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擴：通過改革釋放中高速增長潛力

當前的經濟形勢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方面，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在增多，企穩的跡象更加顯著﹔而另一方面，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還不夠牢固，下行壓力依然不小。下一步的關鍵，是要在保持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下大力氣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在進一步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同時，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奠定體制機制基礎。

經濟企穩跡象更加顯著，但基礎仍不牢固

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在增多、企穩跡象更加顯著，主要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說明。

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幅度在收窄，呈現企穩態勢。比如，近年來我國GDP增速一直處於回落態勢，2011年至2015年增速分別為9.5%、7.7%、7.7%、7.3%和6.9%，2015年四個季度GDP增速分別為7.0%、7.0%、6.9%和6.8%，而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均為6.7%。再比如，規模以上工業增速也趨於穩定，一季度是5.8%，二、三季度是6.1%。

二是需求狀況在改善。在消費需求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今年8月份和9月份當月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2%和9.0%，增速連續兩個月有所加快。特別是民間投資增速企穩回升。前三季度平均民間投資增長2.5%，而9月份當月民間投資增長4.5%，增速比8月份加快2.2個百分點。進出口降幅也有所收窄。前三季度，按人民幣計算，出口下降1.6%，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5個百分點﹔進口下降2.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2.4個百分點。

三是企業經營環境和效益狀況在改善。一方面，工業品價格回升明顯。雖然平均來看1-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9%，購進價格同比下降3.8%，但動態來看，二者下降的幅度均呈持續收窄之勢，其中出廠價格9月份環比上漲0.5%，同比上漲0.1%，同比是自2012年3月份以來首次由負轉正。另一方面，由於供給側結構調整取得成效，企業綜合成本下降。比如，9月份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在這兩方面因素作用下，1-9月規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4%，增速與1-8月基本持平，比上半年加快2.2個百分點。

四是預期也在改善。比如9月份制造業PMI為50.4%，與上月持平，連續兩個月處於臨界點之上，而10月份更是上升至51.2%。從分項指數看，10月份生產指數為53.3%，比上月上升0.5個百分點，連續3個月上升。新訂單指數為52.8%，比上月上升1.9個百分點，也連續多月處於擴張區間。

那麼，經濟企穩的基礎仍不牢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一是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還不夠強大，還沒有能夠對增長發揮主導作用。經濟進入新常態，最大特點就是傳統動能優勢減弱，需要通過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培育新動能。可以說，增長新動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導作用，是判斷經濟是否具有企穩基礎的最主要因素。當前經濟增長積極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無疑首先是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調整取得成效、增長新動能有所增強的反映，這既包括新產業、新業態的不斷涌現，也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等所取得的積極成效。同時也是黨和政府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積極實施需求管理的結果，包括針對“補短板”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礎和公共設施投資、針對“去庫存”需要實施相對有利的貨幣政策等。整體來看，新動能還不夠強大，新舊動能接續的任務還沒有真正完成。

二是化解矛盾和促進結構優化升級的任務依然艱巨。進入新常態，除了要培育新動能，還要化解之前高速增長時期積累起來的結構矛盾，促進結構優化升級，以便使得經濟能夠輕裝上陣。為此，去年黨中央確定了“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並為此發布了一系列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應當說已經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但由於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化解結構矛盾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一方面，部分傳統產業領域、部分地區、部分企業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杠杆過高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進一步鞏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甚至新矛盾，需要防范和化解。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是一個“瘦身”與“強身”並重的過程，當新的增長動能尚不足以發揮主體作用時，老產能就不可能順利淘汰。另外，去產能也需要把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很好的結合起來，否則也很難有效，很難持久。

三是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一些重要改革尚有待突破。這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條。現階段觀察經濟增長是否獲得了持續和比較穩固的基礎，最重要的是要看關鍵的改革是否取得突破，是否基本建立起能夠引領新常態、支持新動能的體制機制。因為，無論從發展需求還是供給條件看，現階段我國經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潛力，這一點無論是在決策層還是學術界，都可以說是一個基本共識。但問題在於，歷史經驗和現實情況都充分說明，中高速增長的潛力並不會自動實現，並不是說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就會自動出現中高速增長。實際上，中高速增長潛力有可能變為現實，也有可能無法成為現實。關鍵就看我們能否根據發展條件、發展環境的變化，及時推進各項改革，構建起與新階段、新環境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否則，中高速增長潛力的釋放就會受阻，中高速增長就很難變為現實。

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在投資需求方面，現階段我國城鄉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依然很大，農村道路硬化、垃圾污水處理、危房改造、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城市地下管網改造等，而且支持這些領域建設鋼材、水泥等工業產能都是過剩的。但充分釋放這些方面的投資需求潛力，涉及基礎設施投融資制度、農村建設用地制度特別是宅基地制度以及鄉村治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這些改革能夠有效推進，不僅能夠釋放出巨大的需求潛力，也能夠為這些投資需求籌集到比較充足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但如果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潛力就很難實現。

在消費需求方面，我國居民每年有1萬多億人民幣要花在國外購物上，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長。主要問題出在我們的產品質量、安全標准等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而近年來不少實際案例說明，盡管導致我國產品質量檔次提升緩慢的原因復雜多樣，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與我國政府監管有效性及市場秩序不良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競爭往往起不到優勝劣汰，而是“劣幣驅逐良幣”。如果我們在監管標准、監管執法有效性等方面的改革能夠取得比較大的進展，產品質量安全標准有顯著提升，也可以使這部分購買力回流。

在要素供給方面，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傳統比較優勢減弱，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傳統比較優勢的完全消失。比如勞動力成本問題，雖然我國勞動力成本高於非洲、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但還是遠遠低於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而且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又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但由於我國其他方面成本比較高，使得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很難發揮。最近在廣東調研時有一家企業說，他們在美國投資的生產陶瓷的分廠，其產品綜合成本比國內還低。我國同樣勞動力，成本隻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是低在勞動力成本，主要低在能源、資金、物流等方面，這些方面美國基本上都比中國低，而要降低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是要靠改革。

在鼓勵創新發展方面，許多創新成果的應用是需要改革來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別是需要改革來創造市場需求的環境。比如通用航空，干細胞治療等新型醫療技術的應用等，沒有改革，創新很難得到市場的支持。在調研中都反映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還有很多。

當前，我國處在增長階段變化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穩增長的難度和困難更大，另一方面，推改革、調結構的任務更加艱巨。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作出的在保持總需求適度擴張的前提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針是十分正確的，因為簡單的大水漫灌的尋求刺激政策沒有出路。因此，下一步宏觀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是要保持政策定力，繼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把解決結構問題與解決需求問題相結合，把解決中長期問題與解決短期問題相結合，在繼續做好需求管理的同時，著力推進各項改革，促進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進一步釋放內需潛力，增強發展動力，從而既防止增速短期的過度下滑，也為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下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處理好四方面關系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集體改革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改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部署，社會各界也給予了很高的期待。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改革全面推進，在不少領域都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尤其在簡政放權、改進服務方面，進展比較明顯。但整體來看，改革的實際成效與黨中央的要求、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一定差距，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改革的部署比較多，舉措比較多，而落地情況、實際效果還不盡如人意。這裡邊既有改革進入深水區，難度加大的問題，也有在推進改革的具體途徑、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下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在改革的內容上，要處理好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的關系。既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進能夠充分釋放需求潛力的改革，比如前面所說的農村宅基地改革、產品質量監管制度改革等，這兩方面改革都是釋放中高速增長潛力所必須的。

二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結構優化調整的過程，是一個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什麼產能是過剩產能、什麼企業是僵尸企業，都不是能夠通過行政辦法簡單認定的，而是一個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的過程。政府工作的重點，主要應當放在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標准，管好就業，管好系統性風險，其他的事情則應當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進方式上，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關系。現階段強調頂層設計是必要的，同時也要鼓勵基層大膽創、大膽試，否則可能使一些改革陷於爭論而裹足不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央通過的改革方案要落地生根，必須鼓勵和允許不同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在總體原則方向確定的前提下，要進一步鼓勵地方、基層結合各自實際大膽試驗、大膽創新。同時，要容忍改革者犯錯誤，容忍改革失敗，為地方基層大膽試驗創造良好環境。

最后，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處理好激勵和約束的關系。不論是穩增長還是調結構，都需要充分發揮廣大干部的積極性。30多年來，我國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逐步形成的對各級干部很強的激勵機制。現在看來，這個機制在促進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對之必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新任務、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破與立”“堵后門”與“開前門”、約束和激勵的關系，以鼓勵真正干事創業的干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要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隻有這樣，才能把大家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把改革推向深入。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11月6日在“國研智庫論壇·2016年會暨中國智庫創新科學園企業入園簽約儀式”上的演講。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