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話語要有正確的開啟方式

　　沒有成熟的歷史事實，便不會產生成熟的思想理論。“中國奇跡”是21世紀最為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但其背后存在的“話語貧困”，卻構成了當前我們必須解決的時代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在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正確開啟中國話語呢？

　　正確開啟中國話語，要識破“偽問題”誤導下的話語陷阱。時代日新月異，問題層出不窮，當今時代無疑是一個紛繁復雜的問題世界。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毋庸置疑，任何時代的話語體系構建都不能將時代問題排斥在外，問題意識的牽引與支撐須臾不可離。作為中國道路的理論表達，中國話語本質上就是將一系列中國問題及其科學應答作為自身“歷史出場”的路徑方式。離開作為原點的中國問題，就不會有中國理論的“修於內”與中國道路的“彰於外”，由此催生的話語建構也必然隻能淪為虛妄的空談。問題是話語的起點，這種共識雖已廣泛達成，但我們同樣要看到，重視問題並不一定等同於中國話語的正確開啟——問題有真偽之分，問題意識亦有正誤之別。真正問題意識的確立需要經歷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等一系列過程，每個環節無不充斥著特定的價值判斷與技術偏好。“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願如何，不論他是否察覺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對此毫不諱言。不難看出，近現代西方社會思潮迭起及其所帶來的空前沖擊，無疑正是西方話語主導下問題意識長期推銷和彌散影響的后果。從“中國崩潰論”的精心炮制到“中國威脅論”的重新鼓噪，再到力証“普世價值”，抑或是將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全部打上新自由主義的底色，“偽命題”鑄成的話語陷阱可謂比比皆是。如果不能對問題進行有效甄別，我們便極容易被有問題的“問題意識”蒙蔽和誤導，在發現、篩選問題中“錯把馮京當馬涼”，在研究、解決問題中“反認他鄉是故鄉”。如此一來，存在的真問題非但未能得到正視和解決，既有的理論自信和制度優勢也會在“偽問題”的誤導下逐漸喪失。因此，正確開啟中國話語，就必須堅持正確的問題意識導向，努力破除來自“偽問題”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干擾，將人民立場貫穿於話語建構的整個流程，精准鎖定和把握社會發展的總問題，真正從時代的深刻矛盾運動中不斷萃取建構話語所需的新鮮養料。

　　正確開啟中國話語，要基於批判性建設的話語生成。批判精神是馬克思主義最寶貴的理論品質。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了辯証法的革命性與批判性，他說：“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於是，辯証法“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任何特定時空背景下的話語體系都不再被當作格式以及剪裁多元化人類生活的“唯一准則”。對於這種批判精神的理解，不乏有學者認為，積極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亟須改變以往隻扮演批判者而非建設者的單一角色，我們雖然可以在鍛造批判武器過程中不斷獲取精神快感，但付出的卻是現實世界中自我放逐和日益邊緣化的慘痛代價。事實上，這種看法人為地將批判者與建設者的雙重身份外部對立化，歪曲和誤讀了這種基於批判性建設的話語生成方式。在馬克思的語境下，批判並非世俗所理解的消極被動的否定和解構，而是在自身內部亦呈現出十分自覺和鮮明的建設性和肯定性﹔批判對於現實的強烈指向並不是簡單地否定存在，而是致力於如何在不斷突破現存中走向未來。無論是早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還是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無論是對鮑威爾、拉薩爾等“帶有字樣的”批判，還是對蒲魯東、巴枯寧等所作的“大寫的”批判——這些都充分表明馬克思所弘揚的批判精神從來不會為了“批判”而批判，科學的批判總是包含著內生的建設性。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段基於批判性建設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生成史。恩格斯曾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將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形象地描述為“術語革命”，並且認為“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隻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短暫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恆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因此，正如同“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恩格斯語），中國話語的正確開啟也需要在批判性建設的話語生成中不斷打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

　　（作者單位：中共廈門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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