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新加坡的“感性”——訪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

打開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先生的簡歷，不難看出他是新加坡精英治國理念下的優秀代表：

大學時代他就榮獲新加坡政府獎學金就讀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一等榮譽）。

2003年，赴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攻讀斯隆碩士課程，獲得管理學碩士學位。

1995年，加入新加坡公共體系的行政服務。1997年至2000年，就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公署一等秘書，隨后晉升為參贊（政務）。2000年，出任新加坡駐美國大使館副館長。在此期間，擔任新加坡與美國自由貿易協議談判的新方發言人及美國國會游說特任小組副組長。

2004年，出任吳作棟總理（后改任國務資政）的新聞秘書。

2005年，兼任新加坡外交部中東司司長。

2007年至2011年，就任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

2011 年4月，擔任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書，負責東盟、東北亞、歐洲、國際組織、國際經濟、新聞及技術合作事務。

2012年，出任新加坡駐華特命全權大使。

2015年，獲頒新加坡國家公共服務（金）勛章。

曾經擔任過吳作棟總理（后改任國務資政）的新聞秘書，羅家良大使先生，風度翩翩，深諳媒體之道。在他即將回答完我的第一個問題的時候，一位使館的服務人員不經意闖進了我們錄像的畫面裡，他主動提出，重新開始第一個問題。

當回答李光耀先生與西方媒體之間曾經發生過的小故事的時候，他表示，“媒體往往都會有他們各自的出發點。無論是西方的，東方的，亞洲的，歐洲的，其實不分國籍。對於媒體的報道，我們必須個案評論。有的報道寫得很好，有些不太好，但我們不會太在意。但如果報道不實的話，我們會要求澄清的機會，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在採訪的最后，我感謝他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回答了所有並沒有在採訪提綱之列的問題。他也反過來對我說，“你提的問題很好！”

當我介紹本次訪談將會首發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的刊物上的時候，羅家良大使特別表示：“我在中國生活了4年多了，曾經多次到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DRC在中國發展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與其他國家的大使不同，羅家良大使並沒有直接給出他最喜歡的來自新加坡的諺語或名句，而是思考了片刻，告訴我：“對於新加坡本身的發展，我常常抱著一種‘居安思危’的心態。我們不能夠自滿或者對目前一切很滿意，而要考慮到未來會有什麼變化，未雨綢繆。”

新加坡經濟亦面臨結構性問題

中國發展觀察：大使先生，您好。不久前，您參加了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您提到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下遭遇到了瓶頸，隻有不斷創新才能解決新時代的新問題。您還說到中國和新加坡要互相借鑒結構性改革的經驗，取長補短。所以我特別想請教您，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如何借鑒新加坡成功的模式和發展經驗？

羅家良：首先，這次G20峰會在杭州舉辦非常成功。全世界都對中國舉辦G20有很高的期待。這是亞洲國家第二次舉辦G20，而且也是第一個發展中的亞洲國家舉辦，所以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可以通過杭州G20峰會對一些他們關切的議題發表看法。世界經濟的增長面臨瓶頸，通過傳統的方式，比如利用財政預算或者降息等一些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不是完全沒效，可是空間非常有限。所以，世界經濟體的突破性發展還是要依賴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做法。

G20杭州峰會恰好提到了幾個關鍵建議：

首先是結構性改革。很多經濟體所受到的約束就是體制還不夠完善，體制的效率不夠高，所以如果能夠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效率，降低企業成本，這本身就能夠帶動經濟發展。

其次是各國之間的聯動性。一方面，各經濟體要加大開放度，降低貿易和投資障礙。另一方面，必須加深互聯互通。互聯互通不只是體現在公路、鐵路的聯通，也有許多無形的包括金融領域和物流的互聯互通。比如，在發展渝新歐鐵路的過程中，中國和沿線六個中亞國家的海關都建立了“綠色通道”體制，推進互相認証體系建設，避免重復檢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最后是包容性發展。在G20成立之前，大家都比較關注G7、G8，由於G7成員國主要是經濟體量龐大的少數西方國家，他們決策能夠影響到全世界。相反，G20標志著邁向一個包容性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我們要創造更多的渠道，在解決問題、探討議題和做決策方面更加有包容性。

新加坡和中國可以互相借鑒，增加交流，打造一個更包容的社會。

中國發展觀察：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經濟上的表現一直非常突出。但是最新出爐的新加坡GDP數據顯示，服務業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來首次出現了萎縮。2015年全年的GDP也是五年來首次出現了最低的增速。根據彭博社等媒體的報道，目前也有一批相當數量的企業倒閉，關門的數量也首次超過了新成立公司的數量。這並不是令人振奮的信息，請問新加坡經濟的希望、未來的經濟增長點，會是在哪裡呢？

羅家良：首先，新加坡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經濟體，我們的經濟表現和世界主要市場的表現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目前世界經濟增長比較疲弱，美國經濟復蘇緩慢，英國因為要脫歐，不確定因素還存在，歐洲經濟增長還有許多未知數，即便是中國經濟增速也在放緩。所以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新加坡也難免會受到影響。傳統行業的發展比較困難，比方說制造業。國際需求的減少也導致服務業例如金融、保險、運輸、海運、空運等領域受到影響。這些領域都受到頗為嚴重的下行壓力影響。

但也有一些行業的成長非常健康，例如旅游業。目前到新加坡旅游的人數不斷增長，和旅游相關的行業表現較好。同時，教育、衛生、醫療等現代人比較重視的行業表現也不錯。電商、通信電信產業、ICT產業等新經濟產業的成長也值得一提。

新加坡經濟的發展狀況跟中國經濟發展在某些方面相似。我們都在打造一個新的“平衡”。新加坡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麼幫助人民適應經濟轉型。這是個結構性問題。新加坡政府正在著力提供技能培訓機會，讓人民能適應新的環境，勝任新的工作機會。

“理性”新加坡的“感性”一面

中國發展觀察：轉型難題實際上是很多國家成長和發展中都在面臨的問題。相信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會對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經濟的活力、文化的多元等方面印象深刻。我記得蓋洛普（Gallup）曾經有個調查關於世界上“The Most Emotionless Country”，翻譯過來應該是世界上“最不感性的國家”。這個調查有非常細致的問卷調查，包括，你今天感受到壓力了嗎？你今天感受到被尊重了嗎？你今天有沒有煩惱？該調查對將近150多個國家進行排名，新加坡排名倒數第一，就是最不感性的國家。盡管這並不是一個完全科學的調查，但是在當時也引起了很多討論。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在新加坡高速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人們付出的一種代價。每個人都在努力工作，不表達自己的感情，都非常理性。作為大使，您怎麼評價這個調查？

羅家良：我並不熟悉這個調查。我覺得新加坡人很務實。這是有必要的，因為新加坡本身生存不易，小國人口少，沒有天然資源。坦率地說，我們的確需要以理性的“冷眼”看世界，思考新加坡在世界價值鏈中的位置，探討我們應該採取的政策，如何為其他國家提供價值，這樣才能夠讓新加坡生存並享有立足之地。

但我不認為新加坡人沒有感情，新加坡人也有豐富的感情。我舉一個例子。我在2012年出任駐華大使不久后到訪了四川省。會見的時候，四川省領導建議我去汶川看一下重建情況，因為新加坡是汶川救災捐贈非常多的一個國家。我當天改變行程，第二天就去了汶川。雖然行程沒事先准備，汶川的領導和居民還是給了我非常熱烈的歡迎。汶川領導說新加坡是汶川地震捐贈第三多的國家嘛。這出乎我的預料，因為新加坡的常住人口才五百多萬，和很多國家比起來，我們實力有限。

我斟酌一番，並聽取一些朋友的意見，發現主要的原因還是新加坡人民和中國人民在情感上的淵源。這是很重要的因素。即使新加坡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可是新加坡人民還是飲水思源，記得兩三代之前的祖先很多來自中國大陸，所以當聽到汶川遭受地震災害時，他們紛紛慷慨解囊。

所以我並不能完全同意新加坡人沒有感情的說法，必須考慮表達方式。我們是以非常務實的方式來表達感情，並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

中國人的“急性”

中國發展觀察：是的，一個國家如同一個人，非常理性的人同時也會有非常感性的一面。很高興聽到您分享新加坡感性的一面。您在中國工作生活也有幾年了，我也想聽聽您對於中國有什麼感受，您覺得中國老百姓是很理性，還是很感性？

羅家良：即使中國國家大，資源和人口多，我發現中國人還是很好學。這點很可貴。有很多大國，可能覺得幅員遼闊，什麼都不用擔心，也不用總是向別人虛心學習。可是中國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中國不斷地學習，也不排斥向一些小國學習。

同時，我發覺中國人有點“急性”，覺得必須趕緊追上其他國家。這也反映在日常生活裡，比如過馬路時，即使小綠人閃動了大家也都趕緊過。在學校報課程時，中國學生一大早就已經排隊了。新加坡的國情非常困難，所以新加坡人不趕緊加把勁的話，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一定要更努力。

中國發展觀察：您剛剛提到了中國老百姓的一些特點，其實新加坡人和中國人在很多方面有相同的理念和價值觀。不僅僅兩國人民之間，兩國領導人之間也有過很多交流，例如，中國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和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先生兩人之間的交流。您覺得未來如何繼續這種非常良好的互動關系？

羅家良：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非常敬佩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他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目前的兩國領導人溝通順暢和頻繁。我在2012年擔任駐華大使至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已經訪華五次。在2015年兩國建交25周年之際，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博士也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同時，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訪問新加坡，張高麗副總理也出訪過新加坡兩次。除此之外，各級別及部門領導之間的互訪和交流頻繁。在一些國際場合包括東盟會議，兩國領導人也都有很好的交流。

對於未來兩國之間的交往，我覺得有兩個重要機制值得一提。一是兩國青年一代領導層間的接觸機制。新中兩國經貿關系密切，從2013年開始，新加坡已經連續三年半是中國投資最多的外資來源國。中國也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我們和地方的經貿往來密切，至今和七個地方政府已成立了經貿理事會，再加上去年啟動的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總共應該是八個機制。這些機制的新方主持人都是由部長率領，而中方都是以地方省長或者直轄市的市長對接。

二是干部培訓機制。干部培訓機制源於鄧小平先生的倡議。他在1978年訪問新加坡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1992年“南方談話”時，提出要向新加坡學習。之后中國領導干部開始到新加坡去考察、交流和學習。1996年，新方跟中國中組部成立新的機制，進行系統化的學習和培訓。通過這個機制，中國至今派到新加坡學習的干部已經有五萬五千多名。越來越多的新加坡公務員也被派到中國來學習。我覺得通過這個機制，可以確保兩國領導層的關系能健康發展。

李光耀先生曾經建議，針對兩國最關心的議題開展合作項目來分享經驗和成果。中新蘇州工業園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這是兩國政府間第一個合作項目，雙方摸著石頭過河，克服了種種挑戰，吸收寶貴經驗。2008年，我們再次開展政府間合作項目，和天津合作啟動中新天津生態城。去年，我們在重慶又啟動了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

攜手重慶打造西部樞紐促“一帶一路”發展

中國發展觀察：這種深入的交往實際上和經濟之間的往來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您剛才提到的，具體項目的合作是實實在在的。本次採訪的主題是“一帶一路”，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了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這一構想自提出以來引起了國內和相關國家、地區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和強烈共鳴。“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重大倡議，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台。這種國際合作不僅體現在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也體現在政策溝通、人文交往等領域。

新加坡是“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同時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新加坡作為東盟的重要成員和今年東盟的主席國，在促進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區域合作方面將大有可為。未來，中新兩國交流與合作前景更為廣闊。

羅家良：首先，我們歡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地區的確有這方面的需求，而現有的一些平台機制無法滿足這個龐大的需求。中國提出這個倡議有助於區域的發展。

東盟也有類似的倡議，在2010年推出了《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以加強十個東盟國家之間，以及和東盟對話伙伴的互聯互通建設，涵蓋了公路、鐵路、海運、電纜、光纜等領域。我們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東盟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倡議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

新加坡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一，我們目前跟中國啟動了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有助於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說是把“一帶”連“一路”。中國西部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源地，新加坡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目的是針對四大塊打造“互聯互通”：金融互聯互通、航空互聯互通、現代物流互聯互通、通信電信產業互聯互通。目前我們在重慶的項目已經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利用新加坡金融市場來降低在西部投資的成本。機制啟動以來十個多月，重慶企業利用這個市場已借貸了60億美元之多的款項，而且可以全額回流到中國來投資，成本比較低。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新的措施。在航空領域我們將增加班次，擴展網絡范圍，與重慶攜手打造中國西部的航空樞紐。

在物流方面，關鍵是結合鐵運、陸運、江運。目前提出的新建議就是結合重慶的運輸樞紐，通過新加坡在北部灣發展的一個港口，連接新加坡。重慶目前有兩條主要的貨運通道，一是往西的渝新歐鐵路，一條是通過江運到沿海的港口。我們正探討打造一條南向往北部灣的運輸道路。

最后，ICT產業（信息、通信和技術產業）在未來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隻要打造一個平台，信息的聯通可以創造新的商機並提高效益，為中國西部帶來更順暢的財通、貨通、人通、資訊通。

除此以外，過去中國和新加坡的經貿合作較多的是新加坡到中國投資或者新加坡協助其他外商到中國投資，或者進行雙邊貿易。而最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超過吸收外資規模，中國逐步成為對外投資大國。在這個過程當中，新加坡也提供了不少幫助。比如在東盟，目前區域內有60%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金融管理團隊都是來自新加坡的。高效的金融市場，發達的通訊電信環境，完善的法律架構，是吸引這群專業人士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形成一個生態系統的條件。新加坡已經具備這個生態系統。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平台，協助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生態難免有差異，所以還是需要深入了解各個地方不同的特點。我們可以提供這方面的價值，一起來打造“一帶一路”。

TPP並非打造亞太自貿區的唯一途徑

中國發展觀察：毋庸置疑，新加坡在東盟國家中的競爭力最強，在亞洲影響力也十分巨大。所以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是關於美國在亞洲扮演的角色，美國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之后，您覺得從新加坡的角度，如何來評價美國在亞洲的作用？2016年又是美國的大選年，大選之后美國在亞洲的角色扮演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羅家良：其實美國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所以“重返亞洲”的說法不完全正確。美國和亞洲的關系淵源非常深。二戰之后如果美國沒有參與亞洲的發展，那今天的亞洲可能樣貌完全不同。而幾乎每一個亞洲國家和美國都有非常深的合作關系，無論是經貿、教育、科技還是文化領域。我相信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參與和影響會持續，無論誰當選下任美國總統，大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因為美國總體在亞洲的利益不會因為一場選舉而受到很大的改變。

美國在參與區域事務方面，不僅隻有安全事務的一面，也該有人文交流和經貿合作的一面。TPP就代表了后者。TPP的前身是P4，即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當時新加坡是四個創始國之一，我們的目的也是要打造一個更開放包容的亞太地區。我們也歡迎中國參加TPP。

但TPP並不是打造亞太自貿區的唯一途徑，其他途徑也包括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在RCEP裡，東盟與6個對話伙伴已經分別簽署FTA（自貿區協定），目前缺乏的是6個對話伙伴之間的FTA。中日韓也在進行FTA談判，我們也希望它的進展順利，早日完成，最終加快RCEP的形成。

通過TPP和RCEP兩條途徑，我們希望打造亞太自貿區，最終實現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大開放。目前大家利用雙邊FTA及多邊和區域的FTA朝那個方向努力。我們各方的目標是一致的。

“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

中國發展觀察：最后，讓我們再次回到中新兩國的話題上。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訪問新加坡期間，確立了兩國“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的關系定位，意味著中新兩國關系實現新提升。毋庸置疑，中新兩國的明天會更好。

羅家良：新加坡政府和人民都關心中國，也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給世界、區域和新加坡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我們不斷探討如何支持中國繼續和平發展，並為中國發展提供價值。2015年習主席訪問新加坡時，兩國領導人把關系定位成“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最關鍵的詞匯是“與時俱進”，凸顯我們兩國關系的特點，而且是中國與各國伙伴關系當中唯一享有“與時俱進”的定位。

新中與時俱進的伙伴關系體現我們兩國合作的實質特征。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時，關注吸引外資，現代工業化，所以我們發展蘇州工業園。隨著重點逐漸轉向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我們則發展天津生態城。當中國致力於經濟轉型升級時，我們則發展中新廣州知識城。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西部大開發，我們啟動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以服務業、互聯互通為主。

新加坡和中國合作前景廣闊，關鍵在於我們雙方希望兩國合作與時俱進。第一，不光重復以往的做法，不斷地跟著新時代，配合雙方不同的需求與能力，繼續創新改變並取得新突破。第二，設身處地，考慮對方的需要，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我覺得我們兩國的明天會更好。

（孫超，作者系《中國發展觀察》編委，“一帶一路”大使訪談欄目總策劃）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