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迎接新“下鄉運動”

六、歸國華人華僑

海外華人華僑分布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人數已達6000多萬，與法國的總人口（6620萬）不相上下。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國家有12個，超過六千萬的也隻有23個，6000多萬華人華僑，相當於一個大國的人口。據統計，華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數量佔中國外資企業的70%以上，投資資金數量佔中國引進外資的60%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目前，海外華商回中國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制造業領域，對中國高科技、互聯網、IT、現代服務業以及藝術領域，對農業和農村的投資還不是很多，但已經開始逐漸形成氣候。最為知名的是泰籍華人創辦的正大集團對中國農業的投資。正大集團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投資中國農業，目前，除西藏、青海外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辦有農業多個領域的企業。央視正大綜藝節目更是影響了一代人。

海外華人華僑當年大多是從農村走出去的，今天他們回歸故土，一是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傳統中華文化陶冶出中國人的“落葉歸根”“慎終追遠”“富貴還鄉”等傳統觀念，僑民飄蓬萬裡，還是心系故裡故國，這是炎黃子孫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個性。二是祖國的崛起。不少華人華僑大都是在祖國處於弱勢時代走出去謀生的，今天，祖國的強大使他們倍受鼓舞，國外環境稍有不順，念家思鄉是必然的。三是看准了中國農村農業這個巨大市場潛力。最新統計表明，投資中國農業的外資有2/3處於平和盈利狀態，高於全國外資企業平均獲利水平。四是報效祖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不少有為國服務、回國創業強烈激情和意願的華人華僑通過各種渠道回國創業。

鼓勵華人華僑返鄉定居或投資，應突出對他們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尤其對回鄉投資者務必明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職責，細化投資方式、投資待遇、投資導向、扶持政策和規范服務，以及社會保障、生活便利、權益保障和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內容，讓他們放心、安心、舒心地生活和創業。

七、到鄉村旅游的群體

2014年中國到鄉村旅游的是12億人次，到2015年底已猛增到22億人次。這是一個主動給農民農村送錢的龐大消費群體，它的形成一是由於人們收入的提高，二是休閑時間的增多，三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四是交通通訊的發達，五是城市病的加劇，六是盛世鄉愁的呼喚。游人在鄉村找到了返璞歸真的樂趣，生活的融入、生產的參與、生態的享受、生命的體驗使他們倍感親切、激情勃發。他們帶起了農村消費市場的繁榮。中國在世界上最大的戰略儲備就是有一個九億人生活的農村市場。他們激活了農村的閑散資源，農民的零碎閑暇時間、老弱病殘閑散勞動力、閑置的農房、閑置的自然風光，就連那些閑置的古樹老宅、斷橋殘碑、風土民俗、戲曲雜藝等都因他們的到來而產生效益，他們推進了三產融合，游人要游，還要吃喝拉撒睡，同時還要購買特色農產品。以三產帶動二產轉型升級、進而拉動一產發展，這是農村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需要做好做強做足的大文章，是中國農民的第三次創業。第一次是離土不離鄉的大辦鄉鎮企業，第二次是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經商。抓住這次既不離土又不離鄉的旅游開發，是農民增富、農業增效、農村增美、政府增收的好機遇。

雖然這個群體在鄉村只是蜻蜓點水式的一帶而過，但他們承載的各種信息、技術、資本、項目等卻是一個開發不盡的巨大寶藏，潛力不可估量。

做好鄉村旅游這篇大文章，一面應改善基礎設施，增強服務理念﹔實行標准限制，提升服務水平﹔提升產品內涵，打造特色品牌。另一面應有意識捕捉游客帶來的各類信息，然后順藤摸瓜，深挖信息價值，為己所用﹔還應注重發展“回頭客”，建立穩定的親密關系，從長計議，開發游客的潛在價值。

八、大學生村官

中央對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部署始於2008年，此后大學生村官的計劃和實際規模都不斷擴大。截至2015年底，全國約有20萬名大學生村官在崗，其中農林牧漁類專業佔6.4%。按照目前趨勢，到2020年應有40萬左右大學生村官在崗。經過多年努力，全國大學生村官工作“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取得了明顯成效。許多大學生村官在農村身先士卒、帶頭創業，做給農民看、帶著農民干、幫著農民富，取得了喜人成果。《2015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有22700多名大學生村官創業，共創辦創業項目近17000個，領辦或合辦專業合作社4300多個，為農民群眾提供就業崗位22萬多個。

大學生之所以選擇到農村當村官，一是自我價值實現的驅動，對農村的熱愛和責任。有許多大學生到村任職是為了在基層歷練自己，通過創業創新，改變農村和實現自我價值。這類人比較安心。二是過渡性的選擇。他們受到服務期滿后能夠享受到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吸引和誘惑。比如，報考研究生加10分、報考公務員或者行政事業編制優先錄用政策、解決京外生源北京戶口等。這類大學生村官一旦有好的工作機會，就可能離開村官崗位。根據調查，報考大學生村官的有71.51%只是暫時選擇，而這一群體往往面臨著二次就業的壓力。

這是一支最有活力、最有生機、最具創新能力的鄉村發展生力軍。因此，在控制大學生村官數量，提高大學生村官質量的同時，應該想方設法實現好大學生村官的落地政策，讓他們能夠在廣大的農村扎根下來，發揮他們的知識優勢，帶動農民創新和創業，積極參與農村的發展。人類已經進入“后喻文化”時代，現代文明的傳導重任，歷史地落在年輕一代肩上，用好他們，農村農業的發展才有希望。

九、“三支”人才

“三支”人才是指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和支醫工作的城市機關工作人員和高校畢業生。從2006年起全國每年招募2萬名左右高校畢業生，主要安排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工作，目前這一計劃各省都在不斷加強，如安徽自2016年起，每年定向招收2500名大學生畢業后到農村支教。截至2015年全國累計選派27.6萬人到農村基層開展支教、支農、支醫，這一制度安排為農村基層一線補充了新鮮血液，培養了一批心向基層、服務基層、扎根基層的青年人才。

政府支持和鼓勵他們到農村基層支農、支教和支醫，一是鄉村依然是當下最缺醫少藥的地方。農民要到大城市看病，且不說要花費巨額的開支，更令他們頭痛的是，“奔波三千裡，挂號三禮拜，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二是農村教育依然落后。義務教育免費和就近的兩個基本特性沒有真正體現。撤點並校實施十多年來，全國農村學校由59萬所減少到27萬所，農村教育出現“村空、鄉弱、城擠”局面，且形成惡性循環，學校越少越差，老師學生越向城市擠。農村孩子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十分突出。筆者在吉林省龍井市調研發現，全市65個村隻有一個村有一所小學，其余64個村的孩子都要到鎮上或城裡去租房讀書。在鎮上讀書一年要多開支8000到10000元，在縣城讀書一年要多開支15000到20000元，這還不算家長務工陪讀的工錢。應推廣福建省永泰縣的做法，全縣78所農村學校，其中11個隻有一個學生和一個老師，他們的理念是，隻要有一個學生，這個學校就不能撤。這是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義務。三是農村具有一定專業技能和經營管理能力的復合型、創業型人才嚴重缺乏。具有這方面專長的農業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到農村去幫助農民發展農業，才能真正出實力、用實招、見實效。

“三支”人才是農村和農業發展重要的知識寶庫。因此，應大力推進“三支”事業。特別是應該通過技能培訓、業務指導等公共服務，讓“三支”人才成為培育農村人才的“酵母”。同時地方政府應與“三支”人員建立長期穩定的聯系，“三支”人員服務時間一般為一到二年，服務期滿，即需撤回，政府應通過多種方式讓服務者人走心不走，鼓勵和支持服務期滿“三支”人員通過“互聯網+”、電子商務等渠道，持續為農村提供幫助。

十、駐村扶貧干部

近年來，各地政府大力推行了以“駐村”為主要形式的扶貧開發幫扶措施。以安徽為例，全省針對3000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動員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實行單位包村、干部包戶，並選派優秀年輕干部到村任職，擔任駐村扶貧工作隊隊長。全省5002個單位派出10392人參加了單位包村。全國目前已派駐村幫扶干部54萬人。

駐村干部在農村扶貧事業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是駐村扶貧干部擁有廣泛的資源優勢。他們有學歷，有知識，有人脈。在貧困村建設中發揮著引導、示范、組織、聯絡作用。經濟學家舒爾茨在他的代表作《改造傳統農業》中指出，貧困人口同樣有能力根據自己掌握的知識、技能、經驗、信息和可利用的基礎設施等條件，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從而貧困的農民雖然經濟貧困但是具有效率的。駐村扶貧干部如果能夠不斷注入現代元素，從增加知識、技能、經驗和信息以及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入手，就能激活貧困村和貧困戶內生的發展潛力。

完善駐村幫扶，一是應盡快出台頂層設計，在現有《方案》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駐村扶貧制度建設。二是應盡快厘清基礎工作，貫徹落實貧困對象動態管理原則，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問題，克服貧困人口識別中存在的“人情觀”“家庭觀”和“模糊觀”現象，將真正的貧困人口識別出來，做到底子清、情況准，真正實現貧困對象識別精准，為駐村扶貧奠定良好的基礎。三是應盡快完善扶貧開發監督管理辦法，明確監管主體、監管內容、監管手段和監管責任，做到有人監管、有法監管和有序監管。

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重農思想”貫穿中國歷朝歷代，重視農業、以農為本，是在以農養政、以農養國、以農養城背景下的安邦之策。但是，歷朝歷代重農思想的核心就在於重業而不重人，農民反而成為被剝奪最重的對象。這種重業不重人的積弊直到2006年取消農業稅才算真正結束。今天我們要加長農業現代化這條“短腿”，關鍵就在於重業更要重人，重業必先重人。沒有經營主體農民的現代化，農業就不可能現代化起來，再先進的技術、設備，再一流的理念、管理，沒有現代化的承接主體進行操作，都毫無價值。

“新下鄉運動”中的十大群體，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將成為扎根農村的新一代職業化農民，如部分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回鄉創業的大學生、部分大學生村官、部分海歸華人華僑等。二是隻做一個時期的停留，主要是為三農搞服務，如“三支”人員、駐村扶貧干部、部分大學生村官等。三是到農村生活，如第一代農民工、城市離退休人員、新三屆大中專畢業生、部分華人華僑。不論哪類群體，他們都承載著推進三農發展的各類資源。農業需要現代化職業農民，首先需要在農村培育產生現代化職業農民的氛圍和土壤，各類為農服務人才的開發利用便首當其沖。

“新下鄉運動”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才資源大輸送，各類人才集聚農村，各方力量發力農業，各種方式致富農民，其規模之浩大，涵蓋之廣泛，行動之自覺，史無前例，世無先例。可以預言，它對於解決三農問題，實現鄉村再造將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開發利用好這筆寶貴財富，應是三農工作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下）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