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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政策文化及其對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價值

胡象明

2017年02月17日10:42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原標題:中國傳統政策文化及其對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價值

一、問題的提出

政策科學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在中國僅僅有近30年的歷史,還不夠成熟,需要完善。1980年代后期,中國才開始把政策制定和執行問題作為一門學問加以研究。1992年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發起成立了全國性的政策科學研究會,極大地推動了政策科學研究,並推動高等院校的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專業開設了公共政策的相關課程。

當今中國的政策科學教材的內容體系,主要是以美國的教材作為藍本而形成的。1992后大量的美國公共政策或政策科學研究的著作被介紹到中國,翻譯成中文,對於推動政策科學在我國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在借鑒美國以及西方其他國家學者政策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為教學需要,國內學者編輯出版了一些教材,形成了現在的政策科學教材內容體系。同時,近30年來,我國涌現了一大批專門研究政策科學的學者,他們不但有比較深厚的西方政策科學知識的背景,而且對當代中國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實踐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產生了豐碩的理論成果,為政策科學的本土化做了很多工作,並且卓有成效。

政策科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是研究政策制定與執行的科學,而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執行與該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因此,在政策科學中,相當多的內容並不具有普適性,相反應具有國別性、時代性。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界就在討論政策科學的中國化或本土化的問題,特別是世紀之交,這一話題受到更多關注。2000年初本文作者曾發文指出,在當代中國研究政策科學需要堅持中國化的方向,通過理論創新實現政策科學的中國化。[1]同年,徐湘林進一步提出了“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命題,並指出:“我國政策科學尚存在著學科發育不全以及理論和方法貧乏的問題。中國政策科學隻有在學術借鑒和本土化研究的雙重努力下追求自身的完善,才能擺脫學科發展的困境。”[2]經過幾年的思考,徐湘林教授進一步提出了“中國政策科學本土化出路”的問題,並具體指出其出路主要有三個層面:價值倫理研究、本土研究(即本土的政策實踐研究)和本土化研究(即政策科學的概念、范疇、理論解說和方法的本土化和理論創新)。[3]這裡已經明確地提出了關於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具體任務。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特別重視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建設,當然也包括政策科學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第一個特點是“體現繼承性、民族性”,並指出:“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4]政策科學的本土化,需要打造本土化的話語體系,這就要求“需要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科學與意識形態、事實與價值、傳統與現代、本土化與國際化等方面的關系”。[5]綜上所述,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政策科學,實現中國政策科學的本土化,打造政策科學的本土化話語體系,必須處理好“繼承性、民族性”以及“傳統”問題,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政策文化,應把加強此項研究作為當前我國政策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觀及其對現代政策科學的啟示

中華歷史源遠流長。在幾千年燦爛的文明發展過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巨著和學術思想,這些巨著和思想,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也蘊含了豐富的政策文化觀。道家的自然主義政策觀、儒家的中和主義政策觀和法家的權治主義政策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政策觀,雖然它們發源於春秋戰國時代,但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影響常在並延續至今。

(一)自然主義的政策觀及其對現代政策科學研究的啟示

自然主義的政策觀主要是以老子的道家無為政策思想為代表,主張政策要順其自然,政府要無為而治,盡量少干預老百姓的事情,而讓老百姓自主地處理自己的生產生活,從而使社會在自然狀態下得到有效治理。

老子作為我國道家學派的始祖,也是我國古代自然主義政策觀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他的政策思想或政策觀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哲學基礎之上的。在老子看來,世界萬物起源於道,這個“道”是萬物之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6]但這個“道”是什麼呢?它既不可能是有靈的神或上帝,也不是某一種具體物質,而是一種作為世界本源的自然現象,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自然規律。因此,按照老子的觀點,世界的變化並不是人為的,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僅物質世界是如此,人類社會也是如此,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人的行為和人類社會的活動也應該效法物質世界的運動變化,遵循“道”的規律,也就是要順其自然。所以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在這裡,其實道也並不神秘,而是效法自然,而且它自身就是自然而已。正是以這樣的哲學觀點作為邏輯起點,老子在談到人的行為和人類社會活動時,認為也必須遵循“道法自然”的邏輯,並進一步提出了他的治理國家的政策觀。

作為國家管理機關的政府對社會的治理,是應該通過一系列政策去改變社會運行自身的特性還是應順其自然,任其自我發展?在老子看來,前一種治理理念屬於“有為”的治理理念,例如以孔子為代表的禮治方案,就屬於這種治理理念,他們試圖通過禮教和建立社會等級的方式改變社會的自然特性,使之與自己的社會理想相一致。在這種治理理念的基礎上,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禮教與德治的治理政策,這些政策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通過禮教的方式去干預或改變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方式,行所謂“教化”之道,以實現統治者的治理“有為”之目的。老子認為這種治理理念和政策方案是與自然的本性相違背的,因而他不贊同這種治理理念和政策方案,而主張一種與之反的、不干預老百姓生產生活的、順其自然的“無為而治”的治理理念和政策方案。他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8]這裡的“無為”、“好靜”、“無事”和“無欲”,大致具有相近的意思。意思是說,統治者不需要用所謂禮教去教化人民,隻要讓他們任其自然,他們就會依自然規律而進化,成為開化而文明的個人和群體;隻要統治者自己心理清靜,人民自然會走正路;隻要統治者不去干預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人民自然會生產進步、生活富裕;統治者如果沒有統治和干預人民的欲望,無須給他們施以禮教,人民自然而然地純朴。一句話,政府無須出台這樣那樣干預人民生產生活的所謂治理有為的“政策”,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治理。

綜上所述,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的自然主義政策觀的基本特點主要體現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政策目標是“無為”,即政府不要寄希望通過政策來達到政府自身的並且與自然不相符合的目的;二是政策手段是“不干預”,即政府不要採用人為手段去干預人民的生產生活,而是放手讓人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地生產和生活;三是在政策效果方面順其自然,符合自然的政策結果就是最好的政策結果。

自然主義政策觀對現代政策科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啟示:一是政策目標的制定應該從自然的本性出發,而不是從治理者的主觀願望出發。違反自然本性的政策目標不論如何高尚,最后都是無法實現的。第二,政策措施或政策行為要遵循自然規律。“無為而治”的“無為”,意在“不要人為”,不要按治理者的主觀意志去治理,而是要按自然規律去治理,使治理符合自然的本性,即規律性。例如“治水”,正確的方法是疏通河道,而不是筑壩攔水。前者符合水流的規律,可稱為“無為而治”,后者則反之。第三,對政策效果的評價,切忌主觀武斷,或以治理者的好惡為評價標准,而是應按照自然規律去建立評價標准,並開展評價活動。當然,從現代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自然主義政策觀也存在消極的一面,主要表現在其過分強調“無為”,夸大了自然規律對政策的約束作用,而忽視了治理者的積極作為,不利於治理者發揮積極進取精神,以便運用政策工具實現有效的治理目標。

(二)中和主義的政策觀及其對現代政策科學的啟示

中和主義的政策觀主要是以孔子的儒家中和政策思想為代表,主張政策制定要守“中庸”,從而使政策的利益相關方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並且堅持把這種中和原則作為制定政策的一種基本准則。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最先提出有關“中庸”的思想,並使這一思想在儒學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是儒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在儒家學說中,“中庸”不僅僅是一個有關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最高的道德准則,是人們在實踐中需要遵守的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9]在孔子看來,“中庸”就是最高的道德,可惜當時很多人不知道而已。那麼,究竟什麼是中庸呢?儒家有關“中庸”的經典《中庸》指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10]這就是說,所謂“中”,就是“不偏”,也就是子思所說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所謂“庸”就是“不易”即不可改變的。中庸之道並非一般的道,而是千古不變的正道正理。《中庸》又指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1]由此看來,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中庸”與“中和”相通,“中庸”或“中和”是天地萬物生成發展都要遵循的規則,當然也是人的實踐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

儒家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治國理政的理論和學說,因而它十分重視對政策問題的思考。在儒家的思想家們看來,“中庸”或“中和”作為一種實踐准則,不僅是個人實踐應該遵循的最高行為准則,而且也是國家實踐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在國家實踐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主要的或基本的內容。正是從“中庸”或“中和”的觀點出發,孔子提出了治國的基本政策,這就是“仁政”,這一政策思想的核心內容大概有三個方面:一是“愛人”, 《中庸》在解釋“仁”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12]並從這一點出發,進一步發展出具有“人本主義”傾向的政策觀;二是“富民”,孔子認為,人民富足,才能使人民有誠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3]三是“薄賦”, 在稅收政策問題上,孔子主張“斂從其薄” [14],反對苛政,認為“苛政猛於虎也。”孔子主張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調和當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君與民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以期達到“禮之用,和為貴”的政治理想。[15]

綜上所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中和主義政策觀的基本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政策決策的准則是“守中”、“用中”,即“執其兩端,用其中”,即不走極端,隻求“中用”。用現代政策科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在政策的目標上要求政策制定者不尋求最大利益,隻求滿意,這與現代有限理性的決策觀是一致的;二是在政策手段上強調自我修養和道德教化,通過提高政策各利益方的道德水平,避免政策中的利益沖突。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是一種德治主義的政策觀;三是在政策效果上希望實現政策各利益方基本滿意,使政策各利益方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

中和主義政策觀對現代政策科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啟示:一是在制定公共政策的目標時一定要實事求是,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追求可實現的利益目標,而不是抽象的理想目標。二是要重視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的價值取向和個人道德修養。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是公共利益,這與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的價值取向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在價值取向上偏離了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偏離公共目標。而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的價值取向在一定意義上又與其個人的道德修養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強化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的道德修養,對於制定正確的公共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第三,公共政策涉及社會中多方利益,政策效果應該有利於多方利益的均衡,以有利於各利益的合作而不是沖突,這樣才能有利於建設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穩定和有秩發展。當然,從現代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中和主義政策觀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其政策思想過分強調道德作為利益調節手段的重要性,而且其道德體系是以社會中的等級制為前提的,不同等級的階層有不同的道德要求,這就實際上掩蓋了公共政策中利益的不平等性,這樣的公共政策執行的結果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的。

(三)權治主義的政策觀及其對現代政策科學的啟示

權治主義的政策觀主要是以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子等人為代表的法家學說,主張治理問題的核心主要看是否掌握權力以及如何運用權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就是一個權力運用的過程,是一個法、術、勢相統一的過程。

法家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了“緣法而治”的思想,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子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韓非子對於法、術、勢及其在權力運用中的作用論述得非常清楚。“法者,……設之於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16]“法也者,常者也。”[17]“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18]勢者,“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治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19]法、術、勢三者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法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法家看來,所謂法和術,隻不過是權力運用的兩種不同工具而已。作為權力運用的工具,就是我們現在所稱之的政策。法是公開的、穩定的、成文形式的政策;而術則表現為秘密的、多變的、任性的策略,策略也是政策的一種形式,盡管它不一定以成文的形式出現。所謂“勢”,在韓非子看來,主要指權力運用者手中的權勢、權威,即統治者運用權力所依托的政治資源及其能力,這是政策制定和執行有效的前提。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權力持有者在掌握勢的基礎上,既要善於運用法,即公開的、穩定的、成文形式的政策;又要善於運用術,即秘密的、多變的、任性的策略。甚至為了達到權力運用者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綜上所述,以商鞅、慎到、韓非子等人為代表的法家的權治主義政策觀的基本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政策目標上,主要是為了有效地控制政策對象,包括政策制定者對政策執行者的控制,以及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目標群體的控制;二是在政策手段上,主張需要運用兩種手段,以“法”為形式的公開的、穩定的、成文的手段和以“術”為形式的秘密的、多變的和任性的政策手段,有時候兩種手段需要交叉靈活地運用;三是在政策效果上主要是為了維持權力的相對穩定,或者使權力向有利於統治者的方向發展。

權治主義政策觀對現代政策科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啟示:一是要重視政策的穩定性。法家重視法治,認為重要的政策應該上升為法律,使之具有公開、穩定和成文的形式,現代政策科學研究和公共政策實踐中仍然需要繼承和堅持這一觀點。二是要考慮政策的靈活性。盡管公共政策的穩定性是其基本的特性,但在必要的時候,政策也需要一定的靈活性。因為社會生活是非常復雜的,有些問題需要靈活解決,因而賦予政策執行者一定的裁量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三是要重視政策對於維護政治安定和政權安全的效果。公共政策事關社會穩定、政治安定和政權安全,這點應該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高度關注。當然,從現代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權治主義政策觀也存在著明顯的消極方面,主要表現在其有關“權術”的論述上,把秘密的、多變的、任性的策略作為政策的一部分,為歷代統治者所推崇,但對於現代民主社會而言,顯然是不可取的。

三、中國傳統政策文化對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價值

任何一門學問的深入研究,都需要扎根於本土,從本土吸取營養,政策科學的研究也是如此。今天我們在中國研究政策科學,不僅僅需要從西方政策科學研究中吸收有關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而且還要從中國傳統政策文化中吸取有關知識和價值倫理。對於關注政策科學本土化的研究來說更應如此,隻有把現代西方政策理論方法與中國傳統政策文化以及當代中國的政策實踐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有實現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可能。陳先達教授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指出:“隻有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取得勝利”,[20]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離不開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營養。同樣,政策科學的中國化,同樣需要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營養。從中國傳統政策文化中吸取營養,是政策科學本土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傳統文化對政策科學本土化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為政策科學本土化研究提供翔實的思想資料。政策科學本土化,需要對本土的傳統政策文化加以深入研究和思考,這就需要本土具有這方面的大量的思想資料。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給后人留下了浩如煙海的經典。從成文的文獻看,商周時代的《易經》就有關於政策思想的記載,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形成了儒、道、法、墨等各派學說,這些各學派的思想家都圍繞著如何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提出了各種理論和觀點,逐步形成了中國傳統政策文化中比較系統的思想與文化。在以后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各歷史時期的思想家們就政策問題提出了更加豐富的理論和學說,因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絢麗多彩的有關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經典文獻資料。在這些經典文獻資料中,包含了我國先人們對政策問題思考的思想素材,閃耀著前人有關政策思想的光輝智慧,為我們今天研究本土化的政策問題及其理論和方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二是為政策科學本土化研究提供豐富的歷史經驗。政策科學本質上是一門經驗科學,是對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已有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的理性升華。在中國傳統政策文化中,也包含了中國先人們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今天我們研究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政策科學,不但要借鑒西方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以及研究我國當代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同時還要借鑒先人們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經驗,從這些經驗中去發現規律,尋找智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推動政策科學的本土化,有必要深入探討中國傳統的政策文化,從中去了解我們的先哲們關於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的總結及其所升華的理論,並拿來與當前的實踐經驗比較,並進而與西方的經驗進行比較。通過這種比較研究,去升華我們對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的新認識,並提高到新的理論高度。特別是應從歷史的長河中去深刻認識中國政策制定和執行經驗的特殊性,這是我們建立本土化政策科學理論體系的一項必要條件。

三是為政策科學本土化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行為模式。由於歷史和文化的積澱,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國民具有不同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既可能反映在個體行為中,也可能反映在集體行為中;既可能反映在經濟行為中,也可能反映在政治行為中。不同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行為模式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這種差別可能與這些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但同時也與這些國家不同的傳統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民心理特征有關。我們要研究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政策科學,就必須概括出具有本土化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行為模式,以期建構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過程模型。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研究本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意識形態及其對政策行為的影響,同時也要研究傳統政策文化對國民政策心理及政策行為的影響。隻有通過這些方面的研究,我們才能發現當代中國的個人和群體的政策行為模式的基本特征,才有可能構建適合當代中國國情的政策過程模型。

四是為政策科學本土化研究提供中國人特有的價值倫理。政策科學作為一門對政策制定和執行制度、方法及其過程的規律性研究的科學,它必然與價值倫理有關。特別是與政策相關的制度體系,總是與特定的價值觀體系聯系在一起;即使有關政策過程的分析,也涉及到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和目標群體的心理以及與之相關的價值倫理,而國民的心理、價值倫理的形成,毫無疑問會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傳播和發展,致使中國人形成了特定的價值倫理觀念。陳來教授認為,這種特定的價值倫理觀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人為本;二是以德為本;三是以民為本;四是以合為本。並因此形成了中國人價值倫理觀的四個基本特征: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群體高於個人以及和諧高於沖突。[21]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些價值倫理觀的內容及其特點必然會在中國的政策實踐中得到反映,也必然會在中國本土化的政策科學中得到反映。

五是為政策科學本土化研究提供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政策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總是要通過特定的話語體系表達出來。現代西方政策科學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在當代中國研究政策科學,我們借鑒這套話語體系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國推進政策科學的本土化,並不是說中國的政策科學研究要固步自封,關起門來自說自話,恰好相反,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策科學更好地對話、交流。但是中國的政策科學家們要與他國的同行學者們對話、交流,僅僅運用西方政策科學已有的話語體系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自己的話語體系。要使中國學者有關政策科學的成果引起其它國家同行的關注,也必須要有自己的包括話語體系在內的理論和學說。因為越是民族的,才越有可能是世界的。要形成包括話語體系在內的本土化的政策科學,有必要到中國傳統政策文化中去尋找智慧和靈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兒女共同的精神基因,……不僅自己要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積極推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中外民眾相互了解,為實現中國夢營造良好環境。”[22]中國聲音必然是中國式的話語體系,從傳統政策文化中汲取營養,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政策科學的話語體系,有助於中國本土化政策科學的國際傳播,有助於中國的政策科學家們與國際政策科學家們更好地進行學術交流,以實現中國本土化的政策科學國際化。

(作者: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

[參考文獻]

[1] 胡象明.政策科學的中國化與理論創新[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00(1).

[2] 徐湘林.面向21世紀的中國政策科學[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4).

[3] 徐湘林.中國政策科學理論困境及其本土化出路[J].公共管理學報,2004(1).

[4]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 2016-05-19.

[5] 陳振明.中國政策科學的話語指南[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4(5).

[6] 李耳.老子.第四十二章.

[7]李耳.老子.第二十五章.

[8]李耳.老子.第五十七章.

[9]孔丘等.論語·庸也.

[10]戴聖.禮記·中庸.

[11]戴聖.禮記·中庸.

[12]戴聖.禮記·中庸.

[13]孔丘等.論語·顏淵.

[14]左丘明.左傳·哀公十一年.

[15]孔丘等.論語·學而第一.

[16]韓非.韓非子·難三篇.

[17]韓非.韓非子·忠孝篇.

[18]韓非.韓非子·定法.

[19]韓非.韓非子·八經篇.

[20] 陳先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N].光明日報, 2015-07-03.

[21] 陳來.中華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觀[N].光明日報,2014-08-11.

[22]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cy Culture and Its Value to Localization of Policy Science

Hu Xiangming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policy science needs to absorb nutrition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 are rich policy views. The naturalism policy view of Taoist、the neutralization policy view of Confucian and the power governance policy view of Legalism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deas and cultural about polic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policy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policy culture, so we can draw useful nutrients from it.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policy cultur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policy scie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Providing full and accurate ideas data、abund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behavior model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Chinese unique value ethics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olicy science,policy culture,traditional culture,localization,chinization

[Author]Hu Xiangmi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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