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治理主義：批評與辯護

　　本期主持：劉大椿（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

　　本期主題：技術治理與當代中國

　　主持人語

　　科技哲學應當既重視理論分析，又持續關注現實。當前，在科技哲學領域，乃至一般社會價值觀中，警惕科學至上的唯科學主義和抵制極端反科學主義，都是必要而艱巨的任務。面對治國理政這個大課題更應如此：既要強調科學技術在社會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也要警惕“唯數字”“唯GDP”的錯誤觀念。本期為此組織了三篇文章。劉永謀對技術治理主義的源流、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及其批評進行了梳理，認為不能簡單拒絕技術治理，而是要構建更適合的技術治理模式，並主張適度技術治理在現階段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艾志強從哲學的視角反思技術風險，認為技術風險既有客觀實在的一面，也有主觀和社會建構的一面，應該將二者結合起來，走向技術風險的技術治理新模式。吳林海從社會共治的視角分析食品安全風險，認為技術治理模式是多元主體治理的核心，要把握它在食品安全風險領域運用中的兩面性。

　　近年來，技術治理主義成為科技哲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19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科學與技術逐漸一體化，在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表現出巨大的威力。很自然，思想家們想到：可否將科學技術應用到社會治理和政治活動當中，讓社會運行更加科學和高效？此即20世紀之交在歐美興起的技術治理主義（technocratism）之主旨。它認為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並對此持支持的立場，對社會未來持樂觀的態度。

　　何為技術治理主義

　　遠溯古希臘，“真理城邦”理想在西方初露端倪。這在柏拉圖“哲學王”和亞裡士多德公民政治的主張中可見一斑：兩人雖對民眾的理性能力持不同看法，但均堅持依理性來治理城邦。技術治理（technocracy）試圖建構“真理城邦”的現代形式即“科學城邦”，主張社會運行理性化尤其是政治活動科學化。這種思想一般追溯到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在《新大西島》中，培根設想了一個科學的烏托邦，中心是由科學家和技術家組成的所羅門宮，整個社會按照它所計劃的方案來運轉。在《論實業制度》中，聖西門主張用工業化和科學化來改造社會，把政治權力交給實業家和科學家。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他甚至主張創立牛頓協會代替教會，以科學家取代神職人員。

　　之后，技術治理思想被法國實証主義哲學家孔德、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等人從不同方面發展，19世紀末傳入美國，經美國思想家貝拉米、管理學家弗雷德裡克·泰勒和凡勃倫等人努力，逐漸成為較為系統的技術治理主義，並在20世紀30、40年代在美國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技術治理運動（Technocracy Movement）。該運動雖然不久就失敗，但它極大地傳播了技術治理思想，使之逐漸受到全球性關注。技術治理主義理論家還包括：奧地利哲學家紐拉特、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著名的理論包括：弗雷德裡克·泰勒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理論，紐拉特的“統一科學（Unified Science）”理論，丹尼爾·貝爾的“能者統治（Domination by the Gifted）”理論等。

　　技術治理主義散播極廣，結合不同實際，分支和變種繁多，歧義紛呈，但均堅持技術治理的兩個核心立場：（1）科學管理：用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來治理社會﹔（2）專家政治：由接受了系統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教育的專家來掌握政治權力。顯然，主張專家政治是為了保証實現科學管理，科學管理社會是技術治理的實質。但是，對於這兩個立場的含義，比如何為科學原理，何為技術方法，誰屬於專家，專家如何掌權等，技術治理主義者（technocrat）的理解不盡相同，導致技術治理實踐模式的多樣化。

　　粗略地說，技術治理主義理論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舉凡勃倫的理論為例說明如下：（1）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對現代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沖擊？凡勃倫認為，科學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社會，使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19世紀下半葉進入了工業社會，而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價格體系與精密運轉的工業系統根本上不相適應。（2）如何科學地應對上述沖擊？凡勃倫認為，隻有精通工業系統的工程師才能高效運轉工業系統，追逐利潤的資本家阻礙了社會生產，必須把權力讓渡給工程師，讓后者按照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運轉工業社會。他所謂的工程師不僅包括科學家、技術人員，還包括管理專家、經濟學家等。（3）如何實現全社會的技術治理？凡勃倫認為，要發動非暴力的“工程師革命”，顛覆資本家的統治，讓工程師掌權，之后組成各級“技術人員的蘇維埃”掌控社會，最終實現資源高效利用和社會高效運轉。

　　對技術治理主義的批評

　　凡勃倫比較激進，對資本家的批評非常尖銳，有人將他視為馬克思主義者。但顯然，他與馬克思相去甚遠。馬克思突出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作用，他則強調科學技術的作用。關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馬克思將其歸結為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而他歸結為生產與商業、技術與資本主義所有制直接的矛盾。關於先進階級，馬克思認為社會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階級，而他認定是工程師。不過，凡勃倫與社會主義者有一些類似的觀點，比如認定資本主義最終要滅亡，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應當對經濟進行計劃，等等。

　　凡勃倫之后，技術治理主義者大多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者，聚焦於如何運用科學技術提升和完善既有的社會秩序，舍棄了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改良的技術治理主義不再建構某種宏大的理想社會，而是實施某種工具層面漸進式的社會工程，尤其關注於利用科學技術成果提升公共治理和行政活動的效率，能夠與不同制度和政體結合，因而成為全球性現象。這種溫和的改良主義受到蘇聯學者的批評，被認為實質上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修正主義，“成了種種官方樂觀主義理論的來源”（蘇聯學者杰緬丘諾克語）。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治理主義一經興起，就招致了各種批評聲音。尤其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能源問題、環境污染和核武器等科技負面效應日益暴露，西方社會反科學思潮流行一時，對技術治理的討伐成為“時髦”，但同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技術治理主義所主張的政治實踐科學化卻不斷推進，業已成為當代政治活動全球范圍內最顯著的趨勢。總的來說，對技術治理的批評主要可以分成幾類：（1）人文主義者（如美國傳播學者波茲曼、技術哲學家芒福德和法國技術哲學家埃呂爾）指責技術治理主義把人視為機器，嚴重束縛人性，危及人的主體性，威脅社會的道德、文化和信仰﹔（2）自由主義者（如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奧地利哲學家波普爾）批評技術治理主義侵害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盲目追求烏托邦，導致極權和專制﹔（3）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美國哲學家馬爾庫塞、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和加拿大學者芬伯格）攻擊技術治理主義成為新型意識形態，為維護既有權力和等級制度服務，幫助資產階級壓迫勞動者﹔（4）歷史主義者（如法國哲學家福柯）和相對主義者（如美國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譴責技術治理主義把技術治理視為社會治理排他性的唯一模式，反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間不平等，主張政治活動多元化﹔（5）懷舊主義者（如福柯、芒福德和波茲曼）所反感的不局限於技術治理主義，而是包括整個現代生活方式和工業文明，主張“回到從前”“回到古希臘”﹔（6）盧德主義者仇恨機器和工廠，他們幾乎都是行動者而非理論家，口號是“砸爛機器”“取締科學”或“搗毀實驗室”。

　　為適度技術治理辯護

　　當代社會治理不可能完全排斥技術治理，尤其是要應對許多與科學技術直接相關的公共治理問題，如轉基因食品、核能民用、環境治理等，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實行技術治理。並且，隨著高新技術迅猛推進，此類問題在公共治理領域越來越多。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簡單地拒絕技術治理，而是要構建適合國情的技術治理模式。技術治理主義的西方批評者們普遍存在一個錯誤的出發點：把技術治理等同於追求機器式、宏大的烏托邦社會工程。的確，把完美的、終極的理想社會藍圖強行照搬到現實社會中，往往導致巨大災難。然而，基於對科學管理和專家治國不同的理解，技術治理在實踐中存在多種模式選擇：有烏托邦模式，也有漸進模式﹔有總體模式，也有工具模式﹔有機械模式，也有實用模式、操作模式﹔有激進革命模式，也有溫和改良模式﹔有專家決策模式，也有專家建議模式，等等。可以根據實際國情，把技術治理作為一種手段或工具，對其實施模式進行選擇、修正和調整，使之適應社會總體制度，為社會總體目標服務，比如為民主制服務。認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文精神等與技術治理相沖突，就像認為文化與科學必然沖突一樣，是缺乏剖析的先入為主之見。實踐經驗表明，某種溫和的技術治理模式與民主制能很好地相互支持。

　　美國技術治理運動時期，技術治理主義就引起了民國時期許多中國學者的重視。在日本入侵的巨大壓力下，國民黨南京政府曾不得已吸收了一些專家參政。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接受大學教育的年輕干部被補充到黨政機關工作。技術官員逐漸在中國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干部隊伍日益知識化、專業化、技術化以及行政和決策日益科學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過去30多年中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科教興國戰略下的科學管理功不可沒。中國目前的科技發展水平以及人民的科技素養，均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們不能趕西方的“時髦”，不能不加辨別地一味批評技術治理主義。技術治理應服務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總體目標，且要控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適當的范圍和程度當中，且要警惕和防范它的某些缺陷，比如容易“隻見數字不見人”等。

　　（作者：劉永謀，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