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權力運行 制約和監督機制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從頂層設計上更好地編織監督權力的制度籠子，著力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為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提供了更強有力的保障。

　　（一）

　　黨內監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障。長期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內監督，採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顯著成績。同時，也出現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如，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不嚴格執行黨章，漠視政治紀律、無視組織原則等。現實問題表明，缺乏以制度為保障的監督，易走過場。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根本上解決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管黨治黨寬鬆軟的問題，把強化黨內監督作為黨的建設重要基礎性工程，使監督的制度優勢充分釋放出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全面發力、多點突破，一系列具有標志性、關鍵性、引領性的法規制度相繼出台。從《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到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在加強黨內監督、嚴格黨的紀律等方面不斷完善。隨著監督制度得到切實貫徹，會對權力產生長遠有效的監督作用。

　　（二）

　　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黨內不允許有不受制約的權力，也不允許有不受監督的特殊黨員。全方位全覆蓋推進黨內監督，必須抓住“關鍵少數”，這也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一個亮點。在六中全會公報中，“高級干部”出現多次，就是考慮到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抓好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從嚴治黨，重在以上率下，把“關鍵少數”作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和關鍵，讓黨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樹立起規矩意識，緊繃紀律紅線，既要管好自己，也要管好家屬親友身邊人。

　　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肩負著制定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和推動黨的各項工作的神聖職責，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下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具有重要的示范導向作用。如果干部隊伍素質不高、作風不正，全面從嚴治黨就是一句空話。要把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好，就要堅持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根據六中全會精神，做好干部的選拔任用工作，需要嚴格執行“三個堅決禁止”“兩個不准”和“兩個不能”，即“堅決禁止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行為，堅決禁止向黨伸手要職務、要名譽、要待遇行為，堅決禁止向黨組織討價還價、不服從組織決定的行為。任何人都不准把黨的干部當作私有財產，黨內不准搞人身依附關系。規范和純潔黨內同志交往，領導干部對黨員不能頤指氣使，黨員對領導干部不能阿諛奉承”。對黨員干部的制約監督，一是用科學合理的方式選拔黨員領導干部﹔二是公開黨員干部的相關信息，通過社會公眾對其的監督，避免濫用權力﹔三是建立明確的權責體系，讓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明確不正確運用權力的后果﹔四是加強對黨員干部的道德教育，筑牢防止權力腐敗和權力濫用的思想道德防線。

　　（三）

　　在權力行使環節對權力制約監督，可以及時糾正權力偏離正常運行軌道，效果具有直接性、及時性，是對權力制約監督的關鍵環節。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動真碰硬的反腐敗斗爭中，查處了近200名高級干部。大量案例表明，權力越大，越容易出現“燈下黑”﹔越是位高權重，就越要有更高的標准和更嚴的監督。

　　縱觀幾十年來世界范圍現代政黨的發展，很多大黨在執政后由於治黨不嚴，或放棄信仰、腐敗叢生，或內部分裂、治國無方，最終沒有逃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高度重視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確保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六中全會公報的核心內容和主要舉措，根植於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治黨經驗，特別是正風正紀、黨內監督取得的成績。固化這些經驗和成績，並回歸實踐，嚴格對權力行使的制約和監督，將會有效推進黨執政能力的大幅提升。

　　（四)

　　權力要在陽光下運行。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修訂完成，黨內法規體系逐漸完善，黨內權力運行制度、黨內監督制度、黨內問責制度、黨紀處分制度已基本完備，為全面從嚴治黨和依法治國提供了執政黨自身組織建設的制度保障。下一步將通過落實條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的政治紀律，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以全面從嚴治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總之，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從多個方面部署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推動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通過系統的制約和監督，將進一步促進制度治黨、制度監督、制度反腐的有效結合，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