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創新引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如何通過科技、文化創新，引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1月6日下午，在“國研智庫論壇·2016年會暨中國智庫創新科技園企業入園簽約儀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創新引領”平行論壇上，來自國家有關部委和智庫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企業代表，就此話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北京經濟技術投資開發總公司總經理白文主持了討論。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困局

“中國經濟下行已經持續六年多時間，從過去幾年來看，投資效率是逐步下降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演講中說，2015年我國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即每新增1元GDP所需投資）達到6.7元，比2010年的4.2元提高近60%，這就意味著投資的邊際效率在下降，繼續依靠投資和生產要素高強度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在收窄。投資效率下降對應的問題是，要保持穩定的收益，就必須提高杠杆率。過去幾年，我們的債務杠杆持續攀升。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測算，2010年至2015年，我國非金融部門負債總規模年均增長16.6%，比同期名義GDP年均增速快約6個百分點，是國際清算銀行報告所列43個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

科技日報社常務副社長房漢廷在肯定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指出經濟發展面臨著一系列困局。他說，正如王小魯指出的，中國經濟增長成績的85%左右是來自廉價勞動力貢獻的勞動紅利、無限制的資本堆積以及令人恐慌的過度資源開發和環境破壞。中國正面臨著人口紅利減少、投資驅動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產能過剩嚴重、外需動力減弱的困局。

“中國經濟發展確實遇到了深刻的局限，這個局限更多是來自技術與文化的局限。”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表示。他說，資源、技術、文化是工業革命發展最重要的三個因素。工業化發展初期，可以用廉價的資源去吸引外資投入，但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發現資源的約束導致技術的約束，技術的約束又導致產業文化的約束。而我們現在遇到的瓶頸就是，等待一個重大的、能夠改變生活方式的技術革命。

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

當前，從全球范圍來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尚未形成，新的技術正在孕育。技術融合趨勢加快，制造業范式發生新變化，產業發展孕育新形態，誰能在科技創新方面佔據優勢，誰就能夠掌握發展的主動權。

王一鳴在演講中說，創新在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以及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技術五個領域最為活躍。

房漢廷則指出，被忽略的信息技術革命第三浪潮已經來臨。他說，第一浪潮是信息處理技術的革命。其標志性事件是，1971年1月英特爾公司的霍夫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塊4位微處理器芯片“Intel 4004”，微處理器和微機時代從此開始。第一浪潮改變了信息處理世界，出現了英特爾、微軟、IBM、方正等一系列信息處理世界的商業巨頭。第二浪潮是信息傳輸技術的革命。其標志性事件是，上世紀80年代以阿帕網為代表的互聯網的誕生，以及2010年以來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第二浪潮改變了信息傳輸世界，進而改變甚至顛覆了世界經濟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中國的騰訊、阿裡巴巴、百度正在使這種變化走向深入。而第三浪潮是信息採集技術的革命。其標志性事件是，1999年在美國召開的移動計算和網絡國際會議提出“傳感網是下個世紀人類面臨的又一個發展機遇”。當信息處理、信息傳輸和信息採集技術三浪合流之后，人類將迎來有史以來最大的創造性毀滅：信息不對稱不再存在，傳統金融業、貿易會被精准匹配的新業態取代﹔企業與公司這種經濟組織模式將被事件或項目取代，人與人的長板合作模式得以普遍實現﹔物聯網產生的客觀信用體系將極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使市場計劃可以充分實現。

他認為，物聯網從提出到今天已有17年，其爆發性成長正在顯現。如果中國能在物聯網這一浪潮中取得先機，就可以充分享受信息技術革命第三浪潮的豐碩成果，自然也可以引領中國經濟在未來5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重回高速增長的道路——隻不過新的高速增長，再不是要素驅動的增長，而是實實在在的創新驅動增長。

“換言之，物聯網不是一個獨立的或孤立的產業，而是超越互聯網的信息採集革命，由此對微觀產業組織形態、客觀信用體系建設以及政府宏觀管理效果，都將產生創造性毀滅的效果。”房漢廷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物聯網將徹底顛覆財富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基本規律——生產與消費精准匹配成為現實﹔長渠道流通正在消失﹔共享經濟成為可能。

改革是擺脫困局的根本途徑

中國經濟如何擺脫發展困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隨著新動力加快成長，對舊動力的替代作用逐步增強，創新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位置和重要性會進一步凸顯出來。

王一鳴認為，最關鍵的是要提高投資效率，而創新是提高投資效率的根本途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短期看，主要是以存量調整為主，即通過“三去一降一補”，把存量沉澱的生產要素解放出來﹔從中長期來看，則要注重培育新的增量，通過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水平，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創新。

“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即有力有序有效地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任務是相互關聯的，也是互動推進的。其核心是平衡各方面的關系，把握好力度和節奏，積極有序地推動。”財政部研究室巡視員汪義達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就是經濟發展模式由規模速度型轉向經濟效益型，經濟增長動力由以往的要素拉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以改革創新的思維和方法著力校正供需結構錯配和生產要素配置扭曲的問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供給結構，擴大有效供給，增加中高端供給，提高供給適應需求變化的靈活性和能力，特別是要加快新舊動能轉化接續，大力提升全要素，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促進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在政府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汪義達闡述了三點建議：第一，進一步放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效益和效率。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要強化政策落實、落地的效果。一是繼續放鬆行政管制。政府簡政放權既要放得下去，市場主體和基層更要能接得住，動態調整優化政府的權利和責任清單，真正為企業鬆綁，穩定和引導好市場主體的預期，激發企業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二是提高政策的執行力，政府做到放管結合，要注重完善好配套的保障措施，對一些確實需要保留審批的項目也要適當簡化環節和優化程序，提高審批的效率。同時注重事中、事后監管，維持好市場秩序，為市場主體創造平等競爭的營商環境。三是要提高政府服務水平，強化服務意識和優化服務手段，建立健全制度政策發布解讀機制和政府信息公開的共享平台，真正提高對企業服務的效率，切實降低企業交易型的制度成本，進一步增強人們群眾和主體企業對放、管、服政策的獲得感。

第二，促進要素合理有序流動和配置優化升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消除影響各類資源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性障礙，清除供給冗余，盤活無效供給層面的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讓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領域轉移到高效率領域，增加有效供給，促進要素有效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是要加快推進要素價格體制改革。價格是要素市場供需平衡和自由流動的前提。長期以來，我國要素改革扭曲導致成本外部化，影響了要素資源優化配置，也抑制了技術創新。所以，要注重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在資金、土地、技術、知識產權、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價格改革方面尋找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發揮市場要素的作用。二是提升人力資本，協同保護好企業和勞動者這一利益共同體，不斷提升產業競爭力。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快推進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創新，平衡好企業和勞動者的權益，適當降低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成本，有序放開企業靈活用工，完善人力資本的激勵機制，增強勞動市場的流動性、靈活性和高效性，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三是積極穩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國有和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制度，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夯實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礎，適應城鄉融合發展的新特點，重點做好農村土地征收、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在做好這“三塊地”單一性試點的基礎上，適當選擇開展一些綜合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試點，擴大試點效果，進而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試點放到推進村鄉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統籌研究，推動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流通市場，對土地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

第三，鼓勵創新驅動發展。結構升級的根本前提和基礎是科技基礎進步，創新是第一動力。要以企業為主體，將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抓好頂層設計和政策落實，實現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深度融合，真正營造出市場主體願意創新、能夠創新、實現創新的良好生態系統，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和活力。一是大力推進科技體制改革，重點深化科研經費管理體制改革，政策導向由研發管理轉向創新治理，科學地配置資源。在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統籌基礎上，完善公共科研經費投放機制。在自主方向選擇、自主效果評價等環節推進第三方評價機制。在總投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切實優化結構，鼓勵企業自主創新，以提高公共科技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改革現行財政科研資金資助模式，在完善現行試前申請、定向資助模式的基礎上，逐步試點試行后行激勵機制，根據最終成果給予科研單位和人員合理的補償和激勵。當政府為創新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市場又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才能更加有效地通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機制創新，對生產要素進行優化組合，創造出新的供給和有效供給，以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實現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二是著力推動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提高信息通訊技術的滲透率，大力推進工業化、信息化深度融合，針對傳統行業和企業信息化改造給予普惠性的財稅扶植政策，同時按照簡政放權、開放包容的原則，適當支持基於信息通訊技術而形成的各種新事物、新模式和新業態，為新產業、新技術發展預留更多的空間。立足優勢產業鏈，拓展創新鏈條，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集科技資源，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下游的核心關鍵，以及共性的通用技術進行攻關，支持成立由關鍵企業、高等院所、社會資本等共同參與的產業技術聯盟，通過創新驅動突破一批關鍵技術，推動戰略性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以創新鏈為引導，增強傳統優勢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動擁有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的傳統企業聚集優勢資源加速發展，從而帶動整個傳統優勢產業轉型升級。構建面向市場的應用技術體系，實現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活用的一體化制度安排，特別是促進知識產權流轉和流通，使技術創新和研發成果有效轉化，政府採購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傾斜，突出政府採購的政策功能作用，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的首購、訂購制度，加快培育和發展技術應用市場，真正實現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和市場化。三是加強創新人才培育集聚和使用。人才作為第一資源，是創新的核心要素，要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最優先的位置，發揮科技人才對創新引領的支撐作用。以創新為導向，完善人才培育體系，著眼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注重個性發展，激發有才干的年輕人參與科研活動。以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培養造就一大批創新型人才為導向，深化教育、教學制度改革，完善職業教育制度，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優化布局結構，強化企業社會辦學作用，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面向市場需求調整優化學科管理設置，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激發學生的內在動力、個人潛能和創造力，培養和弘揚企業家精神。

園區和企業如何搭乘改革“順風車”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搭上改革的“順風車”，是許多地方、企業關心和思考的問題。以本次論壇舉辦地——北京亦庄為代表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先進制造業聚集區和區域經濟增長極，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和體制機制改革的試驗區，更在創新發展中承擔著特殊使命。

“過去，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優惠政策和要素驅動，隨著體制的完善和要素成本的增加，現在要適應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必須依靠科技創新、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王一鳴對經濟技術開發區給出六點建議：一是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二是推進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三是把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四是強化科技創新的人才基礎﹔五是建立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六是充分利用國際的科技資源。

同時，王一鳴還針對北京亦庄開發區的未來發展“把脈”“支招”。他認為，北京亦庄開發區具有創新資源的獨特優勢，在轉型發展中需要重點把握四個關鍵方面：突出重點戰略領域﹔培養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構建有利於創新發展的體制生態。

兩位中國智庫創新科學園的入園企業代表也在會上發言。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主任劉光明介紹了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如何通過雲計算、大數據與超級計算的深度融合來促進產業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遠辰國際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金華則以客家文化旅游為例，闡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旅游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並表示，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維推進客家文化旅游發展，做到優質供給，打造高品位的客家文化旅游精品，在強化文化旅游公共服務體系上下工夫，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新業態，促進旅游消費升級。

正如金碚在演講中所說的，創新，更多的就是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記者 姜巍）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