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迎接新“下鄉運動”

五十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席卷整個中國，2000多萬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場波瀾不驚的新下鄉運動正悄然發生。所不同的是，五十年前的那場運動，下鄉者是被動的，靠的是政治動員和行政干預﹔而今天這場新下鄉運動，下鄉者是主動的，是自願選擇的結果。眼下發生的這場運動，主要包涵十大群體。

一、返鄉創業的農民工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農民工總數達2.77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09億，同比增加2.7%﹔外出農民工，1.69億，僅增長0.4%。這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長最慢的一年。一些農民工之所以不再願意回城，一方面是由於經濟不景氣，大城市用工數量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不少返鄉創業的扶持政策，有些人就開始想著自己“當老板”。經過多年的闖蕩以及城市和工業文明的洗禮，許多農民工不再是原來的小農，他們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較高的綜合素養，以及更多勞動技能，眼界更為開闊，是名副其實的創業潛力股。據農業部最新統計，目前中國返鄉創業農民創辦小微企業23.7萬家，農產品加工企業45.5萬家，休閑農業各類經營主體180萬家，農民工返鄉創業人數累計已超過450萬，約佔農民工總數的2%。

一些打拼有成的農民工熱衷於返鄉創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四個方面。一是熟人社會的便利。傳統鄉村社會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會，它通過加強人際關系和相互信任引導熟人之間相互自願合作。費孝通曾評價，“鄉土社會的信用並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可以通過“熟人”織就的網絡，溝通關系、解困排憂。二是衣錦還鄉的傳統觀念。“衣錦還鄉”既是中國人對外出者的普遍期盼，也是外出者的自覺行為，已內化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項羽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是對這種文化心理的經典詮釋。這種民族文化使得連當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都不能免俗。公元前195年，劉邦在當了十二年皇帝之后，回鄉住了二十多天大宴鄉鄰。朱元璋更是想把金鑾殿建在自己的家鄉。三是親情的召喚。外出打工本來就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選擇，所謂“一萬打工錢，三代離別淚”。農民工長期離家在外，空間上的距離帶來了感情上的疏離，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間缺乏溝通交流與相互關愛。返鄉創業，夫妻既能團聚，又能和孩子、老人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何樂而不為。四是政府招商引資的激勵。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和中央政府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政策的出台，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紛紛圍繞“農民工返鄉創業”做文章，鼓勵和支持他們為家鄉建設貢獻力量，為其提供創業的條件和制度保障。

田園將蕪胡不歸？一些農民工對返鄉創業、就業，心存一定的顧慮。因此，要千方百計優化地方的經營壞境。一是充分發揮鄉土社會長期積澱的傳統優勢，讓返鄉創業的農民工盡享“家園紅利”。這是中國鄉村社會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發端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也最為成熟的一種文明形態。“家園紅利”是農民最大的無形資產，在應急事務、資源配置、矛盾調處、互幫互助等方面，是農民世世代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是為了充分利用傳統熟人社會中存在的信任、關系、規則等社會資本，降低創業、創新的交易成本。政府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所設計的一系列政策，不能只是市場和政府的結合，而應包括傳統熟人社區在內的三個組織架構結合的統一。二是解決農民工返鄉創業中存在的辦事難、融資難、用地難等問題，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便利條件。三是引導和鼓勵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重點從事農產品的加工、運輸和銷售及產前、產中、產后的社會化服務等環節，以增強農業現代化的帶動能力。

二、第一代農民工

從上世紀80代末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一批批農民工或始於維持生計的初衷，或懷揣著發家致富的願景，背井離鄉，進入工廠，走進城市，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民工潮”。隨著農民工年齡的增長，第一代農民工返鄉后的去路值得探討。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調查顯示，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有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返鄉。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50歲以上的農民工目前已超過4000萬。

第一代農民工最終返回農村，一是無奈的選擇。由於受教育水平偏低，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大多隻能從事建筑、環衛等技術含量低、工作強度大的重體力勞動，在各行業中收入增長較少，在城鎮社保的參保率也偏低。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16.7%，而在高齡農民工聚集的建筑行業，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僅為3.9%。低收入，沒有基本的養老醫療保障以及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留在城市對他們非常艱難。更何況，企業不招4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等到青春已過，又沒留下多少積蓄，他們也隻能打道回府，卸甲歸田。二是務農的背景。與新一代農民工早已遠離了田地，過上了城裡的生活相比，第一代農民工大都有著種田的經歷，至今還保留著種田的記憶和技能，只是當年種地收入低才被迫到城市討生活。正所謂，“60后”逃離種地，“70后”不願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提種地。隨著年齡的漸長，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無處立身，家中至少還有土地承包權，回家務農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各級基層組織應積極引導返鄉的第一代農民工參與到農業生產中來，幫助他們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如今無稅時代的農業與過去相比有著更廣闊的發展前景，過去農民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現在農民不僅收入全部都是自己的，而且還得到許多項補貼。隻要扑下身子，好好經營，從事農業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現階段中國農民還沒有退休制度，他們可以一直干到干不動為止，留城與回鄉兩相比較，回鄉當成首選。對此，基層政府應做好工作，鼓勵引導幫助他們逐步適應環境，或重操舊業，或就地就近打工，或利用他們多年打拼經多見廣的經驗積累為鄉村發展獻計獻策。

三、返鄉創業的大學生

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選擇返鄉就業和創業。據人社部測算，“十二五”期末大學畢業生返鄉創業比例達到1%，“十三五”這一比例將達到3%。大學生返鄉創業領域越來越寬，他們根據自己的特長、興趣及擁有的資源，對鄉村特色種養業、農產品加工業、休閑農業和旅游、電子商務、特色工藝等新興產業無所不及，廣泛涵蓋農村一二三產業。

大學生畢業選擇回到家鄉就業和創業，一是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來自農村又有學農的背景。學農業干農業，他們自然要到農村來就業和創業。二是在城市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在城市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轉變了觀念，不再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選擇回到故鄉自主創業。三是不少大學生看到了農業和農村的巨大商機。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向是冷門的農業，逐漸成了資本投資的“香餑餑”。聯想、阿裡、京東等一些商界大佬都把目光投向農業。大學生選擇在農業就業和創業的比重，中國是0.6%，美國則高達24.6%，我們相當於美國的“尾巴”。大學生返鄉創業正是看到這一前景廣闊的趨勢。四是擇業觀念的變化。過去擔心“天之驕子”淪為“普通勞動力”，今天從底層做起成為不少人的追求﹔過去注重旱澇保收、穩定安逸，今天信奉自由奮斗、磨練自我﹔過去看重工作體面、待遇優厚，今天更看重個人興趣、成長空間和發展環境。

當務之急是鼓勵和引導返鄉創業的大學生成為家庭農場主、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民合作社領辦人、農業企業家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負責人。不少國家對此都有一套社會公共政策給予扶持，因為他們屬於就業創業的弱勢人群。如日本的農業接班人計劃，從技能培訓到社會實踐，到租用土地，再到貸款及農用設備都為他們提供方便。

四、“新三屆”的大中專畢業生

“新三屆”即77、78、79級的大中專學生。“新三屆”是萬裡挑一的精英。這個群體人數約在200多萬，三到五年內他們都到了退休年齡。這三屆大中專畢業生80%來自農村，他們的鄉愁最濃，鄉情最厚，鄉戀最重，大多數都有返鄉養老的念頭。

因此，應採取激勵政策讓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新三屆”的大中專畢業生“告老還鄉”發揮余熱，培養他們成為“新鄉賢”。鄉賢文化實際上屬於士階層文化在中國鄉土的一種表現形式，古代中國縣以下的鄉村治理要靠士紳來維系。鄉紳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有階層，從宋代開始禮下庶人，出現“縉紳士大夫”稱謂，但真正形成氣候主要在明朝。由於明代科舉競爭激烈，知識分子進入仕途很難，一部分人就選擇仕途以外的回鄉道路，還有一些官員退休或被罷免后也選擇回鄉。明世宗時正式確認有一個非官非民的“紳”之階層存在。這個處於官民之間的特殊階層，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鄉村治安的管理、社會道德的價值導向、基礎教育的建構、官民之間的溝通，乃至鄉村資源的配置、社會矛盾的調處等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在“郡縣空虛”時代，他們就是社會秩序維護的中堅。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從基層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賢文化就是維系著龐大的中國社會正常運轉幾千年的基層力量”。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近現代以來農村知識精英都單向道地流向了城市，鄉賢文化開始由盛轉衰，近於凋敝。培育“新三屆”的大中專畢業生成為新鄉賢，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他們在外面積累的人脈關系、協調能力或工作經驗，為家鄉的建設出主意、想辦法。二是他們的學識修養、道德行為、思想觀念等，在十裡八鄉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仿效的標杆，這個標杆從他們走出農村的那一天起就已經樹立起來，他們當年跳出農門，正所謂“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舉頭看”。他們的榜樣效應，一直在潛移默化地深刻影響著鄉鄰后世。今天利用他們的標杆價值，引導鄉村文明建設及經濟社會的發展，會有一呼百應的效果。

五、城市離退休老年人

中國城市60歲以上的老人已達1億多，“結廬在人境，耳無車馬喧”成了一些“銀發下鄉族”的追求。當城市沒患現代病的時候，人們覺得城市好，當城市患病后，人們才發現，更宜居的地方在農村，這已成為世界潮流。有關數據顯示，歐盟在鄉村居住的人口已達58%，且下鄉覓居所的勢頭正勁。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空氣污染、噪音充耳、公共衛生惡化、交通擁堵和住房緊張等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而這些因素往往會帶來緊張、壓抑甚至恐懼情緒。尤其是年紀大的老人，對這種愈演愈烈的城市病越發敏感，他們渴望逃離惡劣環境的心情十分迫切。加上大部分城市離退休老年人的根，本來就在鄉村。往上數三代，大都農村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鎮化率為10.64%，2015年的城鎮化率已超過56%，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城市化意味著很多城市離退休老年人本身就曾經是農民，他們的根就在農村。

“銀發下鄉族”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富礦，他們在城市積累了數十年的方方面面的資源，如人才、信息、技術、資金、項目等，隻要開發利用得好，對農業農村的發展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們下鄉，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可以把兩億多農民工留下的幾千萬套空房改造為“外面五千年，內部五星級”的民宿，接納他們成為新村民，讓農民立馬增收。

當前，異地鄉村休閑養老最需要解決的是醫療保險的異地使用問題。身處異地休閑養老的老人，最怕生病。應該加大區域一體化的推進力度，實現醫療保險異地間的深層合作，鼓勵大型醫療機構在區域內搞連鎖經營，解決老人們異地休閑養老的后顧之憂。另外，正確引導有條件的村鎮發展休閑養老產業，鄉村休閑養老需要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城市老人選擇到鄉下來休閑養老，更看重這裡優美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在引導有條件的村鎮發展鄉村休閑養老產業時，還應重點關注自然生態及休閑、健身等文化設施方面的打造。（上）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