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民生福祉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自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的長期奮斗實踐說明，什麼時候比較好地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什麼時候的工作就開展得比較順利，就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會無往而不勝。什麼時候偏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什麼時候的工作就比較艱難，就難以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會碰到挫折。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需要將民生福祉置於極其重要的地位，使之成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其置於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就會體現起點群眾路線的正確性﹔將之作為落腳點，就會體現工作結果群眾路線的正確性。唯有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置於為民謀福利的核心位置，我們才能與群眾建立起魚水般的密切關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堅持了這一點，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和平建設時期，我們也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點。改革開放將近40年來，正是我們黨帶領人民群眾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才使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這樣的歷史進程和巨大的發展成就，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優越性，也是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有力踐行。

要將民生福祉置於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需要從問題意識出發，解決人民最關切、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在公共安全、義務教育、勞動就業服務體系、社會保險制度、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體系、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交出了人民群眾滿意的答卷。

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跡，在將中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先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接著又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生產方式的改變促進了社會生活方式的轉型，為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的改善創造了廣闊空間。現在，社會大局穩定，九年義務制教育全面貫徹並向12年免費教育轉變，戶籍制度改革促進了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的改進，城鎮化水平也提升到56.1%，雖然經濟從高速增長轉變到中高速增長、但調查失業率仍然控制在5%左右，社會保障從無到有形成了制度性全覆蓋，城鄉人民群眾的居住面積大幅提升，房屋持有率也大幅提高。正因為這樣，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才從建國之初的35歲提升到2015年年底的76歲多。

但社會發展造成的結構轉型、人口流動和生活品質的提升，也對民生問題的結構性供給形成了新需求。另外，毋庸諱言，與民生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與區域之間還存在重大差距。有些差距是原有制度配置造成的，有些差距是地區發展不平衡造成的，有些差距是社會變化造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推動城鄉與區域之間發展差距的縮小。而在影響城鄉居民的生活方面，社會安全供給、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等，具有更為重要的影響意義。

伴隨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升，各個社會階層成員開始對社會安全——尤其是在社會治安、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等關切起來。在城市加大了食品安全檢查之后，有些假冒偽劣產品流通到農村市場，影響了廣大農民的身心健康。在廣大農村地區，雖然推進了新農村建設，但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人畜糞便洗浴廢水污染、秸稈焚燒污染等問題，還嚴重影響著居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另外，教育影響著千家萬戶子女的成長。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教育差距還比較大。在經過多年學校硬件的建設之后，除某些偏遠山區外，鄉村在小學與中學的校舍、課桌、操場等方面基本能夠滿足需要。但在軟件配置、任課老師的授課能力上卻存在重大區別。一方面，農民工的流動帶動了子女的隨遷，使流動兒童進入城鎮就學，給流入地城鎮造成了教育資源壓力，使一部分農民工子弟不得不就學於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另一方面，農村小學和初中生源嚴重不足，教育資源浪費嚴重。偏遠地區優質師資向當地中心城鎮流動，剩余的師資大多學歷較低、教學能力相對較差。這使偏遠山區“麻雀”小學的生源，在完成義務階段教育之后，很難考入優質高中，由此也降低了貧困家庭子女的大學入學率。

同樣，醫療資源的硬件設備，在最近幾年也有了長足改善。即使是在鄉鎮醫院，住院部的床位數也增加了、醫療檢查設備更新了、醫務人員的學歷水平也提高了。但鄉鎮醫院與縣城醫院和當地中心城市醫院之間醫療水平之間的差距，卻使治病人數量趨於減少。鄉鎮醫院醫務人員與縣城醫院醫務人員能力的差距有逐步拉大的可能。東部地區醫院的醫療水平，也大大高於中西部地區醫院的醫療水平。這就是說，基層醫院與縣城醫院之間醫療水平的差距越大，病人向縣城醫院流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病人越向縣城醫院流動，則鄉鎮醫院醫生的診治經驗就越不足。這個矛盾不解決，縣城醫院或當地著名醫院的診治壓力就不會降低，由此推而廣之，全國著名醫院的診治壓力，也不會降低。

在勞動就業服務方面，雖然近期全國的登記失業率維持在4%左右，但如果將就業脆弱群體——農民工的失業率、停業率等包括在內，則調查失業率會上升到5%左右。近期沿海地區出口導向企業的關停並轉遷（關門、停業、合並、轉產、遷廠）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在戶籍制度的影響下，流動到城鎮與城市的農民工，還不能完全分享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務。凡此一切，都影響著農民工群體的社會獲得感，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加速落實。

在社會保險方面，十八大以來的改革，加速了並軌進度。在原有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可轉移、可攜帶的基礎上，推進了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從制度和體制上化解了多規運行帶來的待遇差異，在“一個統一”和“五個同步”下完成了並軌過程。“一個統一”，就是將機關單位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繳費和計發辦法與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本統一。“五個同步”，就是使機關與事業單位同步改革，職業年金與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同步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與完善工資制度同步推進，待遇調整機制與計發辦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國范圍同步實施。與此同時，也逐漸推進新農村養老保險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逐步並軌，使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繳費和計發辦法逐漸統一。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性並軌，但待遇差距仍然是存在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中設計的職業年金和住房公積金，幾乎可以讓財政經費覆蓋的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受益，但在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中，雖然也設計了企業年金的類別，可企業實際繳納的比重很低，絕大多數企業工作人員難以享受這類待遇。例如，住房公積金，在企業職工中，也隻有少數能夠享受到。另外，即使是在機關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中，職業年金與住房公積金也存在很大差異。教育部所屬的重點大學的教職員工，住房公積金相對較高，但普通公務員和一般大學老師的住房公積金則相對較低。對於新農保或享受居民保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每月能夠領取的養老金僅僅為70元錢，在物價日益攀升的大格局下，老年農民與老年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還難以提高。這就是說，我們還需要繼續深化改革，關切普遍群眾的制度性和現實性獲得感，不僅在制度設計上有所進取，而且在制度的執行結果上更多照顧到企業職工和基層人員的利益。

在住房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人均住房面積與住房持有率迅速上升。從表1所顯示的調查數據看，城鄉居民回答說沒有住房的百分比隻有5.1%，回答說有一套住房的百分比為77.0%，回答說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為15.5%，回答說有3套或3套以上住房的百分比為2.4%。

但在城鎮化與人口流動大趨勢下，還應該注意到，絕大多數農民工在流入地還沒有住房，而他們在農村的住房卻長年空置。不斷上升的城市房價，從供給側限制了農民工的購房需求﹔農民工工資水平的相對低下，則從需求側限制了農民工的消費意願。最近一段時期高漲的房價，對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來說，都難以僅僅依靠自己的工資去購置住房。要妥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就必須適應歷史發展趨勢，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住房問題，這應該是當前和未來民生問題的一個主要抓手。

應該說，城鄉之間基本民生方面的差距，會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的社會發展機遇。當前改革的重點，是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滿足不同居民的民生需求。而在民生問題中，最影響老百姓改革獲得感的幾個問題，是食品和藥品安全問題、教育資源配置的均等化問題、醫療資源配置的均等化問題。

伴隨社會的發展，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和藥物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在現實中，農村市場出售的價低質劣商品和藥品還很多，甚至有些過期商品仍然被改裝出售。這影響了農村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品質，也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在農村的空心化過程中，鄉村衛生所、小商店、供銷社等服務設施，已逐漸向城鎮與城市轉移。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民消費的可及性。隻有從供給側優化供給，建立起10分鐘或15分鐘的服務圈，加大對農村商品質量的監督力度，才能緩解人們對食品質量的擔憂程度。

總之，要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就必須在社會治理上率先解決關切日常生活的大事，一方面提供質量較高的消費品，另一方面推動城鄉與區域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當前來看，基本公共服務中存在的問題，有些是“有沒有”的問題，但更多的是“結構性短缺”的問題。而結構性短缺問題，隻能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完成供給，滿足鄉村和偏遠地區人民群眾的需求升級，消除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的錯配現象。（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