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採訪對象：王憲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人。當年的返鄉知青，與村裡人一起去文安驛公社把習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參加工作，曾擔任延川縣交警大隊協理員，2013年4月退休。

採 訪 組：《學習時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2月26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編者按

1969年年初，15歲的習近平來到黃土高原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七年，他在這片黃土地上同鄉親們打成一片，一起挑糞拉煤，一起攔河打壩，一起建沼氣池，一起吃玉米“團子”。他后來深情地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學習時報》從今天起，刊發“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訪談錄，敬請關注。

採訪組：四十多年前，從北京來了一批下鄉知青。您和村裡十幾位社員從梁家河走到文安驛，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裡，其中就有習近平。請您講講第一次見到他的情形。

王憲平：他們這一批首都來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從北京動身，1月16日到了我們文安驛公社（即今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的。我們村上怕他們行李太多，派了十幾個壯勞力去接他們。到了文安驛，看到知青們從大卡車上下來，村民們就幫他們往下搬行李。當時，縣上和公社的負責人拿了一份名單，把插隊知青都分配好了。我們大隊（即現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個，其中四個女知青，十一個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頓飯，有大燴菜，有玉米團子。飯后，各大隊就把分到本隊的知青接走了。

出發時，我們幫助知青搬行李箱，發現其中有兩個箱子特別沉，一個老式的棕箱，還有一個皮箱，都很陳舊，看著也不起眼。我們都覺得奇怪，說：“咋這麼沉呢？這是誰的箱子？”

近平說：“這是我的箱子。”

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瘦高的后生有兩個很沉的箱子。就這樣，我們扛著行李，領著知青回到了村裡。

四十多年前，進梁家河的那道溝是一條很難走的土路。兩山夾一川的狹窄地方，中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通往深山裡。那條路窄到什麼程度呢？兩個輪的架子車都沒法通過。可見梁家河村當年有多偏遠、多閉塞。

到了村裡，我們把知青分成兩個隊：一隊九個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隊六個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當時被分在了二隊，他住的窯洞離我家很近。村裡當時派人給知青做飯。幾個月后，農村生火做飯這一套活兒，知青們基本上都學會了，他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一開始，他們做的飯不好吃，不過也隻能湊合吃了。當時很艱苦，基本吃不到肉，飯菜也沒什麼油水，可是因為肚子餓，大家也都不在乎飯菜味道怎麼樣，能吃飽就算是好生活了。

採訪組：習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裡安頓下來，您和村裡的社員從什麼時候開始和他們熟悉起來的？

王憲平：一開始還是很陌生的，后來就逐漸熟悉了。我們梁家河這個小山溝，當時村裡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從大城市來到這個偏遠的小山溝，很不習慣這裡的生活。他們最先接觸的，是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幾個月就回來了，但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返鄉知青，是這個村土生土長的，在縣裡上初中，又響應毛主席號召回到家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因為我本身就是農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隊，和父母、鄉親們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適應的問題。

我們村裡的年輕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紀相仿，最先和他們熟絡起來。我們住得很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當時農村連收音機都沒有，農活兒之外也沒有什麼娛樂，年輕人就經常聚在一起拉話（延川方言，聊天），通過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們就跟整個村子的社員熟悉起來了。

採訪組：后來你們和習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裡面裝的都是什麼東西了嗎？

王憲平：全都是書。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們村裡幾個年輕人經常去找他拉話，我也經常到近平住的窯洞串門。一次閑談中，我問起他那一大摞書：“近平，你咋有這麼多書？”他說：“都是我帶過來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來的時候，那兩個箱子那麼沉，裝的都是書，可不是拎不動嘛！”

採訪組：他的箱子裡都是些什麼書？您看過他的書嗎？

王憲平：他們好幾個知青都帶了書來，都在一起看，他們的書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書﹔還有一部分是外國文學名著，也有中國作家的小說。那個時候，近平十五六歲，我十七八歲，我們都是在上學的年紀就到農村來了，對知識非常渴求。那個年代，我們偏遠的山村沒有電，更談不上現在的電視、互聯網，那時候啥都沒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隻有通過書籍，而當時的農村，書也很難找到。

那個年代，考試交白卷、得“鴨蛋”很光榮，但是近平沒有受那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他熱愛讀書，“痴迷”讀書，每時每刻都汲取知識。那時候，整個社會文化生活匱乏，黃土高原閉塞而荒涼，待在屋裡就是昏暗的窯洞，出門就是漫山遍野的黃土。近平在勞動之余讀書，也是一種充實自己、讓自己不至於荒廢時光的好辦法。

我經常到近平的窯洞去做客，也經常看他的書，有時候我也把他的書借走看，這樣一來二去，我們的共同話題也越來越多，經常談起書裡面的知識。我們雖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還比他年長幾歲，但是從我們各自成長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還有生活閱歷來比較，我與近平的見識、知識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謙虛，知識層面上的差距並沒有使我們之間產生隔閡，反而是他隨和的性格促使我與他交朋友、談天說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請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來，吃完飯就看書，到了晚上，他就點一盞煤油燈看書。當時的煤油燈很簡陋，把用完的墨水瓶裡灌上煤油，瓶口插個鉛筒筒，再插上燈芯，點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書，湊著那點兒亮光看書，因為離得太近，煤油煙經常熏得他臉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覺。我這個人喜歡寫寫畫畫，在村裡經常干一些農村“文化人”的活兒，所以我和近平之間就更容易溝通，我也喜歡去他住的地方串門，白天我們一起勞動，晚上我就去他們住的窯洞找他拉話。

當年，我們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兒，到了晚上還很有精神。我們點燈熬油，拉話，講故事，講笑話，有很多共同語言。那時候，村民之間在熟識的情況下習慣稱呼小名。我因為皮膚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窯洞拉話。他從箱子裡拿出一個筆記本說：“黑子，我送給你一個筆記本，你能看上不？”我說：“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給我，我就拿上。”我沒舍得在這個筆記本上寫字，一直都保存著。

1971年1月，縣裡給村裡來了一個通知，准備調我去關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勞動結束后，我去近平的窯洞拉話，他當時已經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們拉了一會兒話，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詩詞》，在上面用鋼筆寫了“送黑子：工作紀念”，送給了我。直到現在，他從來不叫我的大名王憲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們之間經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麼樣的。我從沒去過北京，很羨慕近平這樣從大城市來的人。通過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對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實在的了解。我們還聊些書本上的知識，互相交流學習方面的事情。此外，我們也經常聊一些本地的情況。近平通過聊天，了解了梁家河這個山村裡的溝溝坎坎，這裡社員的生活情況，能打多少糧食，有多少存糧，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環境，等等。

近平在干農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請教的。比如怎麼鋤地，怎麼耕地，怎麼翻土，怎麼趕牲口，什麼樣的地形種什麼作物，什麼樣的土質愛長什麼……我是土生土長的陝北人，農民子弟，這些當然很清楚，所以勞動方面的事情，我也毫無保留地告訴他。

採訪組：您當時和習近平在一個生產隊，平時也經常在一起勞動吧？

王憲平：是的。當時包括近平在內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種地、鋤地這類的活兒都不太會干。我們本地的娃娃干起農活來，比他們強一點，但是我們跟村裡的農民比起來也還差得遠。所以那時候，根據實際情況，村裡就組織我們這些不擅長耕種的娃娃成立了一個基建隊，這個基建隊主要就是在山溝裡邊打壩（用土壩抬高山口，平整山谷裡的土地，形成壩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陝北山多地少，修建壩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積，能多打糧食。近平干活很賣力氣，肯吃苦。他雖然在勞動技巧上和我們農民有差距，但他一點兒都不惜力，甚至比我們干活還拼命。

比如打壩，當時沒有大型機械，挖掘機、打夯機全都沒有，都靠人力把一層層的土鋪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鬆軟的土砸得緊密起來，這是強度非常高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基本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措施，近平也沒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繩子，再用全身力氣往下砸黃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開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從來不“撒尖兒”（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兒”，即偷奸耍滑，偷懶）。

像這麼苦的活兒，干兩三個小時，大家就累得干不動了。坐在地邊休息的時候，我們幾個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就捉對兒摔跤，坐著休息的人就給我們鼓勁兒。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為他比我小三歲，力氣上不如我，又沒有什麼摔跤經驗，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雖然輸了，但他這個人很倔強，就是不服我，還要和我比試。以后我們又較量過多次，他也沒能贏我，但他那股不服輸的勁頭上來了，一有機會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時間雖然特別辛苦，但是我們這些年輕娃娃過得很快樂。

我和近平一起勞動了三年時間。1971年底，我就到縣裡參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個月回來一次，雖然我還能經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話、看書，但是一起勞動、一起摔跤的機會就沒有了。

經過兩三年時間，近平對我們陝北常見的農活兒基本上都熟悉了。雖然有些活兒還不是很熟練，但是至少都會干了。因為近平一開始就接觸打壩和修梯田，對這更是熟門熟路，所以后來他到趙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負責村裡事務以后，也一直做打壩和修梯田這些事。在他1975年離開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沒有間斷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

採訪組：面對陝北黃土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辛苦的勞動，習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階段有沒有想過離開這個地方？

王憲平：最初，北京知青們不適應這裡的環境，不少人都想離開。而且很多知青也確實早早地就離開了。他們離開的時間差別很大，有的來這裡幾個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兩年，也通過招工、參軍等方式陸陸續續走了。

在“文革”期間，家庭成分對一個人的前途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知青當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隊工作的，那就是“紅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隊當兵或者返城，都相對比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謂“黑幫子弟”，隻能在農村插隊當農民，不會被批准當兵、返城。近平就屬於這種情況。他插隊期間，他的父親習仲勛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層，家裡人都受到影響。

當時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紅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兩年時間都陸續走完了，最后就剩下兩個知青，一個是近平，還有一個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時間，是這十五個知青中插隊時間最長的。

當年在窯洞裡，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話時說：“我餓了，鄉親們給我做飯吃﹔我的衣服臟了，鄉親們給我洗﹔褲子破了，鄉親們給我縫。咱梁家河人對我好，我永遠都記著。”他真的是把老百姓當成自己的親人。可以說，近平不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對老百姓有著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確實對包括近平在內的這些知青非常關心，把他們當成自家人。我還記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窯洞下面還有一排窯洞，住著一個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關系很好。李印堂在銅川當工人，有一次回家，帶回來一兩斤大米。當時在陝北，大米是很稀罕的東西，逢年過節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說：“娘，蒸了米飯，給近平也嘗嘗。”李印堂他母親把這大米細細地洗干淨，蒸了一鍋噴香的白米飯，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說：“你趕緊，趁熱給近平端過去。”過了幾天，我回到村裡，去看近平，他跟我說：“黑子，我前幾天吃上白米飯了！”我說：“嘿，你咋吃上這好東西了？”近平說：“印堂媽讓他給我送來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絕不會想到近平今天會成為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近平當年是一個沒有出路的“黑幫子弟”，人生邁向社會的第一步充滿了艱難。但是梁家河人沒有“看人下菜碟”，村裡人也不認可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對人的歧視——讀書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錯？憑啥給娃娃扣這麼大的帽子？所以，村裡人對所有的知青都一視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純朴地認為，這些首都來的娃娃，本來過著很好的日子，吃飽穿暖，他們背井離鄉到咱窮山溝裡來，父母親都不在身邊，太不容易了。雖然村裡人也都窮得叮當響，但都願意盡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顧一下。

採訪組：聽說因為他父親習仲勛當時受到政治迫害，習近平入黨的過程非常艱難？

王憲平：確實費了很大的勁。那時候從農村來說，“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不允許入黨﹔他們這些城裡來的知識青年，則是“黑幫子弟”禁止入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你的“血統”——也就是“成分”，首先決定了你能不能成為黨的一員，然后才看你工作怎麼樣。像近平這樣，無論他工作多麼上進，對黨多麼忠誠，但因為家庭的原因，入黨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黨的，知道審查過程非常嚴格。當時，我寫了入黨申請書，組織上首先調查申請人自己有沒有政治上的問題。這一關過了，再把申請人主要的親屬關系、社會關系都調查一遍。通過調查，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沒有坐牢的，沒有“地、富、反、壞、右”，工作表現也好，這才能入黨。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有問題，就入不了黨。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從他的成長環境和家庭教育來說，他對黨的忠誠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他肯定是想入黨的。而且從摔跤這個事能看出來，他這個人一旦認准了的事，是很執著的，決不會輕易放棄。據我所知，他反反復復寫入黨申請書，交到組織上超過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親習仲勛的所謂“問題”。

但是近平沒有放棄，他一次又一次地寫入黨申請書。而且，他這個人工作努力，在我們當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驛當時的黨委書記看到這種情況，也拿不了意見，就親自到延川縣找當時的縣委書記申昜請示。

申昜調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現，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眾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個共產黨員的標准。申昜也是陝甘邊區的革命后代，對習仲勛的政治品質非常了解，對當時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屬、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滿。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終於入了黨。

採訪組：習近平入黨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舉為大隊黨支部書記，請您講一講，他當支書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憲平：近平當了支書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領社員們在村裡的溝口打了一個淤地壩。

在計劃這個事情之初，大家並不支持。因為這個壩的位置在正溝——也就是通往村裡一條必經之路上，在雨季時這個地方就會匯聚整條山溝裡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時候，這裡的水勢是最大的。那個時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嚴重。下雨的時候，河裡的水特別大。所以淤地壩建在這個位置就面臨著山洪高強度的沖擊。

當時，梁家河的村民議論說：“近平想給咱村修個大淤地壩，多種糧食，這是好事。那個地方，雨季的水那麼狂，搞不好沖垮了，就是勞民傷財，白忙活一場。肯定不成！”幾百年來，這個位置都沒修過淤地壩，村裡人多數思想比較保守，認為老祖宗沒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對意見。

可是近平堅決想把這個壩打起來，他不僅自己挨家挨戶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來幫忙。他跟我說：“黑子，你在咱們村裡一直當‘總管’（指在村裡經常幫助村民料理紅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辦事有條理的人擔當），村裡人聽你的，你幫我給大家做做工作。”

我當然想幫近平，但我對這個壩也沒多大信心，我說：“幫你做工作沒問題，但是這個壩能打成嗎？那個位置確實水大，夏天發洪水，真能沖垮了。”

近平說：“這個我早就計劃好了。河口的一側給它攔住，淤地壩的另一側給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條大的泄洪溝。隻要保証夏天水量最大的時候，泄洪溝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壩的安全就不成問題。咱們精心施工，保証質量，隻要這個淤地壩搞好了，從這裡一直延伸到咱們村的大片良田就出來了。”

我結合那裡的地形，仔細考慮了近平的規劃，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就點了點頭。

近平又說：“黑子，你說咱梁家河為啥窮？為啥吃不飽飯？就是因為土地太少了。這裡打上壩，增加這麼大面積的水澆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孫孫都會受益。咱說啥也得干成這個事！”

我說：“近平，能成！我也幫你跟村裡人說去。”

當時，我就到文安驛公社，給工作單位打了個電話，我跟領導說：“我這次要遲回去一兩天，村裡有點事要處理一下。”

之后，我專門找到村裡那些年紀大的、反對意見比較強烈的社員，給他們做工作，把近平規劃的如何加固、怎麼防洪等辦法都給他們講清楚了。我說：“你們說的洪水垮壩的情況，當然是有。但咱們隻要把泄洪溝建好，淤地壩的安全肯定是沒問題的。”

我還勸他們說：“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穩妥、可靠，他啥時候胡來、蠻干過？他是外來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卻能當咱的書記，給咱當這個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帶領大家勞動，他下的力氣最多﹔回到家裡，他又要洗衣服、做飯，很不容易﹔現在管村裡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來可以不主張打這個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壩他還要帶頭勞動，受這大苦，圖的是啥？還不是為了咱村多打糧食，吃飽肚子嗎？將來咱打的糧食吃不完，還可以存起來，不就過上好日子了嗎？你們當老人的，在村裡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這個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們慢慢地被我說動了，他們點頭說：“近平這個娃娃，確實可靠，他也確實是為村裡好，你們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們多，咱就不好反對了。”

這段時間，近平也一直給村裡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幫忙，村裡絕大部分人都同意了。雖然還有極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經不影響大局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大規模的淤地壩就開始熱火朝天地建設了。這個壩規模大，工程量大，耗費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費了好大的勁，終於把這個壩打起來了。

近平在打壩期間，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熱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貪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這個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質量還要好，特別是洪水沖擊的關鍵位置，他搞得扎扎實實，固若金湯。而且他不僅一直在第一線指揮，也一直在第一線勞動，鏟土、打夯、搬大塊石頭砌堤圍，這些事情他都和村裡人一起並肩戰斗。所以大家的干勁非常足，打壩進展得很快。

到最后關頭，打壩遇到了排洪溝的規格問題。近平跑到縣上，找水利部門來現場考察，把排洪的相關數據都嚴格計算好，按標准施工，把排洪溝的兩側用石頭牢靠地砌好。

這個淤地壩建好以后，確實很堅固，夏季的洪水能夠順利地從泄洪溝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維修和防護，嚴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這個壩很牢固，壩頂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產糧食。在近平離開梁家河幾年以后，因為當時村裡疏於管理和維修防護，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較凶猛，這個壩的一部分被沖垮了。后來，村民把損壞的部分恢復起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淤地壩跟七十年代的樣子完全一致。壩頂的土地，是我們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於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