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治黨利器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強身治病、保持肌體健康的銳利武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須堅持不懈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用好。”必須看到，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在漫長的革命戰爭年代從自身的特點入手探索出來的獨特的制度財富和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在修正錯誤、統一思想、鞏固團結、激發活力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新的歷史條件下，批評和自我批評依然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維護黨內健康政治生態的治黨利器。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自我治理的重要方法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認識論前提非常簡單，但也不容易被人們承認，那就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政黨對事物的認識，都存在著不符合客觀實際從而導致犯錯誤的可能性，而在錯誤之后的自我反思或者在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錯誤的時候，來自他人的批評則是糾正錯誤達到正確認識的最好方法之一。那些勇於並且敢於直面錯誤、認真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政黨是謙虛的，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能不能在政黨的政治生活中實踐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否不斷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發展壯大的關鍵之一。

　　領導中國人民開辟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全新事業，中國共產黨難免在認識上、思想上和實踐中犯各種各樣的錯誤，陷入各種各樣的誤區。但中國共產黨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她在各個歷史時期並沒有被錯誤和挫折所打倒，而是在糾正了錯誤之后繼續前進。她改正錯誤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善於在失敗和挫折之后開展認真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尋找產生的根源，找出正確的道路和方法。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的歷史就是一個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斷修正自身錯誤從而不斷走向勝利的過程。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實現自我治理的治黨利器。其一，它是一種組織內部的監督、糾錯機制，也是一種黨內民主機制，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領導和普通黨員平等地發表意見，糾正黨的思想認識上和決策上的失誤﹔其二，它是實現黨內思想統一的正確方法，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中的溝通交流和相互批評、相互辯駁，消除分歧，提高認識，達成共識﹔其三，它是黨員干部進行黨性鍛煉的重要場所﹔其四，它還是領導者克服官僚主義、實現正確領導的精神素養，領導者如果沒有自我批評的謙卑心態，不能放下身段聽取來自群眾的、基層的甚至對立面的意見和批評，就不可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必然違背群眾路線，那種領導必然是錯誤的。總之，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核心，通過思想觀念上的爭論和交鋒，使政黨的政治特點、黨員的黨的意識和觀念得以突顯和鞏固、深化，維護了政黨的嚴肅性。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新傳統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就有的嗎？不，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治黨實踐中創造的。早在1942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就指出：“沒有斗爭就不能有進步，有人說我們所進行的黨內斗爭是不符合中國的習慣的，但我們說我們必須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使黨員更提高更進步。”

　　的確，這樣一種建設黨、改造黨、發展黨的方式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其他的政黨也可能使用這樣的方法，但隻有中國共產黨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發展和豐富為一種成熟完善的黨建理論和實踐中可以操作的黨建方法。

　　在某種意義上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東西方文化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文化融合的產物，既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重視修身、克己、反求諸己、反躬自省的精神淵源，也有來自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斗爭哲學。中國共產黨是善於學習的政黨。在中國共產黨尋找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其政黨文化是高度開放的而絕不是封閉保守的，她向所有能夠接觸到的先進文化學習，既學習本民族文化中的優秀的部分，也大膽借鑒來自西方的文化。她不但學習，還善於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在這種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個人意義上的自我反思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但是組織意義上的自我反思，在黨的政治生活中、黨支部會議上當著大家的面公開地剖析自己的缺點，作自我批評則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文化傳統是顧及面子和人情的，自我反思也是在個人獨處的狀態下進行的﹔而在支部生活中開誠布公地指出別人的缺點、批評別人的錯誤，更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忌諱的。

　　最核心的區別在於，中國傳統文化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而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文化是以組織和信仰為基礎的，二者是存在著矛盾和沖突的。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批評和自我批評既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在吸收了外來的先進思想文化之后在政治實踐中的突破和創新。

　　簡言之，批評和自我批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修身不同之處有三點：其一，修身是一種個人的自主自願行為，是在私人場合進行的私人行為，而自我批評則是黨內政治生活的要求，個人是以組織一分子的身份參加的，是組織內部的必須進行的組織行為﹔其二，修身可以在個人的內心裡進行，也可以寫在日記裡挖掘自己的錯誤進行自我鞭策，而自我批評則是在組織生活會、支部會議上公開當眾剖析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其三，修身是自我反思，而批評和自我批評則要求組織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批評，組織對個人的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既有黨員之間的相互批評，也有黨員對黨的組織和領導干部的批評，還有黨組織對黨員的批評、群眾對黨的批評，等等。

　　所以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獨特的建設方式。通過這樣的方式，通過在黨內進行坦率的、開誠布公的、真誠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國共產黨成功應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挫折、分歧和挑戰，解決了黨內的矛盾。而這種應對方式的主要特點就是通過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尋找內因，坦白承認錯誤，在新的正確認識基礎上統一思想，從而實現組織的自我調適和自我更新。可以說，成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在黨員的自我革新基礎上實現組織的自我革命。

全面從嚴治黨條件下不能丟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治黨利器

為什麼近些年來黨內的官僚主義、家長制、特權腐敗、“四風”現象等問題一度嚴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抵御、監督、制約和蕩滌黨內不正之風的機制——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丟失了或者流於形式主義了，它對黨的自我治理功能或者被忽略了或者逐漸失去了效力。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存在的普遍性問題是，自我批評難，相互批評更難。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政治生活庸俗化、隨意化、平淡化現象還大量存在，一些黨組織和黨員缺乏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勇氣。這既害自己又耽誤同志，最終傷害的是黨的事業。”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不進行真誠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的會議上不說真話、實話就不能求得真理，不能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但在革命成功以后黨執政了，那種緊迫的現實要求就淡化了，官僚主義滋生蔓延，黨員干部的名利地位心重了，明哲保身的心態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員干部的個人主義、世俗主義逐漸流行，自私自利多了，政治意識、黨性意識淡漠了﹔傳統文化中那些曾經被中國共產黨批判過、揚棄過的腐朽因素諸如人情觀念、面子觀念死灰復燃了。這些都沖淡了中國共產黨的新傳統。於是，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在民主生活會上，認真的、積極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消失了，這種活動表面上還在按照上級和組織的要求進行，但往往流於形式，走了過場。上級也許能夠批評下級，但下級不再敢批評上級，擔心領導給穿小鞋，對領導更多的是出於利害考慮而導致的吹捧拍馬式的偽批評，同志之間的相互批評也往往是不痛不痒的止於皮毛、無法進行思想上的深入交流和交鋒。在這樣的情況下，批評和自我批評只是徒有其表，無法再發揮治黨利器的作用了。

　　正是鑒於這些原因，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重申黨內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嚴格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對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提出了具體要求。全會公報鮮明地提出:“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講黨性不講私情、講真理不講面子。黨員、干部必須嚴於自我解剖，對發現的問題要深入剖析原因，認真整改。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對各種不同意見都必須聽取，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帶頭從諫如流、敢於直言。”

　　必須看到，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比革命戰爭年代更為復雜的環境，要使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中國共產黨傳統的治黨利器重新煥發生機活力而不是流於形式，需要一系列具體制度、機制方面的改革創新。其一，必須制定具體而詳細的、可以操作的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規定﹔其二，必須落實書記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書記要負責組織和實施批評和自我批評，明確書記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的責任﹔其三，制定相關責任追究制度，對於不按相關規定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活動中走形式、走過場的黨組織和責任人進行批評問責﹔其四，領導能不能率先垂范、發揚民主對於批評和自我批評能不能順利開展是最關鍵的。要制定相關制度，明確規定領導必須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發揮帶頭作用，主動進行自我批評，認真聽取黨員對自己的批評意見，對於在活動中壓制批評和事后打擊報復的進行相應的黨紀處分。

　　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都有堅定的信仰、堅強的黨性，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拋棄私心雜念，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嚴格遵守黨章和黨的紀律，出以公心，真誠坦率地檢討自己、批評同志，就能夠達到修正錯誤、求同存異、統一思想、共同進步、共同提高的目的，從而不斷增強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作者：劉智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