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一帶一路” 推進融資租賃產業國際化發展

融資租賃屬於天生全球化產業，國際化發展是其必由之路

縱觀全球產業發展史，1952年，世界上第一家融資租賃公司在美國成立，揭開了現代融資租賃業的序幕﹔上世紀60年代以來，迅速進入日本、西歐等，並逐步向更廣泛的國家和地區擴展，如今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已成為全球范圍內僅次於銀行信貸的第二大融資渠道和企業進行設備投資與技術更新的重要手段。

融資租賃屬於天生國際性和全球化產業，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鑒於其融資融物相結合、貿易技術相結合且深度嵌入實體經濟的內在屬性，曾在特定歷史時期發生過巨大政治經濟作用。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頒布租借法案，利用租賃模式為歐洲同盟國進行武器融資，既解決同盟國的資金短缺問題，又促進了美國武器出口，成為現代融資租賃業務的雛形﹔戰爭結束后，歐洲面臨經濟重建重任帶來的龐大資金缺口，美國繼續通過融資租賃模式向歐洲輸出大量優勢和富余產能，並最終催生了一個全新產業。在這個過程中，融資租賃產業彰顯了其融資融物於一體、能夠跨區域跨時期配置資源的高度靈活性和實用性，為促進歐洲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推動了自身大發展和國際化擴張，迅速發展為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和重要實踐應用價值的新型金融工具。此后，歐洲、日本、韓國等經濟興起后，大體延續了美國融資租賃業的主要發展路徑。

我國的融資租賃業同樣起步於國際合作，屬於外部輸入型產業。第一家融資租賃企業中國東方租賃成立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系中日合資企業。由於當時資本極度匱乏，融資租賃很快成為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與技術的一種特殊交易手段和有效工具，兼具融資和貿易功能。此后，三十多年的產業發展過程起起伏伏，融入和見証了我國開放型經濟波瀾壯闊的發展演進史，構成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當前發展態勢看，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已由早期兼具貿易和融資的輸入性產業發展成為多元化發展的雙向開放性產業，不僅從國外引進設備，也為全球客戶提供融資服務﹔不僅在國內外積極與外資巨頭合作，共同開展業務，也積極赴海外上市、嘗試多渠道引進國外低成本資金，伺機進行大規模海外並購，等等。

歷史經驗和現實進展表明，走國際化道路，在全球范圍內獲取資金、拓展市場、開展業務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國融資租賃產業的共同發展歷程和寶貴經驗，體現了融資租賃產業的一般發展規律。2015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分別針對非銀行系租賃企業和銀行系租賃企業出台兩個《指導意見》，明確要求積極推動產業發展轉型升級，大力開拓海外市場，發展跨境租賃，是對這一客觀發展規律的有效運用。

我國融資租賃產業面臨新階段高起點轉型升級壓力和可持續發展問題

由於受到改革開放進程和不同時期內外部環境以及相關政策變更的復雜影響，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在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幾經沉浮，經過最新一輪快速擴張，已初步形成銀行系金融租賃為主導、大型制造商與專業服務商共存的多元化主體合作競爭共同發展的局面。截至2016年上半年，包括金融租賃、外資融資租賃和內資融資租賃三類企業在內，我國融資租賃企業總數約為5708家，注冊資金約合19721億元人民幣，融資租賃合同余額約46800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內繼信貸、証券、信托之后的第四大融資工具，產業規模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

另一方面，在快速擴張的同時，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在投資滲透率、GDP貢獻率、多元化融資能力、專業化服務能力和國際化水平等關鍵方面仍與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人才供給、法律、稅收、監管等產業生態環境也有待進一步改善。特別是2015年底以來，由於融資租賃業出現了一些問題，不同部門的監管政策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未來前景面臨系列不確定因素和可持續發展壓力。

具體來看，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高速增長和超常資產擴張加速了資本消耗，缺乏多元化融資渠道，資本約束成為制約行業規模擴張和競爭力提升的桎梏﹔二是業務模式單一，多以類信貸型的售后回租業務為主，具備現代租賃本質屬性和服務功能的直接租賃、轉租賃、杠杆租賃、委托租賃、轉租賃等業務比例偏低、發展不成熟﹔三是高度集中於飛機、船舶、工程機械等大客戶和少數行業，中小微企業、涉農行業等融資需求緊迫的領域供給不足，導致企業主營業務雷同、專業化精准服務能力不足，低水平同質化競爭不斷加劇﹔四是區域發展不平衡，融資企業多集中於東部沿海地區和一線城市，急需融資服務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供給不足﹔五是除少數實力較強的大型金融租賃企業外，大多數企業與全球租賃市場脫節，很少涉及跨境租賃業務，國際化發展能力不足﹔六是產業價值鏈發展不成熟不完善，租賃資產流動性不足，企業普遍缺乏風險管理能力和有效對沖機制﹔七是人才供給、法律、稅收、監管模式和財稅政策等產業生態環境亟須改善等。

鑒於此，在經濟總體低迷的大環境下，繼續沿襲速度優先和簡單規模擴張模式導致信用風險持續累積，引起監管層面的高度警惕。如何在新階段高起點避免因噎廢食，進一步優化制度環境，繼續做大做強融資租賃產業，使之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為實體經濟轉型提供強大支持，值得產業界和政策界認真研究。

“一帶一路”建設為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加快“走出去”和轉型升級提供了多重契機

由我國主導、發起，全球數十個國家和經濟體共同參與的“一帶一路”倡議，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起步，涵蓋交通運輸、能源資源開發合作、產業投資、貿易往來、電子通訊及文化旅游等全方位國際經濟合作和交流活動，已成為我國新時期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和推動新一輪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有生力量，為我國跨境租賃產業發展轉型提供了廣闊市場空間和寶貴歷史機遇。

一是“一帶一路”建設在沿線各國催生了一輪大規模港口、機場、鐵路、核電、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新浪潮，為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加快國際化布局特別是參與大型基礎建設項目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機遇。據相關國際機構預測，2010-2020年間，僅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就達8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國佔到71.3%。由於這類項目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有較強外部性，特別是跨國項目還必然涉及政治外交等非經濟因素，運營管理高度復雜，同時面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風險，難以採用傳統融資方式解決巨大投資缺口，急需得到大量長期資本的有力支持，例如中巴經濟走廊的重點項目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建設和運營就涉及大量各種形式的租賃項目。事實上，即使不少發達國家也面臨大量基礎設施老化又因經濟持續低迷和政府高赤字率資金匱乏的窘況，選擇優先考慮與有融資能力的企業合作，例如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上台后先是推遲最終又通過了中廣核參與新建欣克利角核電站等核電項目的建設方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可以提供高達三分之一的融資。

二是“一帶一路”建設為我國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產能合作提供了廣闊空間，有利於促進中國租賃、中國制造與中國服務“走出去”形成協同效應。當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后期，大量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沿線國家，境外經貿合作區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的有效平台，已成為促進中國和東道國經貿合作的載體，這些建設項目大都有中資企業參與甚至發揮主導作用。中國承包企業在發揮傳統承包優勢的同時，充分發揮技術、資金優勢，積極探索開展包括“工程承包+融資”“工程承包+融資+運營”在內的多元化合作機制，為租賃企業的廣泛深度參與提供了大量機會。

以此為契機，我國融資租賃企業與承包企業、工程機械企業、制造企業密切配合，已共同開創出租賃企業與廠商、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在海外市場有效互動、協同發展的“中國租賃+中國制造+中國服務”新模式，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國際化運營經驗。中國工銀租賃收購泰銀租賃后，聯合中聯重科、三一重工，為天津天紡集團在巴基斯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著手建設紡織基地和物流中心，完成生產基地轉移任務，實現租賃、產業、技術、貿易、服務等多方共贏和全產業鏈合作。此外，隨著我國與東盟全面合作加深，與文化旅游相關的建設項目方興未艾，也為融資租賃業發展提供了大量市場機會。

三是通過加強與發達國家高水平融資租賃企業或行業巨頭的密切合作，有利於促進我國租賃企業向業務高端化方向發展，提升國際競爭能力。與我國尚處於融資租賃產業發展初級階段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融資租賃產業大多已進入更加成熟的階段，在專業化和國際化運營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通過與沿線發達國家的優勢企業合作，有利於拓寬我國融資租賃企業在高端市場的業務范圍，提升專業化和國際化運營水平，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作為中國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伙伴，融資租賃業務是中德企業間廣泛合作項目中的一項。2014年10月，工銀租賃公司與德國貝仕集團在萬箱集裝箱和海上風電運營船等高技術、高附加值船舶資產上開展聯合投資和租賃業務，充分發揮了雙方在資金、技術和市場上的優勢，分散和降低了單一項目風險，實現了強強聯合，優勢互補，互利共贏。該合作為工銀租賃在高端海工服務領域打開了歐洲市場，以此為契機，工銀租賃相繼與俄羅斯、意大利、英國公司等簽署了相關合作協議，大幅提升了中國租賃企業在世界航運海工服務領域的國際地位。再如，民生租賃與瑞士的地中海航運、法國達索輪船等航運領域的世界一流企業合作，不僅是亞洲最大的公務機租賃公司之一，也已躋身亞洲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船舶融資機構之列。

四是通過加強與沿線融資租賃產業發達的國家融資合作，有利於拓寬境外低成本資金利用渠道，緩解資本壓力。我國租賃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短期資本，來源單一、高成本和期限錯配是制約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在高起點新階段加快發展的重要桎梏。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尚不成熟、國內多元化融資渠道受限的情況下，科學合理安全有效利用國際市場低成本資金、構建多層次租賃資本市場體系是解決資金約束的重要途徑之一。基於此，《融資租賃指導意見》對於科學合理有效利用境外資金發展融資租賃產業做出明確部署，提出“支持內資融資租賃公司發行外債試行登記制管理，支持融資租賃公司開展人民幣跨境融資業務，鼓勵商業銀行利用外匯儲備委托貸款支持跨境融資租賃項目”﹔《金融租賃指導意見》也提到，“適度放開外債額度管理要求，簡化外債資金審批程序。支持金融租賃公司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給予金融租賃公司跨境人民幣融資額度”。

由於目前尚不具備大規模放開資本市場的基礎條件，與有合作意願、資金相對豐裕、金融市場發達、融資租賃經驗豐富的“一帶一路”國家加強融資合作，成為擴大融資租賃業資金來源渠道的前沿陣地和試驗高地，對於緩解我國融資租賃企業資金壓力、降低資金使用成本具有重要實踐意義。我國部分企業已經開始先行先試，例如，在飛機、船舶項目融資上，工銀租賃已與境外各大銀行建立了業務合作關系，尤其是創新的運用美國進出口銀行、韓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資金，大大降低資金成本。民生租賃積極發展“兩頭在外”的國際化發展模式，採用境外融資和發債的方式為境外客戶提供服務。有條件的中小租賃企業也開始逐步學習使用國外低成本資金，如蘇州園區區內融資租賃企業通過與新加坡銀行合作，啟動人民幣跨境借款業務，顯著降低了資金成本。

從趨勢看，人民幣加入SDR有利於進一步拓寬融資租賃產業境外資金利用的渠道和方式，未來若能逐步落實兩個《指導意見》，將有越來越多租賃企業有機會規模化常態化利用境外低成本資金，從而大大緩解產業發展面臨的資本壓力。

利用“一帶一路”建設，加快融資租賃產業國際化發展和轉型升級的幾點建議和思考

一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加強對融資租賃產業發展規劃的頂層設計和具體問題研究。兩個《指導意見》分別對非銀行系和銀行系租賃企業作出部署，充分表明了對兩種業務形態的肯定態度，但也說明業界抱怨已久的多頭監管和市場分割問題在短期內無望解決。鑒於此，在“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框架下，對融資租賃產業未來發展進行頂層設計是可行方案。具體來看，可研究設立“‘一帶一路’與融資租賃產業發展委員會”作為常規機制，負責研究和落實《指導意見》關於“發展跨境租賃，服務於‘一帶一路’”的實施細則和具體措施。委員會成員應該包括銀監會、商務部、稅務總局及相關地方機構等主要監管機構代表，金融租賃、內外資融資租賃企業高管、相關協會和民間研究機構代表、資深專家學者等。同時，也要加強與沿線國家（經濟體）業界和監管部門的交流合作，可以定期或不定期邀請西方融資租賃跨國巨頭高管、政府監管部門以及國際知名咨詢顧問專家等擔任主講或參與交流討論，推廣和宣傳成功案例及最佳實踐，分享產業發展和治理經驗，聯合開展或資助相關國內外合作研究、跟蹤產業發展前沿和最新趨勢、主動了解和參與新規則制定等。

此外，還可以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探索解決制約產業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例如，《指導意見》提出“建設法制化營商環境”“研究出台融資租賃行業專門立法”。2006年11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融資租賃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但正式出台並無明確時間表。建議優先考慮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在廣泛深入研究各國融資租賃產業的立法模式和具體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產業發展實際，對於問題較為集中的瓶頸環節如物權歸屬不明晰、多頭監管和規則不統一等，至少可以以國務院管理條例或暫行條例的方式進行規范，使得產業發展有法可依、有據可循。再如，專業人才短缺是制約產業發展的重要桎梏，可考慮與融資租賃產業優勢突出、經驗豐富的沿線國家高校、研究機構、協會、知名企業等合作開展人才培養、培訓、交流等活動，物色引進國外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

二是研究制定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十三五”規劃，並把利用“一帶一路”契機，支持發展融資租賃產業發展作為重要內容。業內人士預計，“十三五”時期，中國融資租賃業有望繼續保持30%-50%的增長速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租賃大國。因此，有必要聯合相關部門和業界人士為“十三五”期間的融資租賃產業發展制定專門規劃，規范、引導產業實現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考慮到走國際化道路是我國融資租賃產業做大做強的必然選擇，有必要設立專門章節闡述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契機，支持融資租賃產業“走出去”。2016年10月，天津市公布了該市融資租賃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將形成融資租賃業先行先試政策高地，值得業內人士、各地和有關部門借鑒。

三是全面甄別、比較和適當借鑒先行國家有關成功經驗，提升我國融資租賃產業總體治理水平，優化制度環境。從全球視野看，我國融資難融資貴較為集中的中小微企業、涉農領域、環保部門、高端設備採購等方面，國際上大都有現成發展經驗和成熟模式可以借用。例如，美國的農業金融服務模式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德國在高端裝備管理和金融服務方面經驗豐富﹔英國的小微企業和家庭消費金融租賃業務增長較快﹔愛爾蘭在國際飛機租賃市場佔有突出優勢﹔日本在工業設備、醫療設備、計算機硬件，韓國在機動車輛，新加坡在船舶租賃等領域有豐富經驗。特別是我國港台地區，經濟制度與國際接軌早，中小企業集中，由於先行經歷了產業轉移和轉型升級過程，其融資租賃產業又經歷了本土化過程，在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方面的發展經驗具有重要參照價值。

除了產業模式和優勢領域各具特色，各國在具體監管和治理模式方面也有不同。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內法律體系比較完善，主要通過既有商法、民法的相關規定引導和規范融資租賃產業發展﹔而法國、韓國和新加坡則通過單獨立法來推動融資租賃產業發展。

當然，各國也存在不少共通之處，主要體現在：一是在堅持以法律促進產業發展的現代市場和契約精神的前提下，不斷探索和完善適合自身的具體治理模式﹔二是注重培育行業自律和行業自治，鼓勵和支持行業協會和同業工會等中介組織在行業標准制定、數據統計、風險管控、業務創新和改善生態環境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三是各國治理和監管目標是促進其健康發展和不斷創新，通過不同方式努力營造支持性的財稅政策環境﹔四是積極鼓勵跨境租賃業務發展。

上述幾個方面的基本經驗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並適當借鑒，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啟示：一是堅持法治思維和市場模式﹔二是重視行業自律和行業自治﹔三是監管和治理的根本目標是促發展，遇到問題，不要輕易因噎廢食﹔四是國際化是必由之路。應積極利用國家掌控的國際援助項目、對外優惠貸款、產業基金、風險基金、擔保基金、保險基金等支持本國租賃企業境外發展，在重大國際場合，加強對我國優秀融資租賃企業的宣傳和推廣等。

（本文是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科研專項和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聯合資助項目。合同編號：CWZ201502）（作者分別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博士后）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