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精准扶貧與區域協同發展應注重發揮智庫作用

農村人口全面脫貧是2020年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從區域來講，有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全國有592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提出，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包括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11個連片特困地區和已明確實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族聚居區、新疆南疆三地州。這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佔國土面積的41％，覆蓋絕大多數貧困人口，是新階段扶貧攻堅的主戰場。

集中連片特困區城鎮化發展滯后，具有城鎮化進程緩慢、中心城市帶動能力較弱、缺乏內生動力等特征，部分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已落后全國平均水平10余年。精准扶貧和集中連片特區的區域扶貧攻堅計劃是當前我國扶貧攻堅的兩大主要模式。要確保2020年如期實現小康，精准扶貧是根本。基於我國區域經濟的基本面，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就要把扶貧工作聚焦到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精准扶貧既要面向基層、縣區、農戶以及個人層面，又要著眼於貧困地區實際的發展情況，融合精准扶貧和區域協同發展兩大戰略的推進路徑。實現不同區域性質、不同空間尺度的精准扶貧。

一、目前我國的扶貧現狀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分布廣、空間差異大是我國地理層面的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40年的努力，我國不僅實現了經濟的騰飛發展，脫貧工程也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我國的貧困人口已經從改革開放初的2.5億人降至2014年的7017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也由30.7%降至7.2%，成為全球首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與此同時，應當注意到，現有的7000多萬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國中西部的深山區、高寒區以及少數民族地區，農村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我國的貧困人呈現連片分布、小集中、大分散的特點。

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准扶貧戰略以來，中央不斷加大對連片特困區的支持力度，國家層面先后啟動實施了特貧片區區域協同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例如，在烏蒙山連片特困地區和藏族聚居區連片地區批准設立了攀西國家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出台了《關於支持涼山州、怒江州、臨夏州加快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若干意見》﹔四川省委、省政府為涼山量身訂制了“一個意見、兩個規劃”，專門出台《大小涼山彝區“十項扶貧工程”總體方案》，研究制訂支持大小涼山彝區扶貧攻堅17條政策。其中，大小涼山是我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遠山區、貧困地區於一體，貧困面積大、少數民族聚集多、貧困程度深，既是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也是西南開放的重要通道、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和能源供給接續地。最近，筆者在大涼山調研中發現，“十二五”以來，大小涼山地區已有69萬人成功脫貧，剩下的38萬貧困人口依然大都居住在山高路遠、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大涼山的彝族是一個直過民族，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扶貧攻堅中問題比較多、困難比較大。大涼山扶貧開發工作的痛和變，折射出新時期精准扶貧脫貧攻堅的難和勇。它是一塊扶貧“硬骨頭”，同時也將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脫貧樣本。

值得注意的是，貧困地區均為目前我國區域發展中的短板地區，尤其是連片貧困問題，更是區域協同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巨大難題。可見，精准扶貧工程應放在區域協同發展的大環境下逐步展開，依據不同地區的發展情況，精准定位，扶貧扶根，通過精准扶貧推動區域協同發展。此外，從長遠發展來看，貧困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才、資源的欠缺，存在較為嚴重的智力貧困、精神貧困和思想貧困。因此，在融合精准扶貧與區域協同發展兩大戰略的同時，需要“智庫+”模式的推動路徑。

二、基於“智庫+”融合精准扶貧與區域協同兩大戰略

（1）要堅持精准扶貧和區域協同發展相結合。扶貧的對象、縣區、片區處於我國不同的區域，長期以來，我們的扶貧開發工作主要是著力於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三個層面展開，特別是著力於貧困村、貧困戶來展開，這種工作方式重點突出、對象明確，治貧效果良好。通過精准定位，一部分貧困縣，特別是貧困村和貧困戶可以快速脫貧致富。但也應注意到，扶貧對象及片區往往處於各種不同區域環境，局部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決定了不同片區扶貧的難度和特有的扶貧方式、路徑。隻有依托區域發展，貧困片區、人口才能徹底實現脫貧致富。比如，可以通過區域重大戰略的政策、經濟輻射效應帶動貧困區的產業發展，通過培育柔性人才的方式促進貧困地區核心競爭力。同時，也可依托周邊核心區域吸引貧困地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利用多樣化的城市經濟和教育資源，加大對貧困人口的職業技能培訓，實現勞動力的多樣化匹配，優化局部區域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效應。此外，通過加大貧困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構建核心——邊緣區域之間的產業生態鏈，實現上下游產業的互動發展，減少貧困地區的貿易成本，實現特色產業的培育和產品輸出，不僅有利於貧困地區的脫貧工作，同時有助於增強貧困地區的經濟活力，實現可持續、包容性的增長模式，從而實現徹底脫貧。

（2）加強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來提高發展內功。貧困地區之所以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一方面是自然環境的制約，我們可稱之為“地理第一性”。更重要的方面在於人才的欠缺和發展思路的不足，我們可稱之為“地理第二性”。發展的內功在於培育符合比較優勢的特色產業及與之相匹配的專業人才。全面脫貧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攻堅戰，既要借助外部區域環境實現產業、人才的互動發展，更需要加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加強教育、文化事業，依托周邊核心區域的教育資源，實現跨區域教育資源的整合，助推貧困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培育一批符合本地特色產業的職業人才。外力可以提供輸血幫助，是脫貧的保障，而內功則可以提供自我造血、活血能力，是脫貧和發展的核心。要想實現全面脫貧，必須兼顧內功和外力的修煉，合理借助外力，專注提升內功，實現由初步脫貧到自我發展、自我富裕的可持續發展。

（3）開展智庫+精准扶貧脫貧活動。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扶貧攻堅工作中，智力扶貧是精准扶貧脫貧的重要路徑選擇。首先，在老少邊窮貧困地區，需要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因地制宜的培育富民產業，投入金融資金支撐，提高公共服務保障，個別自然條件太差的地區還應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其次，堅持把培育“造血”機制作為扶貧攻堅的根本所在，大力開展智力扶貧，職業教育扶貧，提高扶貧對象的素質，幫助貧困群眾增強脫貧致富的本領。這樣既可以改變他們的貧窮現狀，也是徹底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所在，可以從根本上“拔窮根”。最后，自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全球治理創新理念，積極推動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但是，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同當前全球治理水平相比，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全面現代化面臨的艱巨任務相比，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還有許多不足，我們的制度還沒有達到成熟定型的要求。因此，我們要實現“一帶一路”戰略，創新全球治理，就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以正確的方法推進我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政府、社會、少數民族地區治理能力，提升領導干部綜合治理水平，以及當地群眾的能力素質。

（4）整合區域資源，建設智庫產業區，助推精准扶貧。精准扶貧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同時，區域協同發展也不可僅限於經濟發展。精准扶貧與區域協同發展兩大重大戰略相互融合，具有局部與全局的所屬關系，又存在相互制約的發展矛盾。區域協同發展的內涵在於實現區域合作形式的高級化，實現生產要素在空間中的優化配置，精准扶貧在於補缺區域協同發展的短板，助推區域經濟格局的合理化。二者均包含了生態、經濟、人文等有機組合的系統性元素。為此，需要整合各類學科研究和各類社會、科研院所、政府機構及戰略平台進行系統研究，精准定向、精准定位，因地制宜，保証合適的政策、合適的資源對應於合適的區域。為此，需要整合局部區域資源，構建各類區域范圍內的智庫產業新體系。智庫產業區實質上是一個各種資源相互作用的平台，包括各類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歷史資源、政策資源等。促進政策鏈——人才鏈——產業鏈——技術鏈——資金鏈“五鏈協同”，實現區域協同發展和精准扶貧的有機結合﹔有針對性的成立部分智庫產業引導基金，用於孵化企業和項目，培育智庫產業化運作氛圍，實現不同梯度區域之間的產業互動發展，進一步輻射貧困區域的經濟活動，激發產業活力。

智力支持、強化政府決策參考和精准施策是找准“病根”、拔掉“窮根”的良策。首先，建議中央開展“智庫＋精准扶貧脫貧”活動，要讓國內高端智庫、各級黨政智庫深入貧困縣市，調研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挖掘好作法好經驗，找准問題，對症下藥﹔其次，各類、各級智庫、科研院所高校、協會社團組織及大型企業要主動聯絡貧困縣市，通過舉辦政策解讀講座、座談會、論壇、搭建智庫平台等形式，為貧困地區的精准扶貧脫貧建言獻策﹔再次，各類、各級智庫機構、科研院所高校、協會社團組織根據自身資源優勢，梳理地方發展政策及資金需求，廣泛對接外部資源，做好穿針引線工作，因地制宜聯絡引進適合當地發展的項目，構建智庫＋產業平台，用智庫引導貧困地區發展，推動貧困地區產業鏈融合發展。

此外，在構建“智庫+精准扶貧脫貧”活動中，要特別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貧困地區的一線調研是了解真實情況的根本手段，也是精准開展“智庫+精准扶貧脫貧”活動的基礎條件。因此，尤其要強調智庫對貧苦地區的調研。然而，目前我們的一些高端智庫忙於頂層設計，忽視了基層調研，尤其是對縣域經濟調研、對於老少邊窮地區的調研。依據上述闡釋，針對“智庫+精准扶貧脫貧”的具體部署所展開的相關調研，有必要推動智庫在相關工作中落實以下五項原則：第一，明確國家“精准扶貧脫貧”的戰略布局與政策實施，進一步為智庫所提供的相關智力產品確立更加有效的指導方針﹔第二，明確智庫的相關研究方法與產業化的工作方法，為國家“精准扶貧脫貧”提供相對合理的方法論支撐﹔第三，明確提供“名副其實”並具有可行性、可靠性與現實性的智力產品，向各級政府提供真正意義上的智力支持，以保障國家“精准扶貧脫貧”的積極實施﹔第四，智庫應當成為政府與公眾、政府與企業、公眾與企業之間良好的溝通與交流平台，為切實實踐國家“精准脫貧扶貧”提供可靠的助力﹔第五，智庫需要為“精准扶貧脫貧”提供良好的輿論宣傳，尤其是結合現有的媒體環境，以更為客觀與真實地展示國家“精准扶貧脫貧”的具體進程。因此，高端智庫要在這些方面下功夫，規定每年必須有一定的時間用於接地氣的調研，每年新的高端智庫要有一年國內地方調研適應期，根據所提智庫報告的質量和成效，來進一步確定是否為高端智庫。

（作者系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常務副會長、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國家智庫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