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祥：從方法論看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關系

　　【第三屆“法治中國論壇”發言摘登③·光明日報 中國政法大學主辦 明政智庫承辦】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關系。從方法論的角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待二者關系。

　　從政黨和國家的結構、體制、關系看。這要運用歷史思維來分析。中國文化、歷史、傳統、國情與西方文化、歷史、傳統、國情大不相同。在西方許多國家，政黨是國家制度長期發展的產物，是通過競選以獲得執政地位並組織政府，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要求來運作國家。在邏輯上，國家先於政黨，國家“高於”政黨。我們則不同。1921年，我們是先建立中國共產黨，然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革命推翻和打碎舊的國家政權和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因而，中國共產黨在邏輯和歷史上先於新中國，政黨也比較強大。這樣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導、治理國家的結構、體制。

　　當今中國，政黨和國家之間的結構及其體制、關系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導、治理國家，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國家、治理國家的核心主體。中國共產黨邏輯在先、歷史在先。因而，在當今中國，最根本的是黨首先要掌握領導權，成為領導主體。就此而言，全面從嚴治黨自然應放在首位。在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之后，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首先要掌握領導權，因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上位問題，是邏輯上的第一號問題。隻有這個問題解決了，在邏輯上才會去面對和解決其他問題。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中國共產黨已成為國家政治運行中必需的領導主體、領導力量和領導核心，它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發揮著領導、主導、治理作用。沒有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就無從談起，全面依法治國也是無法推進的。

　　中國共產黨掌握領導權且成為領導主體、領導力量、領導核心之后，在邏輯上就要進一步去考慮黨如何領導、治理國家的問題。先有“堅持黨的領導”問題，然后才有“黨如何領導”的問題。隻有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去解決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國家的問題﹔隻有解決好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好國家的問題，也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的方式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首先要靠法治來治理國家，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隻有首先做好全面從嚴治黨的文章，才能進一步做好全面依法治國的文章﹔也隻有做好全面依法治國的文章，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從治國理政的主體和方略的關系看。中國共產黨是治國理政的領導主體，屬於上位范疇，舍此，治國理政的一切都無從談起，包括全面依法治國也無從談起。全面依法治國是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隻有首先完成好全面從嚴治黨的任務，才能更好地去完成全面依法治國的任務。治國理政的主體邏輯在先，治國理政的方略邏輯在后。

　　從整體與個體的關系看。從整體性來講，中國共產黨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領導核心力量，是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領導核心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力量。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在當今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著全面依法治國，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服從服務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不能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從鞏固和維護黨的執政地位來看，更是如此。所以，從整體來看，全面從嚴治黨邏輯先於全面依法治國。從個體來講，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治吏，治吏必先治權，治權必須從嚴，從嚴必須全面依法治國。每一個黨員干部都必須把自己以及手中的權力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把自己手中的權力關在制度籠子裡。從當今一些黨員干部身上所存在的問題來看，更應如此。所以，從每一個黨員干部來講，法治邏輯先於黨員干部手中的權力，黨員干部既要帶頭遵守黨紀，也要帶頭遵法、守法、執法。黨員干部隻有帶頭遵法、守法、執法，才能更好地樹立起黨員干部的形象，進而才能更好地維護黨的形象。由此，全面依法治國的目的不是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而是為了更好地堅持、鞏固和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韓慶祥，作者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