫插圖，其用意除了以此突出晏子的謙恭之外，也應是提醒讀者不要像駕車者那樣，一旦與權力沾點邊，就是一副得意忘形的樣子吧。

（作者：李山 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