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發揮歷史學作為“有用之學”的社會功能

　　自從人猿相揖，人類走進文明的門檻，就有了自己的歷史。對歷史的重視，幾乎是文明社會的一個常識。人們之所以要重視歷史，是因為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文化符號。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曾經說道，世界各國、各民族之所以各不相同，一個最鮮明的原因，是他們都有自己各不相同的歷史（呂思勉：《歷史研究法》，《歷史的盛宴》第135頁，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列寧曾強調，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當然，牢記歷史，不是要重復歷史、復制歷史，也不是枯燥地背誦歷史，更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要遵循歷史規律，運用歷史智慧，走好今天的路，圓好明天的夢。

　　歷史之所以有用，歷史學之所以能成為一門“有用之學”，來自於深蘊其中的智慧。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其中便蘊含了無窮無盡的歷史智慧。它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關於國家與民族、關於生存與發展、關於制度與道路、關於文化與思想、關於生態與環境、關於人口與資源、關於中國與世界等重大問題的正確認識和啟發性思考。它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走向未來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

　　一、歷史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文化基石

　　歷史學的功用之問，由來已久。它既是人們對於自己整個發展歷程的關注，是一種自我總結性反思﹔又是人們對歷史過程中所積累知識的關心，是一種有關知識價值的批判性考量。歷史學功用之問既具有歷史性，又具有時代性，可謂常講常新。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因為歷史發展具有前后相因的過程性，因而人們總是在歷史綿延發展中源源不斷地獲取經驗，並世世代代地傳承下來。人們通過歷史經驗的總結，又形成了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不同層面的智慧，並將其運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中提煉出的許多具有深刻內涵的名言警句，使人們口耳相傳，溫故而知新。譬如，關於老百姓與國家、君王關系方面：“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關於治理國家要親賢能賤不肖方面：“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諸葛亮：《前出師表》）關於國家的存亡興敗規律方面：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難怪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說，歷史是一國家、一民族的根基：“今日社會有所謂優勝劣敗，懂歷史者為優，不懂歷史者為劣”（章太炎：《歷史的價值》，《歷史的盛宴》第19頁）。歷史經驗是中華智慧的重要表征，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它滲透在世世代代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各個方面，是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中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的重要依據。

　　“觀今宜鑒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歷史的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充滿著無限復雜的矛盾，在矛盾的解決中往往需要人們“交學費”，甚至是付出沉重代價，這就是歷史教訓。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歷史的重要性一再表現為人們在前人所受到的教訓中，不斷校正自己前進的方向，由前人的教訓變成后來者的成功經驗。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古人都強調借鑒歷史教訓，警醒“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舊唐書·魏征傳》）。人們如果不善於將歷史教訓轉化吸收，那就免不了像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感嘆的：“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就是為了“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以資於治道（《資治通鑒·進書表》）。既要科學總結歷史經驗，又要正確吸取歷史教訓，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文化共識，也是中華文化中具有活力的文化因子。

　　深入了解自己民族、國家的歷史，並借助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能夠舉一反三，不斷獲得有益啟示。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指出，熟悉歷史，並不在於將歷史背得滾瓜爛熟，而是要在歷史反思中得出歷史啟示。所謂歷史啟示，就是通過掌握歷史知識，獲得解決問題的靈感、思路，在困惑中得到啟發，有所領悟。當然，獲得歷史啟示離不開學習和研究歷史。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黑格爾曾驚嘆中國文化發展不輟，歷史從未中斷，史籍汗牛充棟，中國人處事沉著機智，是因為受到了歷史智慧的熏陶和啟示。通過讀史、知史能使我們變得視野開闊，思想深邃，辯証機敏，厚重沉穩，尤其是能夠做到舉一反三：“見微知著”，“述往知來”，“閱古察今”，“知人論世”。

　　二、歷史學的功用來自其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

　　歷史不是“死的”。歷史記錄、歷史資料、歷史遺跡不是一堆陳跡古董，而是有思想元素的文化標識。它是“活的”，活在歷史發展的具體環境之中。人、家庭、民族、國家和社會，是歷史的中心和主體。歷史的功用是內在具有的，是連同歷史與文化與生俱來的，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來自於它自身所特有的文化魅力和知識系統。

　　歷史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在中國歷史長期發展中，形成了影響世界文化格局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共同建設了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風尚禮俗、文化形態等為主要內容的精神家園。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類理想，追求“大道之行”與“大同世界”。與此相生相伴，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重利輕義、重理節欲的道德觀，尊老愛幼、家庭和睦的倫理觀，中庸平和、外圓內方的處世觀﹔很早就形成了節儉、勤勞、友善、互助的社會風俗和彬彬有禮、以禮相待、禮尚往來的禮儀規范。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具有很強的文化輻射力和影響力，早在唐代就形成了東亞文化圈和東方文化共同體。在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的筆下，中華文明的成熟與發達、中國禮俗的完備與精致，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

　　歷史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在中國歷史長期發展中，形成了引領和規范中國社會發展的文化認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國歷史經歷了反反復復、痛人心扉的內憂外患，但這些都沒有動搖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國家統一，都沒能阻擋民族、國家向前向強發展的動力和趨勢。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自古就培育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生做中國人，死化中國魂。”中國、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共同體驗和集體自豪。這種自豪感經過世代交替，不斷得到強化，並被流傳承繼下來。近代學者辜鴻銘以極大的文化自豪感比較了中西文化優劣，指出，“近代歐洲的進步重點放在產業和機械工業的發達，而古代中國則側重於人的進步，人的靈魂的、理智的進步”（辜鴻銘：《中國古典的精髓》，《歷史的盛宴》第12頁）。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強烈認同，升華為對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熱愛，極大地激發和增強了歷史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它既表現在精神層面，又體現在實踐層面。

　　歷史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在中國歷史長期發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歷史知識系統和專門的學問，即歷史學，成為人們認識歷史和社會的知識基礎。中國古代很長時間內，文、史、哲相混為一，相生相長。文以史為基，史以文表達﹔哲以史為根，史以哲升華。此外，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近代學科，也都是借助歷史知識在長期的發展中得以形成的。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所闡述的，“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在博大精深的歷史知識系統中，有歷史感、歷史理論、歷史思維和歷史方法諸要素相互為用，融為一體。歷史感是一切社會科學關於人和社會的研究，都“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1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置於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從中獲得感悟﹔歷史理論是關於歷史發展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過程與階段、現象與本質、發展規律與發展方向等揭示所形成的話語體系，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建構的知識基礎﹔歷史思維是以歷史要素之間的聯系為分析研究的牢固基礎，依據前因后果而“刨根問底”，它滲透在一切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及其問題追問之中﹔歷史方法是以事實為依據，進行歷史過程的順向考察和逆向考察，這既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常用方法。馬克思、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所涵納的人類全部知識、真理能夠提供人們未來發展借鑒的精准指向。

　　三、當代史家的使命擔當

　　歷史研究的興盛，歷史知識的運用，歷史智慧的發揮，從來都與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現實的需求息息相關。歷史開辟了時代發展的道路，時代呼喚歷史智慧的滋養。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史學工作者有幸生長在這樣一個有追求、有夢想的時代，不能做一個“時代的缺席者”“時代的失語者”，更不能做“時代的旁觀者”“時代的落伍者”，而要積極參與，不僅“貴通”，而且“善用”，擔負起當代史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為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最充分的歷史知識和最深邃的歷史智慧。

　　擔負起當代史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必須繼承和發揚在中國歷史上形成的良史精神。有歷史記錄，就有良史與穢史的差別。良史品格與精神在中國歷史上不斷得到錘煉和提升，被賦予“不虛美，不隱惡”“鑒往知來”“實事求是”“中中正正”“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等深刻而豐富的內涵，成為中國歷史學的宗則和史家優良傳統。當代史學家范文瀾十分推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求真精神。隻有求真，才能把真實的歷史知識傳播給大眾﹔才能辨真偽，明善惡，做到去偽存真，懲惡揚善﹔也才能探知歷史的真諦，揭示歷史的真理，豐富人們認識世界、推動實踐的智慧。

　　擔負起當代史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必須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就連當代西方一些著名史學家如杰弗裡·巴勒克拉夫等人在他們的論著中也不能不承認，要科學研究歷史，還得到馬克思的歷史著作裡尋求智慧。當然，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教條，而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是開放的、發展的理論。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必須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反對歷史研究碎片化傾向，反對歷史娛樂化、快餐化傾向等錯誤做法。歷史研究越是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就越能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並獲得相應的社會美譽。

　　擔負起當代史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還要將純學術的歷史研究與歷史普及工作結合起來。學術性的歷史研究是歷史學的重要內容，歷史研究的嚴謹成果和創新成果是歷史普及的重要基礎。但是，一定不要輕視或忽視歷史普及工作。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總結發揚老一輩史學家將學術研究與普及工作結合起來的好傳統、好做法。隻有做好歷史普及工作，使人們熟悉中國歷史、熱愛中國歷史，才能用正確的歷史觀認識“歷史上的中國”、關注“發展的中國”和助力“崛起的中國”，確立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中國社會轉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