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壯大做優提升實體經濟，培育增長新動力

今年是中央提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戰略的第一年。一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9月末，鋼鐵、煤炭行業業已退出的產能達到全年目標的8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同比下降0.8%，商品房待售面積較2015年末減少了2241萬平方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0.6個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比上年同期減少0.24元﹔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水利管理、農林牧漁業投資同比增長分別高於全部投資35.2、12.3和11.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6個百分點。

成績固然可喜，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還遠未完成。從相對短期和表觀層次看，“三去一降一補”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煤炭、鋼鐵行業的一些落后產能還未被真正淘汰，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規模依然很大，企業部門杠杆率還需要進一步下降，企業成本尚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城市基礎設施和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還需要大力建設。從更長時期和深層次來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尚未形成。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之一，就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金融領域和房地產領域出現了資產泡沫現象，非實體經濟聚集了過多的發展資源，嚴重削弱了增長新動力賴以形成的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於通過改革完善體制機制，促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關鍵是要把壯大、做優、提升實體經濟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實體經濟是發展的動力源泉和堅實基礎。一方面，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往往誕生於實體經濟領域﹔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充分發展，虛擬經濟也將難以健康發展，甚至會出現因為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而危害整個發展的情形。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紛紛推行“再工業化”和“再制造業化”戰略，就是對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而過度發展進行深刻反思后，做出的理性選擇。

發展實體經濟，一要繼續擴大制造業總規模，壯大實體經濟。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已處於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過渡階段。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4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達到4.4萬億美元，比美國第二產業增加值高27%﹔但我國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不到美國的1/3。如果我國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要達到美國1/2的水平，我們的第二產業增加值規模將要擴大70%左右。因此，中國實體經濟相對於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言，發展還遠談不上充分，發展壯大的潛力巨大。

發展實體經濟，二要加快提升制造業產品質量，做優實體經濟。提高制造業產品質量，是拓展國內外市場、適應結構轉型和消費需求結構升級的需要。客觀地講，近些年來，我國制造業的產品質量有所提升，但仍有一些產品的質量令人擔憂，特別是一些食品和藥品，其質量之低劣甚至達到了危害人們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程度。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國際形象和國內需求空間的釋放。近些年來，我國公民的境外消費不僅在規模上迅速擴大，而且在結構上正由珠寶等高端消費品向嬰幼兒奶粉、非處方藥、廚衛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擴展。因此，隻有提升制造業產品質量，做優實體經濟，才能激發和釋放國內外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發展實體經濟，三要適應新技術革命蓄勢待發的大趨勢，提升實體經濟。目前，以互聯網、物聯網、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孕育和發展，建立在這些新技術基礎上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興起。實體經濟隻有適應這種變化，不斷提升創造新產品、發展新業態、開辟新市場、研發新技術的能力，才能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壯大、做優、提升實體經濟需要全方位創新，特別是要把科技創新置於核心位置。創新是巨大的系統工程，既需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也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既需要發揮企業的作用，也需要發揮科研機構和廣大公眾的作用。推動創新，關鍵是要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

第一，要建立規范公平的競爭環境，增強企業創新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創新需要發揮各方面的主觀能動性，也需要高密度的資金和人力資本投入。隻有在公平公正規范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各創新主體才有創新的強烈意願，才有持續推動創新的動力和能力。一要建立有力的市場監管制度。在傳統產業、傳統產品、傳統業態領域，要嚴格執行國家業已頒布的技術標准、質量標准、環保標准和勞動者保護制度，並不斷提高標准水平，促使企業不是通過無底線的降低成本，而是通過無止境的科技創新，來提高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同時也要提高監管體系本身的適應性，加強研判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可能提出的監管要求，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監管預案，使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能夠健康發展。二要建立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當今時代，信息傳播成本幾乎為零，創新技術極易被他人“復制”，創新產品極易被他人“山寨”。如果缺乏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創新的積極性將嚴重受挫。隻有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加大查處力度、提高懲罰標准，才能激發創新熱情、保護創新成果、增強創新動力。三要打破不合理的壟斷格局。打破壟斷、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可以促使企業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創新上，而不是放在謀求壟斷利潤上。要有效利用《反壟斷法》，打擊一些高科技巨頭公司利用壟斷地位，通過不公平的產品高定價，侵蝕下游企業利潤，削弱下游企業創新能力的行為。

第二，要改革創新體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作為技術趕超型國家，長期以來，我國通過引進、吸收、模仿和利用先進國家的技術，減少了自主創新階段的高額成本和市場風險，加快了技術進步的步伐。這在發展的較低階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發展階段的提升，我們很難再沿用這種方式。我們必須改革創新體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贏得產業核心競爭優勢，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突破制約經濟發展新動力形成的瓶頸，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改革創新體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必須優化國家創新體系，進行教育體制、科研體制等領域的改革。特別是要創造適宜條件，讓科技創新的舉國體制優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出來。在計劃經濟時期，舉國體制在推動我國科技進步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繼續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科技進步的規律顯示，重大科學技術突破日益顯示出資本密集、人力資源密集的特性，隻有統籌使用好國內外創新資源，才能在重大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為統籌使用資金、人才等各類創新資源，必須建立起政府、企業、研發機構共同參與的創新協作平台，加強創新資源共享，進行共性技術研發和重大科技攻關，協同推進原始創新。

第三，完善財稅和政績考核制度，使得各級政府把促進創新作為推動發展的根本動力。現行的財政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助推了我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但也使得地方政府過於注重短期發展績效，而輕視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過於注重經濟增長速度，而輕視經濟結構優化﹔過於注重項目投資拉動，而輕視科技創新驅動，制約了增長新動力的快速成長。未來，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和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部署，加快完善財政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使各級地方政府把推動創新放到重要議程上，因地制宜地建設具有活力的區域創新體系，匯集創新資源，凝聚創新智慧，讓創新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各級政府可考慮增加創新領域的預算投入，設立政府新興產業引導基金，以財政資金為杠杆，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科技創新﹔也可考慮運用政府採購等工具，為創新產品的成長創造市場空間。

第四，建立鼓勵創造性勞動的制度，使進行創造性工作的勞動者能夠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創新體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那些從事創造性工作的勞動者。無論是進行科技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還是聯接市場需求和實驗室設計的工程師﹔無論是改進管理效率的經理人員，還是在生產一線的技術工人，都是創新體系運轉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本要素，都是創造性勞動的付出者。他們本應得到較高的收入，但在現有的社會財富分配中，所獲得的收入與其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貢獻很不匹配：在科研經費的使用中，更多的資金用於硬件投入，未能按市場經濟規律體現對科研人員的人力資本投入﹔在科研成果的分配中，創新獲得的高收益更多歸資本投入方所有，而提供創造性勞動的人員所獲甚少。面對不斷上漲的物價、房價，以及不斷加大的養老、育兒等壓力，進行創造性工作的勞動者，尤其是中青年勞動者難以安心地從事創新工作。有鑒於此，必須大幅度提高創造性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要完善科研人員的薪酬制度，改革科研經費的使用和管理方式，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給科研人員支配科研經費以更大的自由度，使相關法規既具有嚴肅性、權威性，亦具有中國所處發展階段及市場規律的時代性。要健全科技成果的產權、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制度，完善體制內科研人員科研成果入股企業的機制，使科技成果轉化的收益分配向研究團隊傾斜。

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兩者共同發力，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培育增長新動力，既需要從供給側發力，也要在需求側為實體經濟成長創造市場機會。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是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如果企業產品銷售不暢，長期處於產能過剩的狀態，企業的效率改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生產設備升級、管理優化等都會受到嚴重影響。一些新的技術、新的產品、新的產業，如果沒有相應的市場需求，可能會被扼殺在搖籃中。因此，創造和維持穩定的市場需求，不僅有利於宏觀經濟盡快走出短期低迷狀態，而且有利於推動實體經濟特別是一些重大戰略性產業的成長、發展和轉型。

當前為實體經濟發展開辟市場需求，至少可從以下三方面發力。一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增大國內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拉動作用。進入“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一改多年來下降的態勢，逐年上升，到2014年達到了46.5%的水平，但與國際一般水平相比依然比較低。與之相伴隨的，是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和財富差距仍處於擴大的趨勢。在日益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中低收入者無力消費，也不敢消費，更談不上進行消費升級。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格局，為居民消費增長和產業升級奠定堅實的收入基礎。二要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增強中西部地區對國內產品的吸納能力。從區域發展格局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長期扮演著勞動力和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輸出地的角色，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明顯滯后於東部沿海地區。2015年，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城鎮化率已普遍超過60%，有的省份接近70%，而大多數中西部省份的城鎮化率還不足50%。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步伐，不僅會為資本產品、也會為消費產品創造巨大的市場需求。三要積極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育和成長創造市場機會的途徑和方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育和成長是實體經濟實現新的發展的有力支撐，而這些產業的發育和成長特別需要創造市場機會。面對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的強大優勢，我們必須借鑒國際經驗，為這類產業培育市場需求、拓寬發展空間。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11月6日在“國研智庫論壇·2016年會暨中國智庫創新科學園企業入園簽約儀式”上的主旨演講。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