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型經濟時代奠定強國基石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明宗旨、立信仰、樹榜樣，提高執行力，釋放生產力，提升社會能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當前，中國進入了建國以來的第三個三十年，也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三十年。中國人常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比喻中國歷史的變革規律。適逢十三五開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經濟發展、結構調整、科技教育、資源環境、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步入了“新常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呈現L型，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質量呈現倒L型，處於爬坡升級、“羽化為蝶”的關鍵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新階段，沿著老路子已經不可能持續釋放生產力，需要對中國的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乃至文化體制進行“基因再造”，把中國的各項事業推到一個新的以服務引領發展的歷史階段。

正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全球經濟、國際政治和世界科學幾乎同時進入新的周期，即經濟進入第五經濟長波、政治進入第六霸權周期、科學進入第七發展高峰。新科技革命已經跨過門檻，對整個世界的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倫理結構進行著顛覆性再造﹔世界政治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以往傳統認知的經濟規律正在失效，商事革命方興未艾。六大資本同時發力，支撐起新的綜合發展框架:生產性資本增加了有形資本積累並提高了資本回報率，促進經濟自由化;國際資本大量吸收國際要素流入，實現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人力資本重在提高教育的潛在效益，保障公平的教育機會，使窮人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本謀取福祉﹔自然資本維系著綠色發展，以合理應用與保護自然為出發點，以自然承載和環境容量為閾值，以生態平衡為杠杆，將財富的生成定格在不以犧牲自然赤字為代價的基礎上，通過綠色財富積聚，保持可持續發展﹔知識資本不斷提供社會生產進步的可能性﹔數據資本作為重要的新興生產要素，不斷地重組產業結構。需要強調的是，這六類資本之間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提升、整合發力的關系。基於這六大資本的發展，現今國家的能力建設建立在經濟、科技、軍事、貨幣、地緣、外交、制度和文化八個維度上，而且這八個維度都被賦予了新的功能和要素，新的增長動力開始出現，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明顯變化。

產業升級的立足點在於對投入要素的結構調整。國外實踐証明，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源、能源和勞動力巨大消耗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必須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生產要素投入結構的優化配置。日本、韓國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傾向於高投入、高消耗、追求外延的擴大再生產來實現經濟的高增長，當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陷入瓶頸，首先會表現在勞動力成本、資本效率、技術產出等指標的變壞上，日本和韓國分別在1965∼1970年和1980∼1985年之間出現了這種情況。自此，日、韓政府加快了節能減排的步伐，使資源要素流向了節能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成功地邁入了發達國家行列。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初期的粗放式經濟增長難以避免，投入要素的變壞趨勢也會逐漸顯現。中國應當借鑒日、韓經驗，通過產業政策的引導，為投入要素的優化配置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條件，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這個過程是一個不斷累積、由量變到質變的動態演變過程，在不同階段、不同區位會表現出不同的經濟特性，這些經濟特性最終都會體現在投入要素及其流動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關鍵。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的3000美元后，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的一種狀態。正面案例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負面案例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馬來西亞等國家。還是以日本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日本經歷了其主導產業從重工業逐步升級為電子、電器機械、高端制造、汽車、家電、精密儀器的轉變過程，這種轉變過程體現在投入要素的變化上。就勞動力要素來講，這種變化表現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1970年，日本人口的撫養比例達到戰后最低的30%左右，人口結構和勞動力價格出現明顯變化，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就資本要素來講，資本產出效率開始降低。1970年之后，日本引致投資的可持續性受到明顯沖擊，一方面是成本壓力的持續上升，另一方面是外部需求的邊際貢獻率持續下降，這就導致資本產出效率持續降低﹔就技術要素來講，科技后發優勢逐步喪失，被視為科技進步指標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在1970年之后明顯下降，從5.6%降到了2%以下。針對這種投入要素的變化，日本政府加快了節能減排的步伐，使資源要素從鋁、生鐵、粗鋼部門流向了電子和高端制造方面的節能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最終的結果是1974∼1983年間日本的一次性能耗量隻增長了17%，單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50%，而實際GNP增長了47%。至此，日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方興未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是再生性能源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的融合、以3D技術為代表的數字化制造技術的革新，這場工業革命是大數據的開發利用所帶來的產業化催生出的科技變革。如前兩次工業革命一樣，這場工業革命將會帶來工業、產業和社會的重大改變。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一批新興產業的誕生與發展，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隨著全球能源危機、資源危機、人口老齡化、城市化、環境惡化的到來，前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組織、人類生活的變化，使追求節能低碳、減少資源浪費、產品趨向個性化定制等需求成為了全球社會的應然命題，與此同時，新能源、機器人、互聯網、新材料、新生產經營方式成為了制造業的實然主題。由科技革新帶來的主導產業技術路線和發展路徑的探索、確立和擴散的演化過程正在催生出新的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目前，在全球10個主要技術領域每年的新增專利中，中國僅僅在化學領域領先於美國，而美國不僅在傳統技術領域持續保持領先地位，在新興技術領域也依舊保持著對中國的壓倒性優勢。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研發設計、系統集成等方面的專業服務，合理的稅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強的全球供應鏈管理能力，使其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圍內完成又一次產業革命，重新切割全球產業版圖，在將其自身從目前的經濟困局中解脫出來的同時，佔據第三次工業化進程的制高點。因此，在基於全球價值鏈格局的國家競爭中，國家發展戰略顯得尤為重要。對於中國目前面臨的“高端擠壓”和“低端擠出”的競爭格局，如果國家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轉變，就會導致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中國也就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進入2.0版新時代

改革開放1.0版起始於國內尚未工業化、國際制造業全球化加速的時期。中國以貨物貿易為抓手，迅速開放國內制造業市場，以模仿為主，以規模經濟為手段，推進經濟增長，完成從農業經濟為主導向工業經濟為主導的第一次轉型，同時也促進了國內產業積極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特別是加入WTO以后，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構建外向型經濟體制，圍繞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一系列鼓勵和扶持出口型工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當今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國際上面臨著服務業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國應立足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完成從工業化轉向服務化的二次轉型，積極打造更有效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全面開放服務業市場，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鍛造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對外、對內開放的體制機制，主動成為國際規則的改革者、塑造者、主導者。

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新一輪全球化萌動待發。服務貿易增速快於貨物貿易，2001∼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在大多數年份以高於GDP和貨物貿易的速度增長。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增長率為6%，而同期全球GDP增速隻有2.5%，全球貨物貿易增速僅為0.8%。服務貿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目前，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服務貿易出口中的佔比突破了30%，中國和印度已躋身全球十大服務貿易出口國行列，服務貿易成為新一輪貿易自由化的聚焦點。在新一輪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服務貿易不僅是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聚焦點，也開始成為全球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聚焦點。中國已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的第一大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對服務貿易的依賴性也在明顯增強。中國已連續三年位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佔全球的比重升至13%左右，但中國服務貿易佔比過低成為對外貿易發展的“短板”。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佔整體對外貿易的比重為20.6%，中國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12.3%﹔中國貨物貿易額在全球貨物貿易總額中佔比超過10%，而服務貿易額在全球服務貿易總額中佔比僅為6.2%﹔中國人均服務貿易額為228美元，是美國的12%、德國的6%、日本的16%。

經濟服務化將是改革開放2.0版的主抓手。與以工業市場開放為重點、推動中國制造業全球化的改革開放1.0版相比，改革開放2.0版的歷史使命是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全面實施自由貿易戰略，有序推進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在開放中推進全球自由貿易進程。據匡算，2020年中國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將達到20%，中國服務貿易額佔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將由2014年的6.2%提高至10%。此外，中國將形成傳統服務貿易和現代服務貿易均衡發展的貿易結構，爭取在電信、信息技術、電子商務、健康醫療、教育服務等現代服務貿易領域形成競爭新優勢，構建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在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外部需求萎縮、國際貿易競爭更趨激烈的背景下，中國既需要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國內自貿區建設，加快培育服務貿易競爭新優勢，也需要以“一帶一路”為重點加快雙邊、多邊貿易進程，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擴大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以及國際組織提供必要的資金、人員、軟件和硬件等公共產品供給，在全球經濟、政治和社會文明治理的平台上提高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中國應全面爭奪國際貿易運行規則制定的話語主導權，為服務貿易拓展創造有利的市場環境，進而布局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創建對外開放新體制，全面提升全球布局的能力建設。

以創新為引擎，用現代服務業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中國的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當前，全球總需求不振，中國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逐步開始轉變，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展。當前，中國應當注重創新產業形態，騰籠換鳥，發展現代服務業來加強創新能力，以創新能力帶動現代服務業躍升。研究表明，現代服務業與區域創新互為促進，服務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區域創新能力提高10.4個百分點。區域創新能力每增加1個百分點，服務業佔GDP的比重提高4.3個百分點。初步測算表明，1978∼2014年，中國處於工業化階段，第二產業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6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33個百分點。到2020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將達到58%左右，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從2014年的62.8%提高到72.5%至79.6%左右。現代服務業發展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初步估計，“十三五”期間服務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0.49個百分點。

同時，制造業向服務環節延伸，產品定價權向服務環節轉移，以生產性服務業引領制造業走向中高端，全球呈現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成為中國制造業做大做強的關鍵，也是中國避免低端制造業強勢發展引發全球貨物貿易摩擦，破解發達國家的中國威脅論和欠發達國家的中國新殖民論的重要利器。中國威脅論為人熟知，新殖民論也不是空穴來風，例如《金融時報》2013年3月11日發表了尼日利亞央行行長薩努西的觀點，薩努西在文中說“中國拿走我們的初級產品，把制成品賣給我們，這也屬於殖民主義性質”。因此，隻有大力發展高端現代服務業才能避免平面分工引發的各類沖突。在發展動力機制方面，中國要從移植型經濟向內生型經濟轉變，再逐步向創新型、外向型經濟轉型，形象地說，就是要從“盆景堆集”變為“育苗造林”，注重營造本土產業生態體系。在資源配置整合方面，中國要大膽嵌入全球網絡組織，從塊狀的開發模式向網絡化開發模式轉型，催生新的網絡組織，構建全球創新網絡節點，建設無邊界的開發區和虛擬開發區，從被動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向主動參與產業轉型升級轉變。要有選擇性地引進外資，變招商引資為招商選資、招商引智，從接單者轉變為發單者，變體力較量為智力較量。

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激發社會活力

社會普遍服務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可獲得、全覆蓋、公正、可持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就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實現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和計劃本位體制向社會本位、民本位和市場本位體制轉變，由“無所不為的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由傳統行政方法為主向現代法律制度方法為主、行政方法為輔轉變，由傳統管制型模式向公共服務型模式轉變。

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奠定社會創新基礎。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包括保障生存權、發展權和自由流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這三大模塊。生存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要求至少建立健全食物保障、基本住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和基本養老等基本保障體系，發揮保障起點公平的基石作用﹔發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能夠保護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証男女平等，消除社會非正義﹔自由流動權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保障生產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動權，是充分發揮要素潛能的保障。建立人文社會普遍服務體系是扭轉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它既是需求側管理又是供給側管理。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人口之所以身處貧困狀態，根本原因在於生產、交換等自由選擇權利的不均等或缺失。所以說，貧困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社會和倫理問題。政府必須做的是破除一切影響人們自由生產、交換的各種束縛，保護基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不受侵犯，提供起點公平的市場環境，這是激發人類創新能力和主觀能動性的重要基礎。構建社會人文普遍服務體系重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發展權與自由遷徙權等基本權利，提供起點公平的市場環境，保証社會發展的公平、公正與均衡穩定，防止群體間、區域間和人的內在心理出現失衡與斷裂。

產業社會普遍服務不斷衍生新業態。產業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包括網絡產業、產業網絡化的社會普遍服務和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網絡產業的社會普遍服務涉及的行業通常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在提供這類服務時，要堅持公共政策導向和市場導向相結合﹔產業網絡化的社會普遍服務體系能夠有效降低組織間的交易成本，加快組織間的信息擴散和學習速度，這將會引起產業的新革命，促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是企業新時期的價值導向，要求企業承擔起提供相應產業服務的責任。產業社會普遍服務是分享人類技術和產業進步成果、推動產業升級的保障，是推動中國工業文明轉向知識文明的“助推器”。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在分析各國經濟增長過程時，已經對此做出了非常深入、透徹的闡述，他認為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的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政策，特別是公共支出。但是，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和角色絕對不是通過支出直接替代市場，而是提供不同行為主體互動的平台，降低成員組織間的交易成本，加快組織間信息的擴散和學習速度，降低企業的技術創新成本，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促進企業用更多技術創新來替代傳統物質投入。人類從傳統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信息知識文明的過程中，技術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它既促進供給方式的轉型升級，又能幫助人類發現新的需求。

社會信息知識普遍服務充分釋放可能性。社會信息知識普遍服務體系包括信息、知識的社會普遍服務和知情權的保障體系。信息普遍服務能夠有效提高“契約”執行效率，減少交易成本，有效創造社會資本積累機制，營造人們共享知識和財富的氛圍﹔知識普遍服務是指知識的擴散為社會所有、所用﹔知情權保障體系是公民尋求、接近、獲取、傳遞和使用公共信息的制度保障機制。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重要而迫切的問題，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公民和政府之間顯然是一個“委托—代理”關系，政府有義務向委托人公開所有委托信息，公民須充分了解社會經濟活動的權利，參與監督政府的代理行為。公民在委托政府實施各種治理措施時，須嚴格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集體行動的邏輯”。著名經濟學家奧斯特羅姆主張通過機制設計來解決“公共事務的治理問題”，大量的委托人群體如何將自己以一種合適的方式組合起來，讓所有人在面對機會主義行為、“搭便車”情形時，實現共同收益最大化，化解治理中的信息不對稱，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構建信息知識社會普遍服務體系，既是奠定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又是明晰政府和市場、社會關系的重要前提。為保障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信息和知識，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快速實現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需要不斷提升信息和知識的擴散速度和廣度。

此外，對外貿易的格局取決於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和在國際市場上的技術競爭優勢，還取決於創新水平和促進創新的機制，這是實現規模報酬遞增的重要手段。如果想在對外貿易中取得主動權，實現更大的絕對與相對比較優勢收益，必須不斷致力於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事實上，我國當前正面臨著這個重大機遇，隨著我國產業結構不斷高度化，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商品、服務貿易和資本流動將日趨活躍。隨著中國資本不斷走向全球，我國社會普遍服務體系需要與之相適應，並延伸至全球，倡導全球共同實現社會普遍服務的規則對接，最終實現同一化，增進全球人類的共同福祉。

制度結構競爭力是中國強國化的基石

制度是權力、責任和利益的協調一致，也是穩定的、寶貴的、經常性的行為模式，更是影響、限制和引導人的行為的持續規范。制度失范就無法保証公民的安全和個人的蓬勃發展。規則本身的僵化和支持規則的思想僵化都會導致制度失范。土耳其、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關鍵原因在於社會變革超越現有的制度。中國的大變革要求創造制度紅利作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實現制度紅利對人口紅利的替代。這就要求以市場有效競爭、增強社會活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取向，突破轉變發展方式的制度障礙，既要增強和實現自我認識、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革命、盤活存量、注入增量，還要善於在擴大開放中誘導性地倒逼改革，確保轉變發展方式見到實效。以完善的產權制度夯實市場發展基礎，以充分的市場競爭優化資源配置，以政府職能轉變激發市場活力，以社會組織培育促進市場機制完善，以合理的承載空間保障永續發展，以創新驅動增強發展源動力。從制度競爭力的提升著手，把握制度競爭力中的制度生產力、制度約束力、制度持續力三個基本要素，實現多力齊發、力量整合，實現既定目標。強化制度創新以提升制度生產力，加強制度建設以強化制度約束力，確保制度延續以保障制度持續力。

“十三五”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挑戰與機遇並存，最有可能發生所謂的“托克維爾效應”。托克維爾效應是指托克維爾在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寫到的“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於是人們情緒更加激烈”。謹防托克維爾效應的關鍵取決於改革的選擇﹔取決於結構性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經濟轉型的需求與趨勢並破題發力﹔取決於能否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取決於是否能夠盡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取決於能否完成從血汗經濟到智慧經濟轉變，從人治國家到法治國家轉變，從因循文化到引領文化轉變﹔取決於能否把人們的注意力吸附到探詢下一輪科技經濟變革的機會上，不斷設計新型的商業模式，組建新型產業聯盟，網聯全球要素資源，形成資金跟著人才走，人才跟著環境走，環境跟著文化走，文化引領世界走的新局面。隻有實現這些目標，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人類新思想、新文明、新制度的誕生地，國際制度紅利的變現地，世界文明和諧的對話廳，先進人類群體的向往地。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Becoming a Great Power in the Times of

the "L-Shaped Economy"

Xu Zhengzhong

Abstract: Since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hows an L-shaped trajectory, shifting away from a rapid growth rate toward a medium to high growth rate. In contras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s an inverted L-shaped pattern, and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upgrading, which fully shows that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need a "genetic reengineering" in order to get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auses to enter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First of all, China should correctly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he input factors, strive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transform national strategy promptly. Secondly, in the 2.0 vers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hould focus on service trade, make innovation the engine of the economy, and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rdly, China should establish social universal service system, stimulate social vitality,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as a strong nation, so that it can fully consolidate the basis of the reform of the business system, and march toward the 2.0 vers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words: new era, chang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作者簡介】

許正中，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區域經濟與區域發展戰略、管理學與管理模式創新。主要著作有《走向創業型經濟》《跨越：中國經濟戰略轉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