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9日08:42 來源:經濟日報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我國經濟形勢和發展態勢做了重要研判,強調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這裡提到的“重大結構性失衡”,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所謂“重大結構性失衡”,首先就表現在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矛盾,或多或少都與產能過剩有關。我們需要下決心解決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就是“三去一降一補”這個量級的、而非一般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其焦點之一,就在於產能過剩。若不及時化解,對經濟持續發展影響很大,后患很多。
破解“重大結構性失衡”,化解產能過剩,是一項重大的系統性工程,需要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用改革手段去破解體制機制難題。從一年來全國各地去產能的實踐來看,各地以“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抓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但從總體上看,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的要靠改革靠市場靠法治發揮作用,真正走出新路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這明確了最終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徑,畫了一張清清楚楚的路線圖。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推動“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從去產能來看,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就要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准,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就要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化解過剩產能依然是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為了更好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決打好化解過剩產能攻堅戰,推動去產能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以下幾個方面特別需要努力加強。
一是把市場化和行政化手段有機結合,分類重點處置。當前去產能重點對象可以劃分為落后產能、非法產能和不安全產能三種,應該分類重點處置。一方面落后產能應按照市場出清原則,優勝劣汰、平衡供需、穩定價格,既要遵循法治思維,也要重視市場和商業邏輯﹔另一方面,非法產能和不安全產能主要依靠嚴格監管,用法治化手段嚴肅懲治。依法重拳嚴厲打擊“地條鋼”,堅決取締違法違規的小煤礦。同時應該加大懲處力度,統一思想,形成合力,明確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堅決鏟除違規違紀事件。
二是把握“一帶一路”戰略契機,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堅持化解過剩產能“疏堵結合”的原則,打通產能國際轉移的出口。一方面積極主動參與全球資源配置,進一步加快鋼鐵產業鏈的全球化布局,構筑全球產業發展平台﹔另一方面,充分把握好“一帶一路”戰略發展機遇,深度挖掘國際市場需求,加快國際產能合作,引導鋼鐵煤炭等有效產能的設備裝備、工藝技術、管理人才、技能人才等生產要素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優勢地區和企業轉移,帶動國內產能輸出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三是適時監管重視驗收,嚴懲落后產能復產增產企業。去產能企業復產增產現象會形成嚴重的負向激勵,應嚴格監管和重視驗收。一方面應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工具構建“三類產能”的溯源平台,完善落后產能、非法產能和不安全產能的可追溯體系。尤其是在鋼鐵煤炭行業建立工業產能及利用率調查制度,形成完備的工業產出和產能利用監測體系﹔另一方面,應重視驗收、精准識別,對企業既要抓正面典型樹標杆,也要抓負面案例嚴懲罰﹔堅決杜絕違規違法和落后產能死灰復燃,確保過剩產能“真去”“真退”。
四是加快僵尸企業破產退出。在這一過程中,應該提高認識,增強“四個意識”,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秉承新發展理念,切實突破僵尸企業債務重組、人員安置和資產處置三個瓶頸,在尊重市場化、尊重法治化的前提下,有序推進去產能企業破產清算、破產重整等。
五是完善企業退出的金融配套政策,做好企業債務處置。債務處置是去產能企業退出的一個重大障礙,應該進一步健全企業退出的金融政策支持體系,完善支持企業退出的資本市場體系,深入推進資產証券化。支持銀行通過向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打包轉讓、市場化債轉股等方式,加快處置不良資產,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採取差別化的信貸政策,杜絕信貸“一刀切”模式。提高金融機構應對僵尸企業破產的處置能力,推進企業債務有序、平穩處置,防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六是細化職工分流安置工作,廣開就業門路。一方面要多措並舉、深入細致做好職工安置,特別要做好職工轉崗培訓,搭建創業平台,深入細致做好社會托底工作﹔另一方面,高度重視分享經濟在化解就業壓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搭建政府企業平台,創造高效寬鬆的新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環境,充分釋放分享經濟在拓展就業門路方面的資源優勢和平台優勢。(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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