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靈的西式民主

　　編者按

　　堅定理論自信，必須注重回答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解開干部群眾思想上的疙瘩。面對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問題，我們有必要立足國內外發展的大環境，理性審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體現狀和突出問題，准確把握時代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這其中就包括如何認識西式民主的本質、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新特征新變化、如何判斷民粹主義的未來走向等。本刊今天特刊發3篇文章，對上述問題進行理論闡釋，希望能夠引發讀者的思考與討論。

　　以多黨制、三權分立、競爭性的選舉等為主要內容的西式民主一直被一些人奉為普世性的民主典范，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更是大肆宣揚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終結性”，把西式民主推上了神壇，不僅霸道地“佔據”著單方面的制度道義制高點，肆意指責和打擊一切不願意接受其制度安排的國家和民族，而且大肆對外輸出民主，策動形形色色的所謂“顏色革命”，試圖實現西式民主的一統天下。然而，西式民主真的有那麼好、那麼靈嗎？事實勝於雄辯，西方國家四處推銷鼓噪的自由民主不僅沒有給世界帶來福音，反而成為災難和禍患的根源。凡是受所謂民主化波及的地區，無一例外都伴生著混亂與失序，特別是處於重災區的中東、北非，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戰爭綿綿、恐怖橫行、生靈涂炭。西方國家自身的日子其實也不好過，如果說金錢民主、政治極化、否決政體、債務經濟這些對西式民主的評價還有些抽象的話，那金融危機、政府停擺、國家破產、極右政黨得勢、民粹主義泛濫，尤其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中充斥的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丑惡現象，則把西方世界如今的民主亂象抖落得淋漓盡致。這一切都充分說明，西式民主真的失靈了，抑或其原本就沒那麼靈。

　　西式民主存在先天基因缺陷

　　西式民主充斥著傲慢與偏見，總是居高臨下、趾高氣揚地鼓吹自己民主血統的正宗與高貴，殊不知其先天就存有基因缺陷。張維為先生認為西式民主制度運作基於三個假設前提，即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而這三個假設前提都存在問題。事實也確如此。

　　所謂“人是理性的”，就是認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思考投下庄嚴一票，這也是理想化票決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人的理性其實是有限的，並受制於知識、信息、環境等各種因素制約，特別是在對能力和素養要求都很高的政治生活中，很難保証普通民眾的理性選擇程度和其選擇的正確性。英國的脫歐公投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震動，很多人認為事關國家前途的重大決策採用簡單多數的全民公投來決定是件粗暴而荒唐的事情。參與投票的很多民眾對英國脫歐根本就沒有足夠認知，結果出來后幡然悔悟，轉而又有幾十萬人請願要求重投，把公投變成鬧劇。即便人的有限理性，在政治實踐中往往也表現為“偏見”的理性。選民們追求的是福利理性，即以手中選票為籌碼不斷要求政客們承諾增加社會福利並減稅﹔而政客們尊崇的則是當選理性，即為了當選而討好選民，並為滿足其要求而不顧國家承受能力。如此必然會放大人性的貪欲，政府財政隻能靠不斷增加赤字與債務維系，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國家債台高筑乃至破產，冰島、希臘等就是明証。人的有限理性還突出表現在政治民粹主義的泛濫上，不同民族、宗教、黨派以及特定利益群體置公共利益和社會公責於不顧，不擇手段爭取和維護自己的狹隘利益，動輒就以極端手段脅迫政府和他人接受自己的要求，所謂“人民的力量”往往成了破壞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

　　所謂“權利是絕對的”，就是基於個人主義至上的理念，強調人的權利的絕對化。然而，社會是多元主體構成的有機體，不同主體之間一定會有利益交叉，如果人人都強調自身權利的絕對化，又如何協調彼此的關系？還有權利與責任、權利與權力之間又如何平衡？等等。這些似乎都是權利絕對論不能回避卻又回答不了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困境，西式民主最終要麼放縱個人主義的泛濫與爭斗，進而造成族群紛爭、社會撕裂，要麼不得不自食其言，限制公民權利。於是，我們看到在西式民主之下，一方面，個人權利極度膨脹，各種權利組織大行其道，社會上充斥著各種權利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彼此惡斗的問題﹔另一方面，侵犯人權的現象也比比皆是。權利絕對化在政治上造成的典型惡果就是“政治極化”問題日益嚴重，各個黨派和政治團體追求自身利益和權利的絕對化，缺乏必要的妥協和協商精神，導致“否決政治”肆虐，這其實就是將自身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極度自私自利行為。

　　所謂“程序是萬能的”，就是選舉至上，將“公開的競爭性選舉”當作是否民主的標志，而選舉又被簡化為一人一票制下的票決程序。眾所周知，民主的內涵十分豐富，程序民主固然重要，但絕不能壟斷民主的所有要義。過分強調選舉，必然導致民主機制的失調、民主鏈條的斷裂，得到的也隻能是形式上的民主，這種民主有始未必有終，即便善始也未必善終。更為糟糕的是，基於這樣的“一選定天下”效用，選舉被嚴重功利化，隻要能當選就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將原本十分嚴肅的選舉游戲化、娛樂化，政治選舉變成了政治營銷，“政治營銷被等同於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們為了達到勝選的目的，一味地邀寵於選民，空頭支票滿天飛﹔為了吸引選民的關注，“作秀”“煽情”成了家常便飯﹔為了擊敗競爭對手，“扒灰”“潑糞”“抹黑”，極盡所能，不斷挑戰道德底線。本屆美國總統選舉“可以說是把美國選舉政治最陰暗的地方放大到了極致”，特朗普與希拉裡更是聯手奉獻了“史上最丑陋的辯論”（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頭條新聞的標題）。

　　民主的資本化是西式民主頑症

　　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宰力量是資本，不僅經濟領域，社會和政治領域同樣都要服從資本的邏輯，受到金錢左右。西式民主本質上就是資本化的民主，政客、政黨和政府都被資本俘虜，被視為西式民主核心構件的選舉更淪為燒錢的游戲。

　　號稱西式民主燈塔的美國，近幾屆總統選舉耗費驚人，並呈幾何級數增長，天文數字的經費不僅讓旁觀者瞠目結舌，連其體制內的一些人也忍無可忍。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做客電視訪談節目時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美國“金錢政治”“寡頭政治”的不滿，稱“美國民主已死”。他表示，自己現在即便有機會也沒能力參加總統選舉，因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扭曲為一種基於龐大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體系，該體系“將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后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其實，籌集競選經費的能力早已成為問鼎白宮的風向標。有學者統計，1860年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選舉，競選經費佔優的一方幾乎都獲得了勝利。那麼，巨額經費又從何處籌集呢？唯一有能力提供的隻有資本財團。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其必然要索求回報，當選者自然也要投桃報李。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電視辯論中曾十分露骨地說：“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裡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干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特朗普同樣也大量接受了富人們的資金支持，其與華爾街的對沖基金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根據美國大選的主要融資機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數據顯示，單是“文藝復興基金”對特朗普的捐款就高達1500多萬美元。作為回報，特朗普宣稱放鬆金融監管，以滿足對沖基金的利益訴求。金錢不僅積極介入和控制選舉，而且滲透和影響政治的日常運作。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曾指出：“美國國會，現代世界上民主選舉產生的國家立法機構的化身，現在不經過控制著國會議員們的競選財源的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團的許可，就不能通過法律。”對於這種資本財團與政治人物之間的利益雙向輸送及其造成的惡果，美國人心知肚明，並試圖通過設定政治捐款上限等措施遏制其發展勢頭。然而，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屬言論自由的一種”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業、工會等的政治捐款違憲﹔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又進一步取消了個人對候選人和政黨的捐款上限。這意味著富人影響政治的“自由”更為充分，金錢與權力的聯姻更加肆意。人們不禁要問，明知貽害無窮，美國為何還會通過這樣的法令？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資本的邏輯與力量。這也充分說明，民主資本化所造成的錢權聯姻、金權政治是西式民主不可克服的頑症。

　　制度能力退化昭示西式民主的衰敗

　　無可否認，西方資本主義曾創造過輝煌的成就，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西式民主的制度能力。然而，任何一種制度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地改革創新，都難逃制度能力退化的命運。綜觀近幾十年來西式民主發展歷程，鮮有推陳出新的變革，反倒是其固有缺陷與問題充分暴露，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西式民主制度能力的退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昭示著西式民主的衰敗。

　　選賢任能的能力退化。西式民主迷信選票，國家領導人完全通過大眾投票方式產生，歷史上也確曾選出了一些杰出的領導人，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如今的西式民主選舉已經發生嚴重異化，影響選舉的因素日益多樣化，特別是金錢、資源、公關的作用凸顯，而候選人最重要的治國理政能力被邊緣化了。翻看特朗普的履歷，你會吃驚地發現，他的從政經歷竟然為零，再加其匪夷所思的言行舉止，實在讓人難以想象，偌大的國家交給這樣一個人來治理，美國人怎能放心得下？特朗普上任第一周就炮制的“移民禁令”以及其候任期間在中美關系等問題上的荒誕言行似乎也在驗証人們的擔心並非多余。其實，特朗普現象在西式民主之下並非是個案，所謂的“美女政客”“娛體明星”搖身一變轉而成了政治明星的例子不勝枚舉，這完全違背了領導人和政治家的成長規律，而最終為其“買單”的隻能是選民，甚至要搭上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另外，政黨分肥制下，政務官從上到下都要根據選舉的結果大換血，如果一個政黨連任8年，那就意味著其他政黨的政治精英將閑置8年，這無疑是極大的人才浪費。

　　施政能力的退化。競爭性選舉下的政黨惡斗使西方國家政治極化問題愈益嚴重。西式民主的先賢們為了防止政府和個人濫用權力而設計的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制度如今已經演變成了“否決政體”，執政黨與在野黨互相詆毀掣肘，政府施政效率低下，議會立法議而不決。正如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所言，西式民主制度已經“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曾抱怨：“在美國政界，幾乎每個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當前的環境下卻又做不成。”此外，輪流坐庄制度和極化政治還導致政府的政策難以保持延續性。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后簽署的第一份總統行政令，就是廢止前總統奧巴馬最重要政績之一的醫改法案，讓前任政府的努力完全付之東流。歐洲國家更為明顯。希臘、意大利等國政府面對債務與社會危機束手無策，冰島甚至國家破產﹔英國卡梅倫政府錯誤地判斷形勢推動脫歐公投，結果大跌眼鏡之后宣布辭職，甩給繼任者一個爛攤子。西方國家尚且如此，那些照搬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情況更為糟糕，所謂的民選政府根本無力應對洶涌的社會轉型與現代化難題。

　　筆者並非認為西式民主一無是處，也承認其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運行得相對比較成熟而有效的一種民主模式，但其有明顯的缺陷，絕不可夸大其所謂的普世價值，更何況如今的西式民主確實生病了、失靈了，而且似乎還沒有找到有效的療方。

　　 （作者：許開軼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