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大邏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規劃的主線，它的提出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正確理解並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中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要實現這一點，就要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目標，厘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邏輯。

基於此，本文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進行深入分析，這在實踐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歷史邏輯

從根本上講，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這一點常常被忽略。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1﹞但是，如何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如何使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適應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初，還沒有現成的答案，就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地實踐，不斷地試錯。與此同時，不斷探索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不斷地增加經濟改革實踐的自覺性，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不斷提高它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性。

回顧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中國近40年的改革實踐本身就是典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經濟改革歷程和發展內涵的高度概括，它包括三個有機聯系的關鍵詞。一是“改革”這一主線，貫徹至今，其本質就是通過不斷完善制度建設來調整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以適應和應對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急劇變化﹔二是“供給側”這一重點，因為改革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極大地增加了經濟增長的供給要素，如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知識要素、信息要素等，這都屬於供給側范疇﹔三是“結構性”這一特征，因為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要素資源配置的變化，產業機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投資結構、所有制結構、人口結構、城鄉結構等結構性因素一直在變化之中，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決定因素。隻不過當時沒有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說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體上經歷了五次三中全會經濟體制改革決策，形成了五個重要階段，都充分體現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開啟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動階段，中國處在人均收入極其低下、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重點減少極度貧困的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25項政策，直接啟動了農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關鍵性制度安排，極大地推進了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首先，農村人均收入出現前所未有的高增長。1978-1985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2.7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5.2%﹔其次，大幅度減少絕對貧困人口。按2010年農村貧困線標准，197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70億人，到1985年減少為6.61億人，貧困發生率由97.5%下降為78.3%﹝2﹞﹔再有，農村鄉鎮企業創造了大量新增就業，從1978年2827萬人增至1985年6967萬人，增加了1.47倍。

第二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進入改革的全面開局階段，這也是中國處在極低收入發展階段、重點解決溫飽的階段。根據黨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統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做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謀劃了“全面改革藍圖”，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旨在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次三中全會開啟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改革，不過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進行，解決原有體制的“激勵不足”或“激勵缺位”的問題。此后，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大幅度縮小了計劃經濟范圍﹔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個體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初步奠定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實施沿海率先發展戰略。可以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改革是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道路的過渡階段。

第三次是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也是中國處在低收入、重點實現小康水平的發展階段。根據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計50條，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立完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建立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重要任務，成為新體制的基本框架與重要支柱，為后來的改革所繼承下來。需要指出的是，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國際背景是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中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凸顯了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四次是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這也是中國進入下中等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根據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做出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計42條，成為指導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極大地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成長與活力。2002年全國市場主體（實有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為3111萬戶，到2012年已增至5426萬戶，其中私營企業從264萬戶增至1086萬戶，從業人員從1999萬人增至7557萬人。這充分顯示了這一時期各類市場主體大幅度增長，成為創造經濟總量、貿易總量、新增就業的主體。

第五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這也是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涉及336項重大舉措，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重大原則，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2020階段性目標，布置了“五位一體”改革及國防軍隊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布局了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僅從商事制度改革的紅利來看，到2015年全國市場主體（實有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已上升至7700萬戶，比2012年增加了2300萬戶，其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就業人員合計1.90億人。到2015年，按2010年農村貧困線標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已經下降至5575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為5.7%﹝3﹞到2020年有望消除全部貧困人口。

由以上五次三中全會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凸顯了三個關鍵詞：通過改革，有效改善供給側的要素投入及配置，進而促進了中國各類結構性變遷和優化。2015年，中國人均GDP（PPP）為13400國際美元（2011年價格，下同），僅相當於美國人均水平（52549國際美元）的25.5%，與美國仍舊具有很大差距。而這種差距的縮小歸根結底還是需要通過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因此，未來也隻有通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促進中國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最重要的是促進中國各類結構的不斷優化。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性問題就是如何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這也必須要著眼於解決供給側要素配置的結構性問題，通過深化各個領域的改革，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並且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自覺性和自主性。從自覺性來講，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並沒有因為推進經濟改革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而畏首畏尾，進而喪失改革和發展的時機。從自主性來講，中國的經濟改革立足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並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大勢，而不是去照搬所謂的“國際經驗”。例如，在中國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中國並沒有不顧國家發展的客觀情況，盲目引入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藥方。同樣地，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體現了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自覺性和自主性。

當前，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典型理解是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所謂的供給側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聯系起來，進而又把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以“供給側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裡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政策主張相提並論。從本質上講，裡根經濟學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本質是“市場萬能論”，而且往往把政府必要的、有益的干預和管制打上“扭曲市場、制造不平等”的標簽﹔其政策主張是通過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私有化、放鬆管制、減稅、減少政府支出等方式促進私營部門的比重和作用，反對政府干預。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期間的拉美、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來看，基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藥方在發展中以及轉型國家的失敗案例比比皆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最終結果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弱化，市場運行混亂，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不斷累積，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事實上也未能逃脫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主張所造成的惡果，例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擴大、赤字規模急劇膨脹等，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痼疾。此外，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在金融領域付諸實踐的一個典型失敗案例。

胡鞍鋼等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裡根經濟學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基於“裡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階段、政策目標以及政策手段上存在顯著差異﹝4﹞。從這個意義上講，直接把“裡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應用到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必然會“張冠李戴”“開錯藥方”。因此，絕對不能認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裡根經濟學”的中國版。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提出，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邏輯

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行不僅成為當前經濟的突出問題，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之一，因為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匯率法）或第一大經濟體（購買力平價法），還是世界第一大貿易體，中國經濟未來走向，對世界240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對把中國作為重要貿易伙伴的130-140個國家和地區直接產生溢出效應。這是與前幾個階段的經濟改革最大的不同之處。

認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邏輯，也就是准確回答為什麼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十三五”時期主線。把握住“主線”，就抓住了決定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抓住了未來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從而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這就需要厘清當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其一，如何正確看待“十二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下行現象﹔其二，怎樣在“十三五”時期通過“調結構”而不是通過1998年、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而採取的擴大內需，來實現“保增長”。

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分析“十五五”時期經濟增速下行。1978-2015年期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6%，高於日本在1950-1972年期間的平均增速9.35%，高於韓國在1961-1996年期間的平均增速（8.6%）。從經濟波動來看，中國經濟的高增速也曾經歷過若干次階段性的下降（見圖1），其中包括1978-1981年期間、1984-1990年期間、1992-1999年期間、2007-2015年期間的四次階段性經濟增速下調。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穩定性趨於加強。特別是1992年之后，中國經濟基本上沒有出現計劃經濟時期的“大起大落”現象，這也反映出中國宏觀調控能力的日趨成熟。總體來看，經濟增速的變動是外部需求因素（或者說是周期性因素）、內部結構性因素以及宏觀調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每一次調整都包含了經濟結構的轉型，進而為下一階段的增長奠定基礎。

圖1 中國經濟增長率（1978-2015年）（略）

從2011年起，中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逐步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6.9%（1991年以后首次“破七”）。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行，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經濟受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即外部需求增速放緩（甚至負增長）拖累了中國經濟增長。從外部需求因素來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確實對中國經濟造成顯著的外部沖擊，這也與中國高度開放、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直接相關。從當前世界經濟環境及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來看，外部需求的低迷甚至萎縮確實對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具有相當解釋力：“十二五”時期，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重顯著下降，由2011年的49.16%下降到2015年的35.74%，2015年的水平甚至低於加入WTO之前的水平（2001年38.8%）。

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正處於新舊思維碰撞、新舊動力轉換、新舊力量對比、新舊規則交替的動蕩期、轉型期、變革期和調整期。﹝5﹞總體來看，近年來世界經濟正面臨著以“低貿易增長、低經濟增長、高公共債務”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現實（new reality），世界經濟正經歷著結構性變化，整體好轉仍舊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弱化，而且出現分化。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對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有限的，尚不足以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蘇。此外，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不容忽視。例如，“英國脫歐”、美國大選都將深刻地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重要因素。

盡管外部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如果以此便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周期性問題也是片面的，不能忽視結構性問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由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導致中國在2008年年底到2010年期間為了實現“穩增長”實施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從而加劇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並且使得結構性矛盾在“十二五”期間日益凸顯。因此，近幾年的經濟增速下行、外部需求下滑是外因、次因，而國內經濟結構問題是內因、主因。

加劇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一個重要因素是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圖2）。全球金融危機前，中國城鎮房地產投資在2000-2007年期間的名義增長率達到27.4%，接近名義GDP增長率（為15.1%）的兩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城鎮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在2009年降低到14.1%，隨后在2010年反彈到32.8%。進入“十二五”時期，城鎮房地產投資增速顯著下滑，2015年下滑至0.38%，直接導致近年來經濟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房地產投資增速的下滑又直接導致與房地產投資密切相關的行業（例如煤炭、鋼鐵、水泥、建材等）的需求增速降低，進而也成為煤炭、鋼鐵等行業的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從而形成了當前“去庫存、去產能”壓力。此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年末開始的經濟刺激計劃導致銀行業加大了對房地產以及鋼鐵、煤炭、水泥等行業的信貸投放。在地方政府的極力支持下，地方融資平台也獲得了銀行業的巨量信貸投放，導致地方政府債務擴張以及杠杆率不斷提升，造成了當前的“去杠杆”壓力。

圖2 城鎮房地產投資規模及增長率：2000-2015年（略）

其次，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的結構特征和外部因素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政策是“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主線。盡管“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出現增速下滑，但是經濟結構還是得到顯著調整，符合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構調整方向。從宏觀上講，“十二五”時期的結構調整主要體現為：第二產業比重顯著下降和第三產業比重顯著提升。其中，第三產業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上升到2015年的50.5%﹔第二產業比重由46.2%下降到40.5%，兩者的變動率均顯著高於歷次五年規劃（或計劃）時期。更進一步講，結構調整必然帶來增長動力的轉換，而舊的增長動力的退出和新的增長動力發揮作用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舊的增長動力退出相對較快，新的增長動力成長相對較慢，短期經濟增長速度就會出現下降。因此，增速下降也是結構調整的正常反應。從“十二五”期間各省GDP平均增長率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變動率的對比分析來看（見圖3），各地區間的GDP增長率與第三產業比重的變化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關系，與第二產業比重的變化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關系。這也就是說，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幅度高、第二產業下降幅度高的地區，GDP增長率相對較低。因此，考慮到結構性因素，“十二五”期間的經濟增速下降具有合理性，也不必對此過於悲觀﹔更何況“十二五”時期的平均經濟增速為7.8%，盡管低於1978-2010年9.9%的增速，但是仍然高於7%的預期目標。

圖3 “十二五”期間各地區經濟增長率與經濟結構變動（略）

從綜合發展指標來看，“十二五”時期經濟增長質量顯著提高，產業結構、城鄉結構、科技（除了研發經費支出佔GDP比重之外）教育和資源環境類指標基本完成了“十二五”規劃目標。我們利用“目標一致法”對歷次五年規劃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十五”計劃完成率為64%，“十一五”規劃完成率為86%，而“十二五”規劃完成率則高達96%。由此可見，盡管“十二五”期間出現經濟增長下行，但是綜合的五年規劃完成率好於之前的兩個五年規劃，這也為“十三五”時期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總體而言，“十二五”時期所出現的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具有基礎性、長期性，都是積極的、良性的變化，基本符合中國工業化（進入第二產業佔經濟比重下降的后期）、城鎮化（仍處在城鎮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期）發展階段，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的發展趨勢（尤其是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均下降至30%左右，進入更富裕類型階段），與中國經濟長期結構調整優化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盡管“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調結構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結構性問題依舊突出，結構調整還遠遠沒有到位，“穩增長”的壓力和“調結構”的困難並存。如果處理不好，將使得“調結構”和“穩增長”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十三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仍舊是衡量這一時期發展的重要指標，因為它涉及中國經濟總量能否在2020年實現比2010年翻番的目標。對“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率的正確認識，要建立在充分評估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基礎上。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由經濟要素實現有效配置所能達到的增長率，是在某一較長階段可維持的增長率。我們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仍可以維持在7%左右，結構性因素仍舊是中國未來潛在增長率的重要決定因素，解決好結構性問題是未來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保持在潛在增長率水平的關鍵。

從外部需求來看，如果世界經濟“新現實”成為世界經濟“新常態”，我們把破解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希望寄托於外部需求的改善，“穩增長”則必然陷入被動。因此，“調結構”是為了爭取“穩增長”的主動性。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率，既要取決於外需因素（或者說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取決於能否深入進行結構調整。從結構性因素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就是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當前，結構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房地產高庫存和部分工業部門的產能過剩，杠杆率不斷攀升，企業經營成本攀升。從2012年開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出現連續四年的“通縮”現象來看，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傳統工業品生產能力明顯過剩。例如，35種主要工業產品在過去幾年已有18種傳統工業產品產量達到高峰並出現下降趨勢。其中，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業產能利用率在2012年年底分別僅為72％、71.9％、73.7％、73.1％和75％，明顯低於國際通常水平。﹝6﹞這反映出中國的傳統工業化正在走向盡頭，也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並導致金融風險的不斷累積。解決這些問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現的短期目標，但是也不是一、兩年或幾年就可以完成的。

總體而言，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深刻變化，抓住和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仍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制約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穩定增長。﹝7﹞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應對當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同時也是為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戰略機遇。“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的結構調整仍將持續進行，經濟增長率既受到內外部需求性因素影響，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供給側要素的實際配置狀況，即結構性因素。未來中國經濟結構變化仍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的變動上。從這個意義上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主線符合中國長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通過深入推進“調結構”，實現“穩增長”，這是由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決定的。綜合考慮經濟發展階段所蘊含的后發優勢、產業結構變遷動能、城鎮化的拉動效應、人力資本的累計效應和規模效應以及創新驅動潛能，我們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在7%左右是合理的，也是有保障的﹔同時，“十三五”規劃把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確定在6.5%以上既是經濟增長的底線，也是留有余地、適度區間的，既沒有超出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也為結構調整留出空間。

“十三五”規劃明確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發展主線，這也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著眼於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更是著眼於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從短期目標來看，要確保完成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等主要任務，同時要著力實現“穩增長”和“降風險”。從中長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還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穩定經濟潛在增長率。

四、結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的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

國家“十三五”規劃首次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五年規劃的主線。從功能上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貫徹五大發展理念，通過深化各個領域的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引領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邁向高收入水平具有決定性意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國實踐”“中國理論”以及兩者的互動，是引領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及轉變發展方式的指導思想，為進一步實踐創新提供了理論基礎、政治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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