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馬克思曾明確指出：“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在《資本論》的法文版中，馬克思再次重申：“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同自然的進程和自然的歷史是相似的。”很顯然，馬克思上述兩個論斷的“觀點”不僅是一致，而且都指涉到社會歷史觀領域的一個重大問題，即無論是“自然歷史過程”抑或“似自然性”，都科學而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形態不斷演進、依次更替的內在邏輯與客觀規律。

　　一

　　根據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的演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和辯証發展的必然結果。根據蘇聯學者巴加圖利亞的分析，馬克思正是通過研究分工問題而發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証法”，進而通過這一“辯証法”又闡明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四個因素及其內在關系，即“生產力——生產關系——政治的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態”。實際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証法”所揭示的恰恰是社會形態依次嬗遞的歷史規律。歷史唯物主義表明，社會制度變遷與社會形態更替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盡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沒有明確提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命題，在這裡“形式落后於內容”，但是他們已經精辟地揭示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根據巴加圖利亞的分析，“‘生產力決定交往形式’的原理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是一致的”。因此，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的最初表達形式，二者所表達的基本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歷史地看，在生產力與交往形式即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以前，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它們是這樣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一定關系中的一定的個人獨立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也就是說，在二者發生矛盾之前，一切交往形式都直接表現為人們自主活動的條件，即一開始就存在著“與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交往形式”。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僅僅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二者之間一旦發生矛盾，必將影響到社會結構的各個不同領域和層面。“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以往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這種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採取各種附帶形式——表現為沖突的總和，表現為各個階級之間的沖突，表現為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等，政治斗爭等。”根據歷史發展的辯証法，交往形式或生產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必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換自己的存在形式。

　　事實上，生產力的變革必然相應地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而新舊生產關系的更替就意味著社會形態的變遷。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法”，馬克思深刻地闡明了一切社會形態的暫時性和歷史性。他明確指出：“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由此可見，根本就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生產方式，也沒有永恆不滅的所有制形式，一切生產方式、一切所有制關系、一切社會形態都是歷史性的、暫時性的存在，都經常發生著歷史的變更。社會形態的演進的歷史規律就表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兩個“決不會”鮮明地揭示了社會形態的更替就是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

　　二

　　以“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發展為例，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並生動地再現了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必然性。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的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如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這一時期的勞動資料如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隻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而真正“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杠杆，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擔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客觀地講，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發揮過巨大的革命作用。曾經，“在一定階段上，資產階級使用的新的生產力……以及通過生產力發展起來的交換條件和交換需要，同現存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而且被法律神聖化的生產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說，同封建社會制度的行會特權以及許多其他的個人特權和地方特權（這些特權對於非特權等級來說都是桎梏）不相容了”。結果可想而知，封建桎梏被打碎了，資產階級革命得以完成。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又遭遇到或正處於自我革命的尷尬境地，開始走上自我變革、自我否定之路。

　　實際上，資產階級的自我否定的歷史進程正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所推動的。在對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所作的書評中，馬克思分析指出，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和發展，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符咒般喚起了巨大的生產力，“今天，這些力量仍然是資產者的奴隸，資產者無非把它們看作是實現他的自私的（骯臟的）利潤欲的工具（承擔者）﹔明天，它們將砸碎自身的鎖鏈，表明自己是會把資產者連同隻有骯臟外殼（資產者把這個外殼看成是工業的本質）的工業一起炸毀的人類發展的承擔者”。可見，這些力量如同一個被釋放的惡魔，它曾經被資產階級當作是攫取利潤的奴隸，而今卻成為一種強大的異己力量把資產者連同資本主義生產一同砸碎。實際上，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反思和覺醒。馬克思指出：“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並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如此一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了一個悖反的發展軌道。“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於是乎，馬克思明確斷言：“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作為真正的人類史的共產主義社會開始了。

　　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同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及其辯証發展的結果。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和社會關系——這二者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的不同方面——對於資本來說僅僅表現為手段，僅僅是資本用來從它的有限的基礎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內部的矛盾運動，資本主義向世人昭示出其暫時性和歷史性。基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矛盾的判斷和分析，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發現隱蔽地存在著無產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物質生產條件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關系，那麼，一切炸毀的嘗試都是堂吉訶德的荒唐行為。”如此看來，共產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的，正如列寧所言，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

　　三

　　我們一再強調，社會形態的演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和辯証發展的結果，正因如此，我們才更加需要重視並特別強調：社會形態的演進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誠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人類社會歷史得以存在、發展而須臾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揭示了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規律，進而把對社會形態及其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了科學的水平。顯然，在社會形態的發展、演進問題上，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沒有絲毫的空想主義，就是說，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進到后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正因如此，列寧認為，將馬克思與達爾文進行類比是完全恰當的。“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物種看作彼此毫無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探明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之上。同樣，馬克思也推翻了那種把社會看作可按長官意志（或者說按社會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樣）隨便改變的、偶然產生和變化的、機械的個人結合體的觀點，探明了作為一定生產關系總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概念，探明了這種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從而第一次把社會學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社會形態的演進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辯証法的真正自覺和歷史規律的科學揭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針對那些在社會領域的叫賣“萬應靈藥”的“庸醫”們，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指出：“正如醫學上的妙手回春的神醫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對自然界規律的無知作為自己的基礎一樣，社會領域中的庸醫和萬應靈藥也是以對社會規律的無知作為自己的基礎。”這些“庸醫”所開出的“萬應靈藥”其實一點也不靈驗，就因為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社會本身的發展還有自己的規律。當然，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列寧也指出，盡管“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但是，生產力將以什麼樣的速度向前發展，將以什麼樣的速度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如前所述，在法文版的《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清楚地闡明了社會形態的演進具有一種“似自然性”，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歷史，同自然一樣，也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即“自然歷史過程”。換句話說，社會形態的演進並“不取決於主觀願望，而取決於一切歷史條件”。而且，正是“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上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為各個新的一代所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因此，社會形態的演進取決於一切歷史條件，也就是說社會形態的發展最終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作者系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