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經濟學的“歷史路標”——關於深化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對話

　　【圓桌對話】

　　編者按

　　目前在世界經濟學界，忽視經濟史、不重視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現象愈來愈嚴重。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學科，越來越向自然科學靠近，逐漸偏離了對歷史的關注、對人文的關切。近年來不少學者對這一現象表示出了擔心，呼吁加強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編經濟思想史》十一卷本，洋洋大觀，聚集國內經濟學界十余位知名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歷經十余年完成，是國內首部既完整又具有鮮明中國話語體系的經濟思想史叢書，引起了學術界的特別關注。為此，本刊特別邀請該叢書的總主編顧海良、顏鵬飛教授，以及日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編委會成員竹永進教授，就加強經濟思想史研究這一主題展開了對話。

　　主持人

　　記者 張 雁

　　嘉賓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 顧海良

　　武漢大學經濟思想史研究所所長 顏鵬飛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 竹永進

　　主持人：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加強經濟思想史研究，請問經濟思想史研究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到底有多重要？

　　顧海良：缺乏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就難以理解經濟學的根本內涵和現實意義。馬克思在開始經濟學研究時就認為，自己“完全埋頭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史”兩個方面的研究﹔在《資本論》創作中更是強調，隻有通過對經濟思想的“歷史的評論”，才能理解“政治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自行批判”，才能把握“政治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歷史路標的形式被揭示出來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也認為，經濟學之所以成為科學，“在於掌握了技巧或技術，而這些技術可以分為三類：歷史、統計和‘理論’”。這裡提到的歷史包括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他認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

　　顏鵬飛：人文社會科學盡管林林總總、種類繁多，但都是一種歷史的科學，可以說，歷史研究是一切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是經濟學之源，經濟學理論總是在持續的歷史檢驗和學說交鋒中得以發展的。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經濟思想史的作用在於融通古今各種經濟思想資源，追溯和詮釋其發生、發展和變遷的歷史，尋找和闡釋各個國家經濟思想的發展規律。

　　從學術史看，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大家都是經濟思想史專家，如斯密、穆勒、凡勃倫、凱恩斯、熊彼特等，都非常看重歷史和思想史對理論研究的意義。路易斯·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之於歷史就如同泰勒斯之於數學、伽利略之於物理學、弗洛伊德之於心理學。

　　竹永進：然而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思想史學家逐漸退卻、經濟學不重視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現象卻愈來愈嚴峻。在這些國家的大學中，經濟思想史教學席位被廢除的現象並不少見，研究經濟思想史的學術機構成員不斷減少和老齡化，能在學術界“活下來”並繼續參與活動，反倒變成經濟思想史學家的重要任務。

　　這一現象由來已久，被人們認為同樣是數學家的凱恩斯，早先就注意到數學在經濟研究領域大行其道的現象。他認為：“其最大弊端，就在於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所討論的各要素都是嚴格獨立﹔隻要這個假定不能成立，這一方法的力量與權威就一掃而盡……在神氣十足但毫無用處的符號迷陣中，把現實世界中之復雜性與息息相通性置之腦后了。”

　　顏鵬飛：我國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也存在這一問題。經濟學丟掉賴以安身立命的歷史交椅，經濟思想史的學術地位被嚴重邊緣化，越來越多的經濟院校甚至完全不開設經濟思想史課程了。

　　主持人：對經濟學史的研究有多種說法，包括政治經濟學史、經濟學說史、經濟思想史，等等。在《新編經濟思想史》中，你們強調的是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這在學術上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顧海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歷史時段最為長遠、視域也最為寬泛，它是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時期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發生、發展及其相互聯系歷史的研究。在其開端上，經濟思想史可以是一切有關人類經濟活動的知識，可以體現在論及經濟問題的各種典籍文獻中，甚至反映在古代其他各種歷史和文化作品之中。

　　與政治經濟學史和經濟學說史相區別的是，經濟思想史還包含有對未成系統的經濟學說的研究。這種未成系統的經濟思想，不僅存在於所謂的“初期經濟思想”中，而且存在於經濟思想史的全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經濟思想史呈現的就是經濟思想從未成系統到成系統的發展過程，這應該是經濟思想史過程的常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經濟思想史是一個各種說法匯聚的大雜燴，那些未成系統的經濟思想能否進入經濟思想史，這一判斷本身就體現出了經濟思想史研究者的學術眼界和學術底蘊。

　　顏鵬飛：實際上，經濟思想史既是一部經濟學上的思想史，也是古今思想巨匠和理論大師之間的對話，是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交集，是政治、哲學、數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的融合。因此，經濟思想史也是一部涵蓋多學科的“綜合史”。從世界文明史這一大視域來看，經濟思想史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是東學西鑒或西學東漸的相互交替，集中地體現了東西方文明互相交流過程中的規律性的現象。

　　主持人：《新編經濟思想史》最顯著的特色，在於主張對外國經濟思想史、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和中國經濟思想史做出綜合研究。為何要對這部經濟思想史著作做出這樣的學術定位？

　　顧海良：《新編經濟思想史》所指的“經濟思想史”，包含有經濟思想的綜合研究，具有真正的“通史”的意義。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於政治經濟學史或經濟學說史的各類著述，闡釋的實際都是外國經濟思想史。除非專門標明是“中國”的經濟思想史，一旦論及經濟思想史，似乎就約定俗成地認為是指外國經濟思想史，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不包括在其中。

　　顏鵬飛：為了扭轉這一格局，我們試圖在《新編經濟思想史》中打通中國經濟思想史、外國經濟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之間的學術限界，談古論今，貫通中西，突破這三者之間的學術阻隔，拓寬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達中外之情，通古今之變，從而全方位地探尋經濟思想史演進的規律。

　　《新編經濟思想史》共有11卷，以古代中國經濟思想開篇而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當代發展收篇。這有助於從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中挖掘馬克思主義的資源，從中國經濟思想史中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從西方經濟學史中挖掘國外經濟科學的資源，推進中國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及創新。

　　顧海良：顯然，中國經濟思想史是經濟思想史當然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這是經濟思想史的本意所決定的，排除中國經濟思想史在外的經濟思想史顯然是不完整的經濟思想史。中國經濟思想史作為經濟思想史當然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還是由中國經濟思想史的豐富思想內容和輝煌思想菁華所決定的，缺少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經濟思想史顯然是不全面的經濟思想史。

　　主持人：馬克思一直被看作是最偉大的經濟思想史家，馬克思關於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對我們現在的研究有什麼學術價值和思想啟示？

　　竹永進：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從經濟思想史開始的。19世紀40年代初，馬克思在對古典經濟學家的主要議題——“價值與分配理論”的研究中，克服古典經濟學的不足，建構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體系。在19世紀40年代后半期，與《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同時的經濟學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兩本，一是用法語寫成的《哲學的貧困》，一是《雇佣勞動和資本》。在其中，馬克思幾乎全部採用了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尤其是李嘉圖的理論，仿佛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代表了自己的觀點。在之后特別是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馬克思定居倫敦，有機會研究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大量經濟思想史文獻，並摘錄了數量龐大的筆記，在此基礎上，對古典經濟學做出了系統批判，進而創立了馬克思經濟學體系。

　　顧海良：19世紀40年代開始，馬克思在實現經濟學的科學革命中形成了自己的經濟思想史觀。在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馬克思無疑是最為重要的經濟思想史學家，他關於經濟思想史的主題、方法和形式等基本觀點，構成了博大精深的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

　　“思想的歷史除了証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証明了什麼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做出的這一判斷，對經濟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啟示。依據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經濟社會發展是經濟思想產生的根源，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是經濟思想歷史生成和發展的社會物質基礎和前提﹔經濟思想自身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在思想觀念上的反映，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內涵﹔經濟思想史作為社會思想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思想的“精神生產”的演進是經濟思想史演進的重要因素。

　　唯物史觀創立后，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就提出，“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就必然“自問”：“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后，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和根本原則有了全新的看法，也對經濟思想史上的“宿命論”學派、“人道學派”和歸於“無產階級的理論家”的“各種學派”作了初步探析，提出了“古典學派”的概念。

　　主持人：如何理解經濟思想史發展階段和闡釋形式問題？對此一直存在不同見解，你們有哪些新的理解？

　　顏鵬飛：經濟思想史嬗變、演進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現象。很長一個時期，經濟思想史著述基本上陷於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的學術范式。我們力圖借鑒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判史》論述”的思路，按照三大線索，即“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變遷—經濟體制和重大經濟政策變化—人類思想文化和歷史”的發展線索，劃分基本的經濟思想階段。從主流經濟思想的演變過程、制度變遷、體制演進、政策變化和人類思想文化相互影響的大視域和多元視角，透過社會經濟運行進程來考察經濟思想史的規律。

　　顧海良：《新編經濟思想史》力求從經濟思想的演進與制度變遷和體制演變之間相互影響的視角，也就是透過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相互作用，以及兩者與經濟思想的相互影響上，突破以往大多就經濟思想演變單一線索編寫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對經濟思想史作出了新的研究。《新編經濟思想史》以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為主線，重點研究1640年以來中外經濟學的進展和經濟思想的變遷，並著力體現中國經濟思想及其歷史發展科學價值和學術地位，這使它成為了一部論述、評價經濟思想史變遷的“綜合思想史”，是一部體現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交匯的、體現西方經濟學史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交匯的、體現中國經濟思想史與外國經濟思想史交匯的經濟思想史的“長卷”。

　　主持人：人們常說歷史是現實的，經濟思想的歷史研究肯定也有強烈的現實關照。在撰寫《新編經濟思想史》時，是否考慮過它與當下中國經濟學研究之間的關系？

　　顏鵬飛：《新編經濟思想史》用中國經濟學的話語論述、評價經濟思想史的變遷，重點研究17世紀40年代以來中外經濟學的進展和經濟學人思潮的變遷，著力體現中國經濟思想的價值。如果說，西方的經濟思想史著作有美歐中心主義情結，毋庸置疑，《新編經濟思想史》有鮮明的中國情結，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與中國國情息息相關，除了解讀和總結經濟思想史演化的一般性規律，也該注重解讀和總結基於不同國家國情的經濟思想發展道路和演變規律的特殊性或多樣性。

　　顧海良：如托馬斯·庫恩所言：“歷史如果不被我們看成是軼事或年表堆砌的話，那麼，它就能對我們現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學形象產生一個決定性的轉變。”20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現當代經濟思想的發展，同之前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聯結在一起，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和實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過程。中國現當代經濟思想史凸顯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內涵、理論體系和精神實質，從歷史、理論和現實的結合上，揭示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體現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形成了經濟思想史的中國學派。

　　顏鵬飛：結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經濟實踐進行經濟思想史的探討，還有助於從思想源頭上滌蕩歷史虛無主義，有助於經濟思想史研究更為深入地發展，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中產生更為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新編經濟思想史》從選題到出版，歷經十多年，各卷主編均來自經濟思想史學科建設最強的高校，你們通力合作，十年磨一劍，未來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上還有什麼新的期待？

　　顧海良：編撰一部涵蓋中國經濟思想史、西方經濟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在內的，能夠呈現經濟思想史整體面貌，且具有中國學者學術影響力的經濟思想史，是各卷主編們的學術追求和夙願。從2007年開始，在經濟科學出版社的支持下，經濟思想史“長卷”以《新編經濟思想史》的名稱開始進入實質性的編撰過程。十余年過去了，編撰雖然完成，但是《新編經濟思想史》沒有給經濟思想史研究畫上句號，相反，只是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平台和基礎。

　　竹永進：在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氛圍下，經濟思想史的原始經典文本（比如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等的文本）的研究，總體上在不斷被削弱。然而，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經濟學中出現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開始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提出質疑。與此同時，這些經濟學家也開始“回到”經濟學的“原始資源”。2017年是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200周年，以及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期望在這一特殊時候能出現研究這些最重要經典文獻的“復興”。在對經濟思想史的反思中，重新思考真實的世界經濟。

　　顏鵬飛：20世紀下半葉至今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的時期，世界正處在歷史轉折或轉型的重要時刻。每—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內容，也具有不同的時代主題。經濟思想史要加強對世紀之交西方當代經濟思想的本來面目及其發展脈絡、規律和特征的研究。20世紀最后30年以降，當代西方經濟理論、思潮和流派呈現兩大特征：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處於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危機之中﹔二是主流派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長期並存的多元化趨勢方興未艾。當代主流派經濟學的壟斷地位，正受到一種新的多元主義潮流的沖擊，經濟學理論再一次變革的預兆初露。這些無疑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資源。

　　顧海良：在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形成中，絕不能缺失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發展為理論主題和基本理念的，從經濟思想史研究上可以看到，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之際，正值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歷史轉折之時，《論十大關系》講話實際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的開創之作。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提出的“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社會發展規律”的原則，“要採取積極合理發展的方針”的思想，堅持“從發展的觀點看”的方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主題和理念作出的最初闡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以“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樣一些朴實的話語和堅定的信心，從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識上闡明了發展的深刻內涵。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推向21世紀的進程中，進一步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重要論斷，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的思想。從經濟思想史來看，習近平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內容的新發展理念，賦予“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以更為深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內涵，賦予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意蘊。（記者 張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