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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遠去,所以呼喚——談談長征精神的現實關照

公方彬

2016年10月21日16:26    來源:北京晚報

原標題:因為遠去,所以呼喚

主流社會大力推動,屬於職責所在。社會公眾積極主動參與,就具有昭示意義。這說明,呼喚“激情燃燒歲月”中形成的精神品質,原本是時代脈動與內在要求。因為“遠離崇高”,導致精神虛無,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精神世界不充實,注定品嘗苦果。

無論單個的人,或者一個團隊,乃至一個政治集團和民族,在精神和價值觀領域有著共同的命題需要回答。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何為價值和如何實現人生價值,何為幸福和怎樣贏得幸福。正是這些根本性或終極性命題存在,決定了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把富含精神元素的重大歷史事件作為紀念日,以此引發集體思考,接受精神洗禮,避免為庸碌生活所麻痺。

單個的人,其價值追求伴隨成長而逐步豐富,所謂人在沒有飯吃時,隻做一件事,找飯吃!有了飯吃后會生出許多事來,這生出來的事多屬精神范疇。長征精神中包含著終極追問,真正理解和接受,便可避免因“絕對價值喪失”而來的精神痛苦。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我們開始享受過去難以想像的物質生活,然而,因為精神生活沒有同步,一個背離現象產生出來:物質欲望越多滿足,精神痛苦愈加強烈。個中原因,在於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觀出現了紊亂和缺失。

這個現象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上個世紀80年代,潘曉關於“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疑問,就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背后是社會由“文革”期間的“精神萬能”,轉向商品經濟的“金錢萬能”,導致價值觀紊亂和精神無所依附。再后來,一波又一波的解構崇高,抺黑英雄,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都對我們的精神世界產生沖擊,由此結出苦果,出現了哲學家叔本華所說的“絕對價值的喪失”,因此讓我們產生揮之不去的精神痛苦。

幸福感受財富影響,但絕不囿於財富,真正帶來恆久幸福的,是精神和物質平衡。要實現平衡,就需要信仰信念的支撐,人的信仰信念越堅定,精神境界就越高尚,獲得的幸福感越能深及靈魂。正是這一本質特點,決定了我們紀念紅軍長征勝利活動的必要,因為支撐鐵流兩萬五千裡的精神力量,源自堅定的信仰信念。

或許有人認為,紅軍長征是被逼無奈,人們參加紅軍不過是為了找飯吃,談不上信仰信念。這樣的疑問一直存在。2004年,新華社軍分社與《北京青年報》社聯合開展一個大型採訪活動,“我的長征——尋訪健在老紅軍”,連續刊發了76位老紅軍的長征故事。在活動結束后的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疑問:76位老紅軍沒有一人講自己是為信仰信念參加長征,相反,清一色講到“參加紅軍找飯吃”,當時紅軍喊的口號、寫的標語也是這樣。

要弄清這個問題,需要深入辨析。孫中山先生把黨員分為三個層次: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共產黨領導革命之初,那些大字不識的農民、手工業者、反動隊伍投誠的士兵,確實為吃飯而來。盡管如此,兩個根本特質區別了紅軍與封建軍隊、軍閥軍隊。一個是“首義黨員”帶著信仰而來。彭湃33歲為中國革命而犧牲,他在革命之初就把自己家的財產分給窮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有很多是地主資本家,他們所以背叛自己的階級,隻能以信仰信念來解釋,即忠誠的事業超越物質利益。另一個是進入這支隊伍的人被塑造。或先期或后來,總之每個官兵都要接受先進思想理論的灌注,即接受了先進思想理念的影響和塑造,“找飯吃”的性質因此發生變化。因為,飯從哪裡來,自己的飯和誰一起吃,必包含著信仰信念。

想一想,西方國家的很多富翁熱衷於辦基金會,包括蓋茨、巴菲特、扎克伯格幾乎以“裸捐”的方式辦慈善事業,其深層的動因在於宗教信仰而來的價值觀,以及文明程度。我們這樣的沒有宗教傳統的民族,要獲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實現財富分享、共享,隻能借助政治信仰。由此凸顯出當今時代紀念長征勝利的重要和必要。所以,我們每個人用心去感知前輩的精神世界,進而確立更有意義的目標和價值追求,很重要。

一個團隊,處於發展的基礎階段,可以通過講故事來激發動力,但要成長壯大,必須找到共有的價值追求,即獲得利益之外的社會價值或人文精神的支持,所謂企業文化即產生於這樣的邏輯。長征精神內含更高尚的價值追求與更富的人文精神。

小團隊的凝聚力可以通過利益關系與發展藍圖來維系,但要發展成為集團企業,必須構建企業文化,以此支持創新能力和應對各種內外部挑戰。隻有具備了這種素質和能力,才敢言具備了相應的文化軟實力。

長征精神中擁有這樣的精神元素或文化力量,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

一是利益關系重構。紅軍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隊伍,而軍閥軍隊卻是為小集團,甚至是為軍閥頭子而戰,這樣的利益關系導致了,軍閥部隊有利益就打,沒有利益就跑,部隊打光了,成了光杆司令,利益全部喪失。所以,基本沒有哪個地方軍閥真心與紅軍對決。這就是沿路出現為紅軍讓路現象。紅軍部隊不是指揮員個人的,也就不會形成小集團利益,那麼犧牲奉獻精神必強大。可以說,利益關系內含的是軍隊與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先進與落后蘊含其中。

二是內部關系重建。長征途中出現了很多至今聽來仍讓人有蕩氣回腸之感的故事。比如過草地時為避免戰友吃野菜中毒,而爭著試吃﹔炊事班長釣魚給戰友吃,自己餓死……。為什麼官兵間有如此之大愛?在於“官兵一致”的新型內部關系。所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所說:“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三是價值目標重樹。中國的歷代封建時代,社會運行的動力基礎全部集中在私利基礎之上,既然“千裡當官,為了吃穿”,沒有“形而上”的價值目標和精神追求,也便不能生發出更強大的精神力量,這也是偌大的中原一再為游牧民族所改變的重要原因。私利為尺度的價值系統,把人的精神世界搞得很狹窄,且缺少恆久的精神支撐。共產黨為這支隊伍注入了新的價值目標,為人民利益而戰,這就產生了道德感,贏得道德優勢,進而產生無窮無盡的精神力量。

跟隨紅六軍團參加長征,並寫出《神靈之手》一書的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薄復禮,他這樣評說紅軍長征:“感謝‘被捕’,我的心得到基督徒的愛。友誼和血的聯結,超過世間一切”,“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共勉負責。為了那珍貴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淚珠!”

意大利詩人瓜格裡尼認為,紅軍隊伍原本是由“交不起租稅走投無路的農家子弟,逃自死亡線上的學徒、鐵路工、燒瓷工,飛出牢籠的鳥兒——丫環、童養媳,有教養的將軍,帶槍的學者、詩人”組成,因為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努力創造一種能使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而建立起高尚的精神追求,使進入紅軍的每個人,都變成“志氣高、理想遠大的人”,終於“匯成一支浩蕩的中國鐵流,就這樣一雙草鞋一根土槍,踏上夢想的征程”。

上述三人的評說,充分說明紅軍形成了特有的精神支撐和動力之源,這對於當下我們國家的團隊建設和企業發展,都有著極強的啟示意義。結合一組數字分析更為清楚。近年,調查公司先后公布了幾項世界范圍內的問卷數據:一個是中國的員工最勤勞,另一個是中國的員工最不敬業,再一個是中國員工跳槽的比例和頻率最高。結合起來分析,隻關注和激發人們的欲望,不會產生職業精神、契約精神,因而不會產生有發展潛力和持續性的國際大企業,所以,在塑造企業文化和人文精神方面,我們必須實現精神和價值觀的超越。

簡言之,人文精神越豐滿,內聚力就越強,團隊的成長空間和遠行能力會同步增長。

政治集團,從產生到發展,都不可能脫離利益,或者說都代表著一個集團或階級的利益,又是因為背后涉及的是集團或階級的利益,而形成先進與落后之分,進而是征服能力和勝敗。紅軍長征勝利及其生發出來的精神,充分詮釋了這一規律或定律。

西方人說,紅軍長征是個謎。說謎也是謎,因為他們做了常理下不可為不能為的事情。說非謎也非謎,因為紅軍不是常人組成的隊伍,而是有堅定政治信仰做支撐,以先進理論來武裝的革命隊伍,因而所作所為又是合規律、合邏輯。這一點,通過紅軍與滿清的八旗軍、國民黨的北伐軍及其后來的國軍做比較,就很清楚。

先看滿清的八旗軍。這原本是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幾十萬滿族人借助不到十萬的八旗軍入主中原,其精神力量在於興起王朝的底蘊,然而,由於其政治上是家天下,所謂“沒有國歌唱採茶歌,沒有國旗打黃龍旗”,如此下來,官兵效忠的是幾元軍餉,而不是國家利益,精神沒有升華的空間,必因時過境遷而發生蛻變。結果到了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進北京、八國聯軍進北京,八旗軍一觸即潰,望風十裡。

再看國民黨的北伐軍到后來的國軍。原本這也是一支能戰善戰之師,比如,北伐官兵因擁有三民主義信仰,所向披靡。到了解放戰爭,由於這支軍隊已經蛻變為“四大家族”的家丁,同樣變得一觸即潰。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的話說便是:我早就告訴蔣介石,咱打不過共產黨。人家人少,但每一個進來的人都知道自己為誰而戰,我們人多,官兵唱三民主義的歌曲也很熟練,但不知道唱的是什麼,因為沒有用心。

有個事例具有說服力。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很認同八路軍的游擊戰,所以讓延安派人到廬山國民黨軍官訓練團講授游擊戰術,國民黨軍官一聽:“很好!”但學不來,因為其官兵基本上是雇佣來的,甚至是強征來的,天天看著還想跑,如果分散游擊,人一定會跑光。共產黨的隊伍都是覺悟后參軍,為人民的利益而戰,集中起來可以打大仗,分散游擊,一個人都敢出擊。

至於紅軍,長征的勝利已經說明一切。那麼,這支軍隊與封建軍隊和軍閥軍隊的根本區別在哪裡?關鍵是思想理論,或者說是信仰。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來武裝,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剝削原理,保証革命建筑於堅實基礎和嚴密邏輯之上。可以說,紅軍擁有一種其他軍隊不可能擁有的強大的精神動力之源。有精神力量沒有武器到敵人手裡奪取武器,沒有精神力量,有了武器也會丟掉武器。

紅軍的精神支撐,對當下的軍隊建設仍然具有強烈的啟示意義。隨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經濟成果正在惠及各個領域,突出反映在軍隊和國防建設,我國在近一二十年中,向國防領域投入了巨資,相較世界無論總量還是增速,都是屈指可數,這符合國家利益拓展的需要,也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問題在於,只是武器裝備的增強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是習近平軍隊打虎,使包括兩個副主席在內的一批老虎落馬,任由腐敗橫行,官兵晉升必須買賣,再多的先進軍事裝備都不會贏得未來戰爭。

治黨治國同樣如此。當年,美國新聞訪問團到延安,看到中共中央高層如此簡朴有活力,到南京后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據說宋美齡跟了一句話:“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李自成進北京,迅速蛻變,失敗了!中國共產黨進北京,毛澤東說是“趕考”。沒有執政時,甚至可以實行戰時共產主義,那時的利益的確都給了人民群眾,掌握了執政權力后,黨仍然沒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搞中不就會異化為權力尋租。所以,習近平在“七一”講話中強調“不忘初心”,實質上就是提醒每一個黨員干部避免蛻變,並且要從革命史中尋找精神支撐。

即使從執政方式上看,也有一個借助既有精神成果的必要。規律表明,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無法滿足人的無度欲望,最有效和有力的國家治理,是滿足正常利益人要的同時,有效確立價值系統和評價機制,以此引領和塑造價值觀和精神追求。

中華民族,一個歷經磨難亦不墮凌雲之志的民族,這個民族已經步入偉大復興的道路,因為具有歷史跨越性,而成為一次新長征,一次難度超前的長征。要取得新長征的勝利,必須創新價值系統,建構精神大廈,開拓力量之源,這必須借助長征精神。

當下中國的主旋律或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夢想是絢麗多彩的,但挑戰是嚴峻的,所謂“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些都反映或決定了,民族復興是一次新的更偉大的長征,要取得新長征的勝利,沒有偉大精神品質作支撐,很難保証圓夢之旅取得勝利。

如上所言,一個團隊可以通過講故事來凝成團隊目標,激發精神力量,一個政治集團,特別是國家和民族,隻能依靠共同理想,靠宏偉的精神大廈,抑或及其升華出來的信仰信念。中國的封建史上,不管是國家還是軍隊,都沒有解決精神歸宿,所以,面對外部入侵幾乎全部敗北,隻有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官兵,讓這支人民軍隊實現了精神超越,又由於這支軍隊不斷創新精神,產生了包括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在內的新質精神,才真正讓中國有了一支戰無不勝的戰斗集團。

精神影響國家和民族,這在全世界都是通律。馬克斯·韋伯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中很重要的觀點是,不管是總統還是清潔工,所做的工作都是“榮耀上帝”,這一新教理論既產生化解社會沖突的作用,同時也產生至關重要的職業精神或敬業精神。西方有兩個精神很重要,一個是職業精神,另一個是契約精神,二者都來源於宗教信仰。所以說,讀中國,讀不懂政治讀不懂中國,讀西方,讀不懂宗教讀不懂西方,我們與西方世界的最大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精神世界的差異。

中國是一個講政治的國度,因而政治信仰是我們的精神支柱,長征精神就是這個支柱的構成,其中甚至具有世界觀和方法的內含,因為長征精神本質上是挑戰極限,是一種巨大的自我超越。而中國的大國道路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最重要的也是超越。換言之,我們不是復制過去的輝煌,而是創造新的輝煌,唯此才敢言真正意義上的復興。比如“復興”的指標體系和價值系統是什麼?如果是思想復興,當復興到開創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也就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春秋時期,如果復興的經濟和人文,當復興到漢唐時代,如果復興的是版圖,當復興到元朝。問題在於,一些指標早已不復存在,所謂“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二者都是中原王朝都被游牧民族所滅。所以,我們強調的復興,更主要的是指引著自我超越的路徑,是中國立身於人類文明制高點起引領作用,唯有這樣的避免“鐵血道路”的復興,才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這樣的判斷,其實是人類文明形態發展到當下的必然要求。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尤其是互聯網,深刻改變著世界,改變著人類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就如同愛國主義必須充實新的元素,方可解釋世界,才會把國家變成同心圓,囿於從前,隻能是沒有質感的口號,不會引來高尚和靈魂深處的感動。

結束語

不管持何種價值觀以何種視角解讀,長征都是偉大的無與倫比的壯舉,其間產生的精神至高無上。然而,歷史再輝煌都是過去,精神再偉大彰顯的也是前人的創造,這裡的關鍵在於我們還能不能再創輝煌,再造精神。

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在其《偉大的道路》中這樣說:“長征已經完成,紅軍正在繼續創造歷史。”的確如此,紅軍在繼續創造歷史。其衣缽繼承者八路軍,以“中流砥柱”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軍以“小米加步槍”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甚至把“武裝到牙齒”的美軍逼到談判桌上……。一句話,以長征精神滋養起來的人民軍隊,在所有對手面前都呈現勝利者的姿態。

今天,我們有理由為先輩自豪,但這裡更要強調的是,真正的史詩不是由文字來書寫,而是滲透於民族的骨髓,化作血脈,一直支撐著我們前行,且取得更大成績來表明。所以,紅軍長征已經遠去,但長征精神通過呼喚,必將注入中華民族新長征,有了這種精神支撐,我們必將再次上演一幕人間活劇。

我們期待著,並參與其中。

(作者系著名學者、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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