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高端智庫發力重點領域研究

在11月6日舉辦的“國研智庫論壇2016年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叢書2016”亮相。據悉，這套叢書已在近日由中國發展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共19種（20本），向社會集中展示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過去一年中的重點研究成果。

在上述場合，本套叢書的多位主創分享了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首先介紹了叢書的整體情況。 他說，從2010年開始，為了擴大中心研究成果的社會效用和影響力，每年都選擇一部分高質量的、可以向社會公開的研究報告，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叢書”的形式，由中心直屬的中國發展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截至今年，這套叢書已經連續出版了七年，累計出書101種、104本（其中有3種分為上、下冊出版）。七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叢書受到社會各界讀者，特別是中央各界領導同志和政策咨詢研究機構，智庫業界的高度關注和好評。李克強總理、張高麗副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叢書給予充分肯定，有的圖書還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學術榮譽。

今年出版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叢書2016”是中心的第七套年度叢書，集中反映過去一年的主要成果。其中按照研究課題的性質劃分，有四部著作是中心兩個年度重大研究課題的研究報告。一部是《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上、下），一部是《從“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有九部著作是中心各研究部所的重點研究報告，包括《新形勢下完善宏觀調控的理論和機制研究》《區域協同發展：機制與政策》等。還有八部著作是中心的資深專家學者或青年研究人員的優秀招標課題研究報告。

張軍擴說，按照研究課題的內容領域劃分，這套叢書主要反映了去年以來中心在以下四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大方面，是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的研究成果。

當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處於深度調整期，就中國來說，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供給和需求等基本面因素發生了重大變化。就世界經濟而言，尚未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中完全走出來，不管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前景仍不明朗。更重要的是，全球進入了新一代經濟貿易規格的構造期，在這個過程中，以G20杭州峰會召開為標志，中國正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這樣國際和國內大背景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確定了兩個重大研究課題。一個立足於“內”，即：新常態下質量效益導向型發展的戰略和政策﹔一個著眼於“外”，即：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之后的對外開放戰略研究。最終形成的研究成果，就是這套叢書中最重要的兩部著作，一部是《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上、下），一部是《從“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

《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的研究基於SWOT分析，提出大國對外開放戰略分析模型（GEPC模型），深入分析了影響對外開放戰略的外部條件與內在因素，特別是大國影響力這一獨特因素。由此提出了我國新時期的對外開放的戰略，也就是“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其核心目標，一是要營造互利共贏的國際環境，保障我國的和平崛起﹔二是推進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升級，提升我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

《從“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一書的基本判斷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使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經濟結構升級到中高端，需要實現從“數量追趕方式”向“質量追趕方式”的轉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本書圍繞新常態下我國質量效益導向型發展的戰略和政策，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把控，又有切實有效的落地指導，理論聯系實際，將我國從“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既有的資源優勢與有力的政策支持等做了全面梳理，提出了中肯的指導建議。

第二大方面，是經濟政策層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宏觀政策、區域政策、產業政策等。

這方面一共包括五本著作，其中，關於宏觀政策方面的著作有三本，一本是由余斌、魏加寧等撰寫的《新形勢下完善宏觀調控理論與機制研究》，這本書回顧了國內外宏觀調控的理論和實踐，分析了當前我國宏觀調控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刻畫了新形勢下宏觀調控總量目標和結構性目標之間的沖突，提出了宏觀調控政策協調機制與政策組合，對未來一個時期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具有很強的決策參考價值。

另一本是由魏加寧、楊坤和呂東青合著的《通貨緊縮風險研究》，這本書在對已有通脹理論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六部門資產負債表分析框架，並運用該框架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陷入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本書對中國1997年和2012年開始的兩次物價下跌進行了對比研究，剖析了其中的背景、成因和影響。最后，提出了關於治理通貨緊縮的對策建議，指出有效處置僵尸企業是化解本次通貨緊縮的關鍵。

還有一本是吳振宇撰寫的《中國經濟再平衡——邁向成熟的結構轉型》，這本書在大量數據和計量分析的基礎上，從歷史和國際視野展開了針對性研究，為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與平衡重建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

區域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侯永志、張永生、劉培林等撰寫的《區域協同發展：機遇與政策研究》一書。產業政策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趙昌文等撰寫的《新時期中國產業政策研究》。
第三大方面，是關於推進部分重點領域改革的研究成果。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四本，一本是馬駿、張文魁、張永偉、袁東明等撰寫的《國企改革路線圖探析》。一本是張承惠、陳道富等撰寫的《我國金融監管架構重構研究》。另一本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課題組承擔的《社會政策重點領域改革研究》。 還有一本是龍海波、王雄軍合著的《行政審批改革紅利與與績效評價：2013-2015》。

第四大方面，是關於“三農”問題及城鎮化問題的研究成果。

“三農”歷來是我們國家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也一直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重點。今年中心叢書中，有三本關於“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分別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撰寫的《找准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支點》、周群力撰寫的《我國農業規模經濟的變化與政策含義》和柳岩在對120家合作社調研基礎上撰寫的《農民合作社扶持政策與制度研究》。關於城鎮化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由高世楫、程會強等撰寫的《城鎮化進程中的幾個難點問題及案例研究》。

張軍擴表示，除了上述四個方面以外，今年的叢書還涉及創新發展、市場流通、環境保護、產業轉移、人力資源管理等領域，包括：任興洲、王微、王青等撰寫的《“互聯網+流通”：創新實踐、成效與政策》，陳健鵬編著的《污染物排放與環境質量變化歷史趨勢國際比較研究》、畢革新、許召元等撰寫的《我國人力資源配置效率研究》，郭巍撰寫的《新時期中國典型產業對外轉移研究》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對《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上、下）做了介紹。他說，本書是對外開放戰略的研究，也是中國綜合實力的全面分析研究和探討，內容既包括開放方面重要領域的戰略和政策層面的研究，也包括人才、環境、資源、能源等領域的分析研究。本書主要從國際環境、相對比較優勢、對外經濟關系，以及參與全球治理和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共用產品這四個模塊展開，主要看點在於，本書是對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理論性研究，形成了理論框架﹔包含的領域和范圍超過以往的對外開放戰略的研究﹔它有更多的適應性，也有務實的特點，管用、可操作。

研究背景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必須進行新的調整，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第二，通過開放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機遇，這是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經驗，但未來的全球化應當如何認識，如何抓住新的戰略機遇，這對於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戰略目標至關重要。第三，過去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實踐多理論少，我們缺少對對外開放實踐系統的、尤其是理論化的分析和總結。從本課題的研究目標來說，就是要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和新形勢、新的國際環境的需要，對中國今后的對外開放戰略進行全面的謀劃，提出意見和建議。

本書除了總報告之外，還有17個專題報告，分別從國際環境、相對比較優勢、對外經濟關系以及參與全球治理和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共用產品這四個模塊展開。

談到本書的具體內容，趙晉平表示，首先，本書從環境分析的角度，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正在進入一個深度調整的階段，全球經濟格局的演變把中國置於全球經濟的重要舞台上，一方面我們的發展要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對全球經濟發揮重大影響的經濟體。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創造新的機遇。

其次，在當前形勢下傳統競爭優勢正在逐步減弱，我們的發展越來越受到環境、資源、能源的限制。如何在鞏固傳統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培育新的國際競爭的新優勢，這也是新型大國競爭力提升戰略的核心體現。

再次，在利用外資、對外投資、對外參與區域合作以及對外援助等重要的涉外經濟領域，從常規上來看這30年確實是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和進展。在新時期面前，面臨新的戰略、新的選擇，需要通過戰略升級的方式來提升我們在全球的競爭力。

最后，隨著我們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升，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融合程度不斷提升，我們必然會面臨一些新的期待、新的戰略選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對《從“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做了介紹。他說，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處在這樣一個新階段，供給和需求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多重大的甚至是轉折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標志著，我國過去以數量和規模擴張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其潛力已經得到比較充分的釋放。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延續傳統增長方式的難度越來越大。因此在新的背景下，我國作為一個人均GDP隻有8000美元左右的追趕型經濟體和中高收入的國家，要成功進入高收入的社會，要實現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經濟結構升級到中高端水平，必須實現從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轉型。

從國際的經驗來看，在數量追趕的時期，增長動力以初次擴展型為主﹔隨著高速增長轉向未來一段時期內的中高速甚至以后的中速增長，增長動力將轉向追趕標杆型，且追趕標杆型動力會成為新常態下主要的增長動力﹔在這一時期，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前沿拓展型增長動力。通過這三種動力的不斷轉換，增長動力的根本性轉換將會實現。

在經濟結構轉型和調整過程中，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的實踐過程中已經看到很多新的亮點。比如，產能嚴重過剩的重組正在打開空間，老的產業不斷淘汰，新生產業發展對降成本提效率也形成了持續的推動。要素流動壁壘的消除正在為質量追趕形成支撐。原始創新正在為質量推廣打開更廣闊的前沿。這些年創新能力、創新水平也有了非常快的進步。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正在形成質量追趕的新動力。

如何更好實現從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轉型，以下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以打破壟斷和促進優勝劣汰為觸點，推動轉型升級。第二，推動土地、經濟活動空間分布優化，也就是資源要素的進一步優化配置。第三，以調動企業的創新積極性為重點，完善創新心態。第四，以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積極性和就業質量為重點，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第五，以改善實體經濟的服務為重點，推動金融的改革。第六，以高水平的“引進來”和“走出去”為重點，鞏固和提升中國的競爭力。第七，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形成宏觀環境。

趙昌文還對《新時期中國產業政策研究》一書做了介紹。他說，產業政策之爭實際上反映了如何更好地在經濟發展中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時期中國產業的政策應該怎麼定位，怎麼創新？本書的回答是：第一，新時期中國的產業政策，應以改善產業發展的整體商業環境和市場運行機制為核心，結合對特定產業、部門、技術和任務的結構性安排，著力克服產業發展中的瓶頸約束，增強產業的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新時期中國的產業政策要強化功能性政策，更多的是為產業發展創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濟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更好地發揮決定作用。同時政府創造更好的生態環境，為產業的發展提供支持。具體的建議有八條：第一，著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第二，加快完善產業的監管體系。第三，改變政府直接規定重點產業發展指導目錄，重點產業領域指南等方式轉向更多以非限制地區許可的負面清單方式來指導產業的發展。第四，將創新政策放在產業政策的核心地位。第五，從全球產業格局變動以及國內產業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相對地位來調整和優化相應的產業政策。第六，完善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調整機制做到精准發力和動態調整。第七，推動創新和產業要素的優化和配置升級。第八，加強產業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協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魏加寧對《新形勢下完善宏觀調控理論與機制研究》做了介紹。本書由三個課題組成，一是宏觀調控理論與機制變革，二是宏觀經濟運行的風險評估，三是新形勢下完善宏觀調控理論與機制研究。

本書的結構一個角度就是從當前的環境發生轉折性變化，近而轉型期經濟運行的風險增加，從而導入新形勢下宏觀調控框架的轉變。另外一個角度是改善宏觀調控的關鍵在於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
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環境發生一些轉折性變化，比如說供求條件發生變化，需求管理效應減弱，經濟運行風險積累，政策操作空間壓縮，傳統政策框架面臨根本性挑戰。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目標面臨重大調整，一是宏觀調控總量目標之間的協調難度增大，包括保持宏觀平衡所能支撐的GDP增速下降，資產價格膨脹的風險加大，保持價格穩定壓力增加，在我們經濟增長的就業帶動力增強，但結構性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再有從優化經濟結構和宏觀總量目標間的矛盾加劇，比如提高消費率的同時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難度較大。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可能對就業總量和結構帶來影響。增加勞動者報酬可能降低投資率，近而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國際化水平提高，可能影響國內經濟增長和價格穩定。

魏加寧說，在新形勢下，宏觀調控在政府作用中應該重新定位。對於改善宏觀調控，本書提到若干政策建議。一是完善調控目標，關注宏觀調控目標和內涵的變化以及適應新變化、調整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再有是改革調控體制，實現科學調控，加強統計部門、央行、審計部門的獨立性，做實貨幣政策委員會，規范貨幣政策決策機制，設立財政政策委員會，明確財政政策決策機制。加強國際協調，應對內外風險，積極探索新的國際合作模式。進一步提高開放程度，堅持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對《區域協同發展：機遇與政策研究》做了介紹。他首先厘清了區域協同發展的概念，明確了區域協同也是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區域協同發展是解決當前區域問題的需要。

區域協同發展面臨的一些制約因素，一是區域競爭不規范。區域競爭有積極意義，但如果過度競爭、不合理競爭，則不利於協同發展。二是要素流動還不是很順暢。三是資源統籌利用機制很不完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強調市場是配備資源的決定性因素，有很多方面的資源需要統籌使用。

侯永志說，區域協同發展指的是四方面的協同，主要包括政策協同、創新協同、產業協同和規劃協同。在政策協同方面，又分為兩類討論，一是各地政策的協同，如京津冀跨省區、跨行政區的政策協同。二是國家出台的政策與政策之間如何協同。

現行地方競爭激勵機制的負面影響、資源統籌利用機制不完善，以及要素在跨地區流動過程中仍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壁壘，是制約我國地區之間形成更加有效的分工合作、協同發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構建了由協同決策、協同動力、協同規制等三大機制和激勵性、協調性、約束性等三類政策工具所組成的綜合性的協同發展政策體系框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介紹了《找准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支點》的亮點。

亮點之一，是對農業轉方式提出一個新的分析范式。我們提出不等式的概念，建立不等式的分析體系。所謂不等式就是說，新發展方式的淨收益要大於等於舊發展方式的淨收益。這時候轉方式隻有在經濟上可行，老百姓才有轉方式的內在動力。

亮點之二，在農業轉方式的一些重點領域，我們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如中國農業存在產能透支問題，轉方式就要實行邊際退出的戰略。農業領域一些不健康的產能，如說過量使用農藥產生的產能、超載產生的產能，都是需要逐步退出的產能。我們一方面要轉，一方面還要藏糧於地，推出新的健康產能，要發展規模經營，推進農業的技術集成﹔還要構建農夫經濟的安全網，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

在這部分，還有專題報告涉及規模經營、農業機械化等問題。農業機械化對於轉變農業發展方向、降低農業發展成本、提高農業競爭力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葉興慶舉例說，2014年中國大宗農產品跟美國大宗農產品相比，中國單位面積的土地成本是美國的1-3倍，但是單位面積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的6-30倍。

亮點之三，是提出了一些關於轉方式的建議。轉方式要瞄准新的目標，但是達到新目標是長期的歷史過程。此外，農民轉移進城涉及到一系列問題。再比如說轉方式也不是第一次提出。過去30多年我們多次提出轉方式，但一出現糧食減產，農產品價格上漲，轉方式馬上就叫停，整個工作轉向增產導向。葉興慶強調，這一次一定要下決心，保持戰略定力，當產量降下來的時候，當價格漲起來的時候，我們不能忘了初心。他還說，轉方式要正確認識發展，但並不意味著排斥工業文明的成果。比如農業綠色發展並非完全不用農藥、化肥、添加劑，這不是科學的態度。

他最后強調，轉方式要建立利益友好的機制，建立不等式，在政策中除了利益的引導以外，也要重視法律的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王列軍介紹了《社會政策重點領域改革研究》。“這部書有一個特點，不像以往那樣追求系統性、追求面面俱到，主要以社會領域的問題導向，力求把問題說透並且能夠對決策產生積極的影響。”他繼續說，本書主要選取四個領域的難點、熱點問題進行研究分析，對醫療衛生教育社保和社會服務以及勞動就業四個領域，形成四個板塊報告，以專題的形式來呈現給大家。

“醫療衛生領域是我們社會部的優勢領域，問題導向是非常明確的。”他進一步表示，主要有四大問題：社會辦醫問題﹔關於實施免費基本生育服務的建議﹔乙肝藥物的問題﹔通過信息化的手段提供基層醫療服務能力的問題。其中，他指出，我們認為社會辦醫有幾個問題需要厘清。其中重要的一個是社會辦醫的目標問題，即通過醫療整體服務能力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服務，而不是說要用社會辦醫，為民間投資解決出路的一個辦法。在醫療衛生領域應該嚴格區分盈利和非盈利，公立醫院和民辦醫院實現錯位的發展。另外，在他看來，建立分級診療制度是當前我國非常重要的一個醫改中的內容，在加強醫療衛生服務的硬件及醫療能力的同時，應該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來提升衛生醫療服務體系的能力，包括可以通過遠程醫療、分工寫作、慢病監測等手段來加強服務體系建設。

教育和社會保障問題一直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密切關注的課題。他指出，社會保障制度要增強保障功能，確保以可持續性為基本目標來推進各個領域的開展。在養老保障制度方面，最關鍵的是要推進制度參數的改革，另外要加強需求評估的能力建設。在勞動就業方面，王列軍強調道，下一步應該把重點放在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上。

《城鎮化進程中的幾個難點問題及案例研究》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助理程會強做介紹。他主要談了研究思路與基本觀點。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種人造資本不斷膨脹而自然資本不斷縮小的階段，當人造資本不斷膨脹與我們的生態圈最后的生態發生尖銳沖突的時候，就必須改變我們的發展方式。要解決這個矛盾就要通過這個內部的循環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城市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如垃圾圍城的問題、能源的問題等，不要單純從環境的角度去看，而必須從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戰略角度去思考、審視。因此，本課題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要推動國家綠色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按照深入城鎮化理念推進新型融合。

程會強認為，基本的思路是要構建一個規劃先行、產業支撐、污染治理、文明城市的框架。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四大難點和建議，包括：垃圾圍城問題、鄰避現象、分布式能源問題、生態環境監測的問題。他進一步表示，要按照生態文明的理念推進新城鎮化，希望構建從一個前瞻的規劃到中間產業支撐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信息貫通以及整個社會公眾的參與、綠色消費到最后建成由生態體系規范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經濟的發展，流通的問題是市場經濟最傳統的領域，是對政策研究有較大影響的領域，隨著我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流通作為經濟增長新引擎和新動力的作用進一步凸顯。近年來，“互聯網+流通”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微在介紹201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重點課題《“互聯網+流通”：創新實踐、成效與政策》時指出，中國的消費升級以后，出現了大量的新消費，同時也有很多服務性消費，傳統的面向低收入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流通業態、流通的組織和人力資源，已經不適應我國進入新常態重要的發展要求。當前流動業自身也面臨深刻的創新挑戰，互聯網的應用為流通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新的途徑和新的手段。

王微進一步指出，目前互聯網在商品流通領域中，正呈現著全覆蓋、寬領域、多渠道、全鏈條、深層次、大范圍的創新應用的過程。從應用的領域上看，過去應用在標准化長度比較高的大宗商品上，現在逐步地向更多范圍的商品全方位的覆蓋。通過互聯網的應用，不僅形成新的業態、新的渠道、新的商業模式，對擴大消費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也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流通企業經營方式的變革和創新，提高了流通領域現代化的步伐。另外倒逼了流通領域一些體制機制的改革。

“在調研過程中，跟大量企業之間進行了很多互動，舉行了幾十次座談並搜集了大量的案例。”王微最后表示，應該說“互聯網+流通”，只是目前所形成的一些商業模式、商業渠道和新型的商業組織，都是具有階段性的。未來更重要的是觀察實踐、跟蹤實踐。

國有企業改革雖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一直以來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點。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馬駿介紹了重點課題研究成果——《國企改革路線圖探析》。
“國企改革是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一個過程，國有企業經營環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企業從政府的附屬機構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題，規范法律從企業法變為公司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型。”馬駿說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大思路。但在改革實踐中，由於一些突出問題的阻礙，國企改革整體進展低於社會公眾的預期。馬駿指出，2015年國務院出台了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按照中央的方向，針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點問題，我們選擇了19個專題進行研究，每個專題獨立成篇，形成完整的政策研究報告。包括一些典型的問題，比如國企經營績效評價、混合所有制改革、董事會建設、三項制度改革、信息公開、整體上市、僵尸企業處置與員工安置等。其中董事會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核心問題。

另外，馬駿表示，本課題更注重政策建議的針對性和可行性，為國企改革提供切實可行的理論支持和方法探索。

金融監管與改革也是市場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重點課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叢書之《我國金融監管架構重構研究》對我國金融監管架構重構進行了深度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指出，現有的中國金融監管架構確立的13年來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中國金融發展的現狀，金融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金融機構的種類不斷增加﹔二是金融業的混業經營、跨業協同的形式多樣化迅速發展﹔三是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類金融機構快速發展。而現有的金融監管架構對金融發展現狀的不適應性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綜合經營不適應﹔二是金融創新不適應。
張承惠表示，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從現實問題出發，充分研究各國在不同形勢下金融監管架構的形成、改革的原因和經驗教訓，包括美國、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和金磚四國金融監管形成的原因及最新的動態。從理論上分析了影響金融監管效率的主要因素，並介紹了金融監管的主要理論。

最后，張承惠強調道，“第一，要明確金融監管架構改革的目標，即金融體系的穩定、高效和包容性的發展。第二，要重塑監管理念。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構建一個高效的金融服務體系，才能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金融監管價格的改革，要以問題為導向，來進行職能監管機構之間、職能從屬和機構的協調。明確貨幣政策，在適當的時機，重構金融監管的組織架構。（記者 杜悅英 高妍蕊）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