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

自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這一概念很快成為全社會關注和討論的熱詞。這絕非偶然，因為它撓到了中國經濟的“痒痒”，意味著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也反映了全社會對深化改革的熱切期盼。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

有人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故意造新詞，沒有多大意義，其實不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是一個新詞，但供給、供給側問題、供給管理並非新詞。需求是自然存在的，供給是需要人為努力的，需求往往與政府政策相連，供給則與制度關系密切。將供給側與改革連接在一起就具有了新的獨特意義：從供給側推進改革，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變化，即從政府政策主導經濟增長轉為市場制度主導經濟發展﹔意味著發展模式的調整，即從規模速度型增長轉為質量效益型發展﹔意味著增長動力的轉換，即從投資拉動轉為創新驅動。這種體制、模式和動力的變化，其意義自不待言。

　　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可能探出一條新路。放眼全球，各國仍在迷戀需求管理政策。美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一直在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全球經濟深陷其中。日本所謂“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印鈔經濟學，最近更是將利率降為負利率，現在看來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帶來了新的麻煩。歐盟主要國家也是頻繁運用發債、低利率、放寬信貸等需求管理政策。許多新興經濟體大多還沒有擺脫“吃資源”的老套路，以致大宗商品價格一下跌就陷入困境。在此全球經濟背景下，中國若能盡快擺脫對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探出一條新路，不僅為中國經濟走出低迷闖出新天地，而且為全球經濟復蘇作出新貢獻。

　　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自信面對和解決問題的表現。改革開放以來，每當經濟增速下滑，我們大都採取需求管理政策，其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採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尤為典型。客觀說，以4萬億元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達到了短期保增長或穩增長的效果，為全球經濟的復蘇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不容否定的是，也帶來了實體經濟產能過剩、以高房價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目前，中國經濟已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用需求管理政策維持高增長並掩蓋、拖延和累積問題，還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容忍暫時的經濟增速下滑、面對並解決多年累積的存量問題、努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顯然我們已選擇了后者。選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我們准備承受陣痛，壯士斷腕、除舊布新，這是自信的表現，是有長遠眼光的表現。

　　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精准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改革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外，我們還面臨穩增長、調結構、控風險、保民生、建生態、反腐敗等多重任務。在多重任務中，在各項改革中，針對當前面臨的緊迫問題，有必要推進一些精准改革，即那些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能緩解當前緊迫問題和矛盾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精准改革，因為當前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化解高產能、高庫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時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可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豐富的經濟學理論依據

由於供給側即生產側，勞動、資本、土地、資源、技術、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是生產側的重要內容，下面僅從生產要素這一個角度來看看其豐富的經濟學理論支撐。

　　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理論絕非始自“薩伊定律”和供給學派，而是與整個經濟學的成長相伴隨。如重農學派就反對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供給的重要性﹔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薩伊論証了供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給因素主要是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馬克思論証了勞動對創造價值的核心作用等﹔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發展經濟學基本是從供給側分析經濟發展的。如柯林·克拉克將技術知識的增進和規模報酬遞增看作是決定經濟進步（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哈羅德—多馬模型”論証了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舒爾茨等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意義﹔丹尼森、肯德裡克、喬根森等人循著索洛的思路，通過經驗實証分析發現“余值增長”是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羅默論証了專業化知識（知識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盧卡斯將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量，論証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等。

　　制度經濟學和改革經濟學也多是從供給側研究制度問題的。其實原因很簡單：需求側主要強調發揮政府政策的調控作用，強調解決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問題，而供給側則強調發揮制度的作用，強調解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制度經濟學家或改革經濟學家總是考慮如何改革制度，優化各主體的權利配置，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筆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了人本發展的理論。人本發展理論是由“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組成的理論分析框架。其中，滿足人可說是需求側的，其余都是供給側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為來實現經濟發展，屬於供給側﹔制度、資源或生產要素、分工（對應著筆者提出的供給側“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要素升級和結構優化）是影響人行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手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以下七大著力點：

　　一是培育新主體。形成和培育新主體、提高主體的素質和能力、激發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具體措施包括建立創新型企業，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企業的活力﹔培育創客和專業人才，提高專業素質﹔培育創新型區域，提高區域競爭力﹔提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各種社會中介組織的綜合能力，激發其活力﹔建立一些國家創新平台或組織，提高其運行效率﹔建立服務型、創新型政府，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務效率。同時，要通過改革（如保障產權、減稅、簡政放權、放開價格等）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是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給。供給側的要素投入不能隻強調要素投入量的增加，還要強調要素的有效投入（指有需求、有回報的投入），否則會造成要素過度投入，引發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等。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給包括增加勞動的有效供給、資本的有效供給、資源的有效供給、好環境的有效供給、企業家管理的有效供給、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給等。比如，要解決人口和勞動力的問題，特別是解決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優化人口結構、提高人口素質的問題，以及提高勞動力就業率、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問題﹔要提高資金投入效率，優化投資結構，避免資金錯誤配置﹔要對土地和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提高土地等資源的利用效率等。

　　三是推進制度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中的根源性發動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最重要途徑。推進制度變革包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各項改革，從供給側來說，關鍵是要採取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減貨幣超發等行動。

　　四是推進結構優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結構優化可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進結構優化包括推進新型工業化、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國際化等。

　　五是推進要素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素升級不同於要素投入，要素升級代表了生產要素“質的提高”，可以直接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推進要素升級包括促進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知識增長、推進信息化等。

　　六是調整存量。在當前形勢下，如果不能將存量問題解決，則增量也難以培育起來，故要加快推進存量調整。調整存量包括“六去”，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或控風險）、“去超建”（指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去僵尸”、“去成本”（或降成本）等。要通過改革痛下決心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打破剛性兌付，退出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業。對那些沒有發展前景、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僵尸企業要堅決淘汰，對那些附加值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能嚴重過剩的產業要加快調整，對那些環境惡化的區域不能再硬著頭皮搞發展，而要對其功能進行調整，把人從這些區域中遷移出來。

　　七是培育增量。培育增量主要是尋找新的動力，發展新的產業，開拓新的空間，形成新的模式。具體包括開發新技術、發展新產業、培育新業態、開發新區域、塑造新品牌、形成新模式等。要加速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加快發展附加值高、符合消費結構升級方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積極打造有發展活力、綠色低碳的區域。

參考文獻：

　　[1]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N].人民日報，2015-12-22.

　　[2][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西方學術經典譯叢：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