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用理論回饋時代

　　專家名片：朱光磊，南開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評議組政治學組組員，全國政治學教指委副主任委員（本文頭像由郭紅鬆繪）

　　【專家風採】

　　興趣指引人生——13歲時，他淘得恩格斯的《家庭、國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愛得“手不釋卷”。跟著感覺走，他在“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四年填報了南開大學哲學系，“平時學哲學，周末和假期主攻政治學”，從此踏上政治學研究之路。

　　奮斗改變命運——15歲時，已經開始讀夜大的他經常泡在圖書館夜讀，竟多次被管理員“轟出來”﹔本科期間，他愈發痴迷讀書，朋友來訪，便把人送到景點，然后坐在公園門口繼續讀書，就這樣幾乎讀完了南開圖書館裡的所有政治學館藏﹔研究生期間，他的本科畢業論文就入選當時的一套著名學術叢書出版並發行了十余萬冊，從而奠定了他最初的學術影響力。

　　他就是現年58歲、現任南開大學副校長的朱光磊。見到記者，他便興致勃勃地聊起了自己的志業——作為中國政治學者的使命和擔當。

　　基本面：政治學者要看清大局、把握主流

　　朱光磊經常談到的是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中國究竟有多少農民、多少工人、多少公務員？在他看來，社會階層的構成和變動是中國政治的“基本面”，是政治學學者開展研究的前提。隻有摸清這個基本面，才能看清大局、把握主流。

　　立足於此，朱光磊選擇“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作為學術起點。

　　1994年，當中國還很少有人使用“階層”這個概念的時候，朱光磊便率領團隊出版了《大分化新組合——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向學界展現了中國社會自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階層分化的基本情況。“階層‘大分化’的進程終究會穩定下來。”1997年，第二版《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將原先的副題換作主題，繼續追蹤中國社會90年代中期的階層分化狀況。2007年，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跨世紀時期中國社會階級階層關系研究”資助下，朱光磊團隊將十年的觀察思考轉化為第三版《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在記述世紀之交階層新動態的同時，自己對中國社會基本面的研究也形成了體系。

　　三本《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可以視作中國改革進程和社會轉型發展的“日記”——官員成為公務員、部分農民成為農民工、工人分化為藍領白領、村干部轉變為村組干部。“兩棲人”現象的消長、自由職業者隊伍的擴大等等，中國社會“由身份向契約的偉大轉變”在朱光磊的研究中清晰呈現。

　　近30年不斷跟進思考，朱光磊將自己對社會階層問題的研究心得概括為“三不”——不著急，“不要著急給階層的變化下判斷，再看些年，有時候沒有判斷就是最好的判斷。”不排隊，“不要問我誰是‘第一’誰是‘第二’誰是‘第九’，我從不給階層排隊，我把社會分為基本階層、新興階層、復新階層、過渡階層，它們之間是平行的、開放的。”不挑事，“不要問我誰是改革的‘敵人’、誰是改革的‘朋友’，我的回答是：都是改革的力量，也都是改革的對象。各個階層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技術活：政治學者要多點“工匠精神”

　　朱光磊的學術生涯就像是在政治學的海洋裡涵泳，社會階層研究是他的“左膀”，政府過程研究是他的“右臂”。

　　研究“政府過程”離不開對生活中點滴小事的思考——公交車上，乘客常挂嘴邊的牢騷喚起了朱光磊的納悶：“為什麼有些人總習慣把問題歸結到體制層面，連堵個車都要說成是‘體制問題’？”

　　在朱光磊看來，“任何實際運行中的政府，都不僅是一種體制，而且是一個過程。”很多社會問題的症結在於“政府過程不夠通暢”，比如環節缺失、評估缺位、監管不到位等等，是可以通過政府過程的精細化設計而解決的，不能“籠而統之地拿體制說事”。因此，他常說自己所從事的政治學研究是一門“技術活”，應當具備洞察細節、追求精確的“工匠精神”。

　　1994年，朱光磊首次將“政府過程”的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學領域，1997年出版了《當代中國政府過程》一書。他的初衷，是引導人們用“過程思維”去認識社會，將中國政府問題的研究從“靜態的體制”較為系統地轉向“動態的過程”。該書甫一出版，便引發學界廣泛關注，先后被國內外數十家高校選作政治學教參。

　　30年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變化使朱光磊更加明確了政治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在他看來，“政治學者不是‘詩人’，而是‘匠人’和‘工程師’，要少一點激揚文字、多一些調查研究，寫文章不一定文採斐然，但不能沒有數據和對概念的辨析。”

　　“數據沒有溫度，過度‘科學化’會不會導致社科研究偏離常識、喪失人文關懷？”面對提問，朱光磊的回答是辯証的：“當然要警惕社會科學過度‘科學化’，但由於中國學術有人文社科不分的傳統，因此，當務之急是進一步明確社科與人文各自的定位。隻有分清了，才能使二者更好地形成解決中國問題的合力。”

　　大學問：政治學者要用理論回饋時代

　　方法論的清醒帶來了認識的升華，朱光磊對社會問題的解讀愈加冷靜客觀——

　　針對“公務員越少越好”的呼聲，朱光磊通過對25個國家和地區的“官民比”以及1978—2006年中國歷次政府機構精簡后行政成本的變化等數據分析指出：公務員隊伍的問題不在“人員冗余”而在“結構不優”。因此，與其精簡人員，不如花些力氣去解決領導干部的兼職問題、副職問題，從而優化公務員的專業結構。

　　針對“基尼系數過高，中國的貧富差距將導致兩極分化”言論，朱光磊通過“武器的批判”給予回擊：“中國和基尼的祖國意大利在國情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對很多中國問題的解釋，都應當有‘二級指標體系’，而不能一個指標打天下。”

　　針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劃分”問題，朱光磊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廓清了不少基層官員的認識誤區：“事權好比一頭牛，‘分權’是把牛頭留在中央、把牛身留在省市、把牛腿留在縣區，而我們要做的‘確權’則是把牛留在中央，把羊交給省市，把家禽放給縣區。准確地說，我們的改革應該是‘確權’而非簡單地強調‘分權’或‘集權’。”

　　在朱光磊眼中，政治學應該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領域裡和經濟學、法學“三足鼎立”的“大學科”“大學問”，但他清醒地意識到，在咨政啟民、服務國家的道路上，政治學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政治學正在探討的課題往往是由經濟學界、法學界率先提出的，政治學學者要提高創置議題的能力，以充分的理論供給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供給。”

　　盡管離退休還有兩年，但朱光磊的學術熱情卻有增無減：“政治學者要用理論回饋時代！”談及未來，他信心滿滿。（記者 姬泰然 楊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