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倫理重構與老齡化的應對

2016年11月11日16:37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快速老齡化時期，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不斷增加，佔總人口的比重也在持續上升。如何科學應對老齡化，成為政府和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年初就老齡工作的加強做出重要指示強調，應加強頂層設計，完善養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時、科學、綜合應對﹔李克強總理就科學應對老齡化的問題也做出重要批示，並強調了要注重相關政策建議的可操作性。[1]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6年5月27日就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形勢和對策舉行第三十二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對推動老齡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做了全面的部署。﹝2﹞

近年來有關老齡化的研究不斷深化，大多數研究還是主要集中於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壓力方面，如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儲蓄率以及消費模式等負面影響，聚焦在老年人口增長對養老金基金平衡和長期護理需求的挑戰等領域。雖然研究者大都持比較客觀和嚴謹的態度，並無刻意夸大的意圖，但整體看來，在豐富的老齡化研究文獻背后還是隱隱滲透出種種擔憂，反映出一種比較普遍的思維乃至價值傾向。

無論從人口學理論角度還是從世界各國人口變動的實際狀況來看，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個全球性的發展趨勢，呈現出常態化的發展特征。人們對老齡化的擔憂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於對一個未知社會形態的恐懼。老年人在任何類型的社會中都存在，但快速的老齡化進程對傳統的經濟運行、社會支持和保障制度以及家庭和人際交往方式等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老齡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幾乎全新的社會形態，對老齡化帶來的挑戰人類社會沒有成熟的歷史經驗可借鑒，各國之間也沒有現成模式可復制，這就要求我們在應對中國的老齡化過程中從理論和具體政策層面都要不斷開拓創新，以歷史的使命感和現實的責任感開展研究並探索應對之策。

一、老齡政策制定和實施應當有明確的價值理念及相應倫理支撐體系

筆者曾提出在調整人口政策的基礎上重構公共政策體系以應對老齡化的建議，希望通過整體性治理的思路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應對老齡化的挑戰，﹝3﹞﹝4﹞區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長期戰略和更有效地滿足老年人口增長對各種公共服務的現實需求，要達到此目的，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著眼公共政策進行思考仍然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研究路徑。

重大的公共政策體現了國家在該領域的主導價值和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公共政策的制定、選擇和運用受到政策所依循的價值理念的影響，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工具效能的發揮程度。因此，僅僅以工具理性的技術性思路來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可能會在短期內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其效能的整合和政策目標的可持續性都可能是有限的，因此，重視公共政策背后的價值體系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目前我國的情況而言，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根據社會發展需求及時總結經驗並展望未來，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時代特色和發展導向的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理念，對於社會和諧發展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維護我國社會和諧發展、實現全面小康和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我國制定各項社會政策的基本理論依據。同時，各種針對具體人群和發展目標的公共政策又都必須有其自身的價值導向，其背后都或顯或隱地反映出具體的價值理念，如一些有關婦女、兒童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體現了男女平等和兒童優先的基本原則。

對於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這樣事關民眾福祉和子孫后代發展的重大議題，要在更為宏闊的視域下加以審視再提煉出明確的核心價值理念，並要在此理念主導下構建一整套相關的倫理價值體系，相關公共政策才能獲得堅實的倫理支撐。現代政策工具和研究方法的運用能夠使相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比較精准的目標，但當將認識視域投向與公共政策相關的價值體系后就會發現：目前不少涉老政策領域其實並不缺少公共政策手段，而是政策背后缺乏清晰的價值理念和治理邏輯，公共政策常常成為實現單一政策目標的一種工具。

二、孝倫理的重構在應對老齡化挑戰中具有重要價值

在涉老政策領域，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國特色的涉老法律法規與政策體系，為保障老年人權益和積極應對老齡化所帶來的壓力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和保障。1996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是中國首部為保障老年人權益而制定的法律，﹝5﹞從多個角度出發對切實維護老年人權益進行了全面規定，以后還根據現實發展在不同時段及時進行了修訂，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保障老年人權益最重要的法律依據。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還出台了一系列指導性的政策、意見，對老齡工作的推動同樣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雖然如此，就我國老齡化發展趨勢以及其所帶來的壓力和各種社會矛盾交錯形成的復雜現實而言，涉老法律法規和社會政策體系依然存在諸多缺位，已有法規條例中的一些內容也存在落后於現實發展需求的情況，同時由於缺乏相應配套措施等原因，其中一些法律規定並未真正得以落實。除此之外，雖然許多老齡政策背后也體現出了對弱勢群體高度關懷的人道主義價值取向，但還是缺乏明晰的價值指導理念和比較完整的倫理支撐體系，其結果是各種涉老政策的制定和落實缺乏整體性和連貫性，呈現出了碎片化的特征，其實效性因而也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如若無法真正形成尊老孝親的濃厚氛圍，一些老齡政策和法規就很難予以落實。以家庭養老為例，在我國的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中，都強調了家庭養老的基礎性地位，將子女回家看望老人作為公民的一項法律義務或責任﹔2016年民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印發的《民政事業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中提出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幫助家庭實現居家養老的功能﹔﹝6﹞徐曉新、張秀蘭也提出應當重視公共政策的家庭視角，將“支持家庭發展”納入基本國策。﹝7﹞但在現實中間，我們所提倡的尊老孝親還缺乏必要的理論解釋，有關家庭養老的政策措施還缺乏清晰和完整的價值理念和堅實的倫理依托做支撐，在一種充滿人文情懷的社會氛圍中，其政策效應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筆者認為，與老齡政策相關的倫理價值體系並不需要進行全新的構建，因為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在數千年中華文化綿延的進程中，立足中華本土的孝倫理在理論和實踐不斷調適的過程中已經積聚了異常豐富的內容。因此，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在汲取傳統孝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再賦予時代內涵以使其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積極的文化效能。不論是以核心理念為引領使各項涉老政策成為一個連續的整體以最大限度發揮系統的合力而言，還是從切實發揮家庭養老功能的角度來看，孝倫理在當代社會的重構都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

三、歷史視野中孝倫理的動態演變——傳統“孝”倫理的內涵分析

（一）孝倫理是傳統家庭倫理的重要構成部分

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形成了完整的家庭倫理道德體系。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農耕社會非常強調家族整體力量的發揮，唯有如此才能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社會中提高生存能力。傳統家庭、社會倫理的形成固然有人的主體因素在其中，但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現實生存的需要。在以后演化過程中，自然和人為因素密切互動，使其普適性特征愈來愈明顯。因此，傳統社會家庭、社會倫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歷史階段性。從原始群居到家族體系，再到家庭組織，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提高導致了家庭獨立性的增強﹔另一方面，為了減少外在風險，對家庭內部關系的有序性不斷提出了更高要求，家庭內部倫理體系的產生和成熟正是源於這種現實的需求。在此過程中，家庭和社會倫理又實現了密切互動，因為社會是無數擴大的家庭，同樣也需要相應倫理體系協調復雜的社會關系，而這反過來對家庭倫理又產生了莫大影響。同樣道理，家庭倫理也是社會倫理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不同家庭之間的倫理也有相互影響，從而直接影響了社會倫理的發展。在家庭倫理中，主要有兩種關系需要協調，一種是縱向的代際關系，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孝倫理﹔另一種是橫向同輩關系的調整，在此過程中產生了調整夫婦、兄弟等倫理關系，縱橫兩種基本倫理既相互獨立，又密切互動，從而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家庭倫理的總體關系。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傳統社會對孝倫理還是體現出了明顯的偏重，“孝”從而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質，也是人應遵循的最為恆常的道德法則。事實上“孝”的內涵非常豐富，它雖然是源自人內心深處的自發情感，是血濃於水的親情在倫理道德體系中的自然體現，但若僅僅停留在自發階段，鮮明的個體差異性使其很難成為普適性社會道德規范，因此必須要對其進行理論化、體系化的構建，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中國古代哲人對人倫關系進行深沉思考后給“孝”賦予了豐富內涵。

（二）傳統孝倫理有豐富的內涵與外延

在儒學體系中，在一個長時間序列內，在持續的動態演化過程中，孝倫理被賦予了豐富的內涵。用回溯性視角審視，在每一個重要歷史階段，中國古代的哲人都進行了開拓性理論創新，從基礎性孝倫理體系的構建到各種規范的不斷拓展，孝文化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首先，在生活層面，傳統社會對孝行提出了極高要求，對長輩的孝行決不能止於生活方面的簡單照顧，而是在內心深處要對他們真誠地尊敬，外在行為和內心感情才能獲得理性的統一。因此，人不能為獲得孝順長輩的名聲而實施孝行，必須要屈從於自己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其次，孝行存在於長輩完整的生命周期乃至去世以后，而不僅僅是某一個生命階段，也就是說，孝行必須是持續性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堅持行為的統一性。王利華認為，可能由於對先祖亡靈的崇拜，在一系列祭祀過程中抽象和演繹出傳統孝道觀念，其后才擴充到在世親人，孝倫理在此過程中逐步演化為比較完整的體系。﹝8﹞這種觀點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傳統孝倫理對此進行了很高的要求和評價，孝行由此超越出了“生”的界限而延伸到了更多精神層面。傳統孝倫理包含著異常豐富的內容，筆者試圖簡單進行概括，如圖所示。

基於家族內部的傳統孝倫理外延及內涵簡要示意圖（略）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靜態維度的審視，同時也是基於家族內部孝倫理關系的簡要分析。和其他倫理體系一樣，中國傳統孝倫理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9﹞經歷了長期的演進，表現出時代和地域的差異性。“孝”有如此豐富內涵主要是由於家庭、社會關系本來是復雜的，而且不同家庭關系在多維度社會關系之網中呈現出了更為復雜的特征。因此，本來孝倫理是要協調以父子關系為核心的縱向家庭關系，但在運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他關系的調整，其外延在拓展的過程中內涵也日趨加深。

雖然中國古代社會出現了多次王朝更替，但在較長時期內社會結構保持長期的相對穩定，而且統治者倡導“以孝治天下”，孝倫理從而變成了國家意志，其地位得到了極大固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孝倫理主要所依附的儒學體系在發展過程中自控和調適系統不斷得以完善，不同思想家圍繞儒學核心內容構建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構體系，才使傳統儒學一直站在了中華文化的最高峰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在此過程中，雖然亦曾出現過巨大的文化危機，但通過不斷完善其自調和內控機制，孝倫理及其主要依附的儒學理論體系核心內容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與此同時，中國傳統社會數千年內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也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雖然傳統社會的家庭結構、規模等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程度變化，但從根本上來講，傳統家庭模式基本保持穩定，在此背景下出現的家庭倫理在發展演化過程中不斷固化后並呈現了普適性特征。

因此，若將孝倫理僅僅局限在某一具體范圍或時段內來代替整個傳統孝倫理體系，如果僅僅將傳統孝倫理局限於一兩條生硬的道德規范，就不可能解釋為何“孝”在數千年時間裡得以綿延永續並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對其的誤讀所帶來的結果也許是災難性的。通過諸多歷史事實來分析，傳統社會“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在生活中能得以普遍貫徹，主要是因為傳統孝倫理所體現出的一些主流價值是充滿向善趨勢且能被普遍化的道德理念，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可和支持，因而也才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總之，尊敬父母、長輩，反哺父母、長輩養育之恩並且擴及其他老年群體，這些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也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且顯示出其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的鮮明特征。

（三）孝倫理在中國傳統社會有長期和廣泛的社會實踐

古代思想家在孝倫理構建過程中，在有明確意向性的基礎上對其不斷進行拓展，孝倫理調整范圍由此逐漸超越家庭而走向了社會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孝倫理調整和社會脈動保持了高度契合﹔換言之，理論構建和社會變化出現了密切互動態勢，這就是孝倫理在傳統社會發揮巨大文化功能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同時期的統治者也根據社會實際採取相應措施使孝倫理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家國同構的社會模式中，倫理和政治密切交融，將在家庭倫理中處於重要地位的孝倫理拓展成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一種重要方式。下表是中國古代社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孝倫理社會化措施。

傳統社會幾個重要王朝尊老、敬老以及養老措施之簡單概括（略）

而在家庭、家族以及村落內部，通過家訓、族規、村規民約等方式，“孝”被作為一種至上美德得到高度褒揚和不斷傳承。在這種氛圍下，“孝”的意識在孩童時候起就不斷得以強化，從而被內化到了人的思維深處，然后才有可能切實指導人的具體行為。

四、傳統孝倫理已經難以適應變化著的社會現實

從理論創新的角度而言，宋明理學之后孝倫理等思想體系再無革命性突破，理論的保守使其越來越脫離了現實發展的軌跡。創新的嚴重匱乏使孝倫理及其依附的儒學思想在近代以來出現了巨大斷層，其理論沒有隨著社會發展及時得以延續和發展。就現實情況來分析，近代以來列強頻頻入侵，國勢衰微，國難頻仍，在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在痛苦反思、激烈爭論的過程中，包括孝倫理在內的傳統文化幾度為千夫所指，被視為中國近代以來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思想層面的批判和錯綜復雜的歷史進程互相交織，最終導致傳統孝文化在近代以來的急劇衰落，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使得家庭模式、社會結構和傳統社會相比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傳統孝倫理在當代社會日漸式微的重要社會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有效改變了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長期趨勢，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城市化進程、經濟的高速增長等極大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家庭的規模、結構和功能，家庭內部的人際代際關系正在重塑，社會關系和交往方式也在發生劇烈的變化。胡湛、彭希哲以1982-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為分析基礎的研究發現：多種因素的結合使當代中國的家庭戶發生了巨大變化﹔﹝10﹞王躍生以2010年數據為基礎的研究有相似的結論，而且發現小型化家庭成為主導性的家庭結構，家庭小型化的發展趨勢目前仍在繼續。﹝11﹞除此之外，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在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濃厚的商業氣息也嚴重弱化了社會人文精神，對老年人關懷缺失的事件層出不窮，孝倫理功能的發揮在當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現代化快速推進過程中，“現代”和“傳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碰撞。就一般的歷史經驗而言，權威理論不僅要經得起一時一事的檢驗，更要經得起時代和歷史的檢驗，它不僅要對一些歷史過程進行完整、准確的概括﹔同時在當下及未來較長一段時間裡還要有積極的引領作用。在學術研究中，一個比較普遍的假設是將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當成一個普適的主導性的模式，傳統被視為和現代完全對立的兩級，這就意味著要進行現代化必須要否定傳統。學術界在不斷反思過程中開始在更高層面上探討家庭現代化領域中文化傳承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分析傳統和現代難以分割的現實。﹝12﹞但從整體上來看，將傳統視為現代化的巨大障礙的理論假設仍被廣為接受，這些理論和家庭規模、結構出現的巨大變遷結合起來，似乎使其合理性能得到進一步確認。這些理論和復雜的現實進程交織起來使傳統孝倫理的傳承面臨更大的阻力，但是，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傳統孝倫理在當代社會重構的必要性。

五、重構孝倫理並以此作為老齡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依據的思考

（一）以更全面視野審視老齡化是重構孝倫理的一個重要基礎

老齡化的快速發展的確帶來了不小的養老壓力，尤其是我國未富（備）先老的社會發展特征明顯，這使得我國老齡化有著與其他發達國家難以相比的特征。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用發展的、動態的思維全面審視，我們認為這種壓力主要源於目前社會經濟的組織和運行方式不能適應日益提高的老年人口比例這一現實，因為目前各種勞動就業、社會支持和保障體系主要是建立在比較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基礎之上的。與此同時，對老年人口的思維定式和政策操作的路徑依賴都影響著我們充分利用人口老齡化所特有的正效應的程度。事實上，在老齡化快速發展過程中，壓力與機遇是並存的。大量老年人口的增加推動了老年產業的快速發展，由此產生的強大拉力又成為促進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老年人的消費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產生的巨大消費空間必然會促生相應的投資﹔在此過程中，又產生了諸多就業機會。因此，以戰略眼光制定務實的導向性政策﹔立足老年產業擴大內需，老年產業必然會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13]並可能在2025年前后迎來老年產業發展的重要歷史性拐點。﹝14﹞老年人也是重要的人力資源，而這經常被社會乃至研究者所忽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是一筆寶貴的財富，而經驗的積累是需要時間的。在許多工作領域，老年就業者所積累的豐富的社會資本和工作經驗是不可替代的人力資源，若能得到合理開發，就會從私人財富轉化為社會財富。同時，人類健康狀況的持續改善不僅降低了老齡化對醫療保健領域的壓力，更為重要的是延長了老年人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時間和能力，而且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全新的可能。因此，需要及時更新認識觀念，不斷創新工作機制，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中老年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從這個角度來講，在研究領域內認識視野的轉化絕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涉及對老齡化以及大量老年人群的客觀認識和准確定位，而這是制定相關老年政策的一個重要前提。

總之，在現階段涉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僅僅關注老年人口或將老年人口視為弱勢群體和負擔的政策思路都有悖於代際和諧的核心價值，而是應在對老齡化和老齡人口進行全面認識的基礎上充分彰顯代際公平等原則性理念。

（二）在現代語境下為孝倫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在傳統社會中，孝文化能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廣泛傳播固然與官方大力倡導密切相關，也與一批心憂天下的知識分子根據社會變化及時進行理論創新有莫大關系。由於孝倫理的核心內容是基於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家庭倫理以及社會習俗而產生的，經數千年發展其中部分趨善的合理內容已得到了眾多社會實踐的驗証，這些內容可成為構建新時期孝文化的基點。同時也必須要看到傳統孝倫理中也有一些和人性相悖的部分或封建的糟粕，首先，“割股奉親”等將孝意識無限放大后所產生的極端主義行為實質上有悖人道主義精神。其次，將不孝行為入刑律雖然有可取之處，但總的來看實際加劇了代際之間的不平等，傳統社會父母地位得到切實保障是以子女對父輩的絕對服從和犧牲子女的很多權益為代價的，而現代社會提倡的孝意識應是在雙方互相尊重支持的基礎上親情的一種自然煥發。最后，傳統孝倫理調整界限往往超越了家庭范圍，對親情的倚重使得一些要求和社會法律規范產生了矛盾，而在現代社會這些沖突必須要在綜合考慮社會和家庭利益的整體框架中進行協調。

因此，必須要根據當代社會背景對傳統孝倫理進行合理取舍，有理論上的揚棄創新，也需要行為規范上的與時俱進。具體而言，首先要在核心價值觀的整體框架內明確孝倫理的基本地位，針對當前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為傳統孝倫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要增強其功能的普適性，在維系核心命題的前提下在現代語境中融入新的文化因子為當務之急。其次要對人口流動大背景下傳統家庭模式出現的巨大變化、思想觀念多元化而老齡化進程又飛速加快等與孝倫理密切相關的社會主題進行積極回應，孝倫理的繼承和創新才能維系代際平等和社會和諧。再者，在現代孝倫理重構過程中對一切能促進孝倫理發展的思想都可為我所用，包括傳統和現代、本土的和外來的思想意識。當然孝倫理的重構是要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為基礎，這不是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態度所做出的具有情感傾向的價值判定，而是在對歷史和現實進行雙重思考后得出的客觀結論，也是文化自信的應有之義。理論創新主體應是多元的，社會各個主體都可積極參與進來，而不是僅僅依靠學者群體，而且在傳統文化資源的汲取上其實有很多寶貴的民間資源可以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同時也包括主體性的民間力量。孝倫理的創新在方法上可積極借鑒現代其他學科一些方法，在各種知識蓬勃涌現的時代，學科間的界限事實上已不是很明顯，更是出現眾多的邊緣學科和橫斷學科，總之，科學的、多樣的方式是理論創新的重要基礎。

（三）用不同方式營造有利於孝倫理重構的文化氛圍

傳統孝文化的衰微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國家和民間兩個層面同時出現了衰微。因此，從兩個層面一起入手才能促進孝文化的真正回歸。孝倫理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主導性地位的獲得絕不是自發形成的，沒有統治者大力倡導，“孝”不可能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根本的原因是統治者看到了敬老養老維護了家庭結構的穩定，從而在整體上也有力維護了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穩定。這給我們的深刻啟示是：國家要高度重視孝倫理的普及，要盡可能將其變成國家層面的一種理念進行推廣，以營造良好的有利於孝文化傳播和推廣的文化氛圍。但是，孝倫理的形成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簡單過程，必須是在長期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將之內化於人心靈深處，形成恆定的理念，才有可能變為實際的行為。縱觀我國目前學校教育的內容，雖然有德育的課程，其中也有一些傳統中華美德的內容，但還是碎片化的教育。因此，應當著眼於長遠，結合現代社會背景，充分吸收傳統文化中“孝”的合理理念，設置比較系統的關於孝倫理的教育課程體系，利用各種可能的現代教育方式以讓學生形成完整的孝理念。

孝理念的回歸僅僅通過學校教育是不現實的，如果整個社會沒有良好的文化氛圍，學生在學校接受的教育和現實接軌后，一些理念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崩坍。因此，通過各種現代宣傳媒體傳播孝理念，在制度框架內對各種孝行予以積極褒揚，同時對不孝行為給予嚴厲批評，這有利於整個社會形成關於孝行為的明晰辨別標准和推廣途徑，對孝行為的發揚光大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東亞儒家文化圈中一些國家的成功范例也充分說明了在經濟騰飛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傳統和現代並不是完全對立的兩極，而是可以實現有機統一的一個完整過程，其中一些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四）通過多種途徑讓孝倫理滲透到生活的各個層面

僅僅有理論創新還是不行的，還需要中間聯結機制使理論和社會生活密切接軌，孝倫理才能真正內化為人的意識主動指導人的生活。從傳統孝道來看，孝倫理主要依附於儒學體系之內，如若單純地研究和宣揚孝倫理，很容易走入泛道德主義和泛理想主義的誤區，最后反而走向了反面。如果在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內有側重點地研究和宣揚孝倫理，容易使人在整體性的框架內對孝的內涵有更深刻的認識。孝倫理的衰微已經造成了許多觸目驚心的對老年人生存狀態的漠視，家庭養老功能在不斷弱化，而社會的養老負擔在逐步增加。如果孝倫理真正能成為一種整體的社會意識，我們就能把已經丟失的家庭功能重新找回來。同時，和諧的家庭關系又會促進社會的整體性和諧，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講，這會有效地節約社會管理成本。最后，民間社會尤其是鄉村一級也要根據地區實際合理吸收地區傳統文化中孝的內容，構建具有現代意義的村規民約體系，使鄉村社會的發展有比較堅實的精神依托。雖然在社會飛速發展過程中，大量農村人口外流，甚至定居城市，但傳統文化中強烈的家的情結還是把他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每年的春運大潮就是一個很好的証明。但是，在多元思想沖擊下，農村家庭中孝的意識還是在逐漸削弱，因此，在孝意識的回歸方面，農村地區必須要構筑堅實的網底。

六、結語

用長視角反觀歷史並正視現實中種種問題后，我們很容易做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即合乎人之常情的對父母孝敬的純朴感情不斷弱化才是不正常的﹔而對經過數千年歷史事實驗証，並且有可能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生機的價值體系的維護的確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這就是我們進行關於孝倫理研究的最重要的理由。

﹝作者簡介﹞彭希哲（1954-），江蘇人，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人口學，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郭德君（1977-），甘肅靈台人，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重慶醫科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外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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