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長征——需要回答的六個疑問

有人形容，長征是個謎。正是謎，而讓人傾倒。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出版，連續5次印刷。次年在美國上市，迅速登上銷售榜榜首。美國總統羅斯福讀過后，數次會見斯諾，認為紅軍長征是一次“震驚世界的行軍”。他們預言：“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

史沫特萊實地採訪后感嘆：“長征是革命戰爭史上偉大的史詩”，甚至“絕不僅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的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

半個多世紀以來，探尋長征意義，試圖寫出“全部史詩”者，來了一撥又一撥。

1981年7月，曾經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寫出《沿著長征路線朝聖記》，他說：“紅軍戰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負。他們全心全意為事業而戰，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1984年，年逾70的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裡重走長征路，撰寫出《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他贊嘆：“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

的確，不管從哪個角度解讀，長征都是偉大的。但也有些問題困擾著人們，必須作出回答。

疑問一：既然“跟著走”，政治信仰堅定體現在哪裡

長征勝利數十年后的一天，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向其提問：“長征的時候，你都干了些什麼工作？”鄧小平回答：“跟著走！”作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長征的親歷者，他沒有談到政治信仰。

2004年，新華社軍分社與《北京青年報》聯合開展大型系列採訪活動“我的長征——尋訪健在老紅軍”。採訪涉及76位老紅軍。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疑問，一直講紅軍是有信仰的隊伍，為什麼76位老紅軍沒有一人講自己因信仰參加紅軍和長征，而是強調自己為吃飯而來？

這是個必須辨析的重大問題。紅軍官兵若非因信仰而來，便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軍沒有區別，也應了國民黨的污稱，“共匪”、“赤匪”，長征是“流寇”行為。推而廣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其實沒有跳出“江山輪流坐”的歷史邏輯。倘真如此，偉大長征或長征精神也便成了“虛構”，甚至純粹是為執政尋找法理和道義支撐。

紅軍長征的精神支撐是否來自於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3個以“萬裡”為計的活動：萬裡長城、萬裡絲綢之路、萬裡長征。3個萬裡中有“一個半”與信仰有關。“半個”是萬裡絲綢之路，當年敢於過沙漠，闖戈壁，越雪山者，除了為利益而來的商隊，就是傳播佛法的僧侶，所謂“絲綢西去，佛法東來”。“一個”是萬裡長征，在今天的雲南迪慶和四川甘孜之間，有個叫香格裡拉的地方，直線距離並不遙遠，卻橫亙著連綿雪山，歷史上靠雙腳走過這段距離的隻有兩支隊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侶，另一支是中國工農紅軍，二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兩支隊伍相比較，紅軍隊伍甚至比喇嘛隊伍更富精神感召力，這也是天寶喇嘛脫去袈裟換上紅軍軍裝的原因。

認定紅軍的精神力量來自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佐証很多。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說：“許多報道因紅軍抓了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他們稱為匪徒和強盜，實際上紅軍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著其原理。”他又說，“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張學良也說過：我告訴蔣介石，咱打不過共產黨，他們人少，但每個加入者都知道為誰而戰。這就涉及到信仰。

看一個政治集團是否有信仰，有3個要素：理論、領袖、追隨者。

先看理論。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政黨，因此有了“政治建軍，思想建黨”，進而產生強大的征服力。試想，若沒有先進理論，在“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兵匪一家”的文化環境裡，斷不會出現江西興國全縣23萬人中，有8萬多人參軍參戰，佔青壯年的80%，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全部參加紅軍。同樣也不會出現斯諾所說：“千千萬萬年輕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

繼看領袖。任何革命活動，一定存在孫中山先生劃分的：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首義黨員是靈魂，他們最能反映一個集團的品質，且決定著追隨者的多寡。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階級者，如果為了私利，便不會起來革命。比如，33歲就犧牲於革命事業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燒掉，將土地全部送給窮人。正是這樣的偉大犧牲，及其背后的先進理論或偉大信仰，保証了共產黨的領袖擁有強大的號召力。

再看追隨者。沒有信仰的隊伍，一打就散，散后難聚，有信仰的隊伍打散可以重聚，紅軍長征中有很多掉隊者，遠遠地循著足跡前行。有信仰的隊伍不輕易動搖，張國燾叛變革命后，受國民黨指派搞策反，原本張國燾信心滿滿，結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氣得戴笠大罵其無能。為什麼張國燾無力策反自己組織的部隊？這就是理論武裝與堅定信仰的作用。當大字不識的農民、俘虜過來的士兵，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便實現覺醒，進而成為堅定的革命者，從此他們不再依附於單個人，而是信仰主義，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會創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紅原縣與黑水縣的交界處，有一座亞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埡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園，這裡埋葬的是1936年紅軍長征犧牲於此的12名紅軍戰士，他們的遺體在犧牲16年后被發現。可以說，這個紅軍烈士陵園不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試想，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戰斗，每300米有一名紅軍官兵倒在前進的路上，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撐，斷不可能完成這次“死亡行軍”。如張聞天所言：“沒有理想，不用說萬裡長征，紅軍連一千裡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問。鄧小平之所以講自己“跟著走”，除了形象說法，主要因為長征初期的鄧小平是頂著“右傾錯誤”的帽子，且沒有擔任高級指揮員。既然不是決策者或參與決策者，自然是跟著走。但從信仰信念的角度講，他的堅守也是顯而易見的。在行軍戰斗過程中，他克服困難，主持編印了兩期《紅星》報，向紅軍官兵宣傳真理，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期間，每到一地都組織刷標語，向人民群眾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如果沒有信仰，便不會如此自覺。

疑問二：既然同為利益而戰，何言紅軍高尚於舊軍隊

有人形容，紅軍長征是一次武裝巡回宣傳活動。的確如此，一路走來，隻要是紅軍走過的地方，都會留下印跡——宣傳標語。如果歸納分析標語內容，又會發現其中很多是圍繞“吃飯”展開：“沒飯吃的窮人快來趕上紅軍”，“不當挨打挨餓的白軍，大家當紅軍去”……當然，最重要的“吃飯”還是“打土豪分田地”。

這就說明，紅軍最吸引勞苦大眾的還是解決吃飯問題。“吃糧當兵”幾乎是中國封建軍隊和軍閥軍隊的宣傳模板。顯然，紅軍也沒有超越這個模板，進一步說，紅軍也是為利益而來。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強調紅軍較中國歷史上的所有軍隊更先進？因為找飯中存在差異。

馬克思主義認為，利益更帶有根本性，離開利益就要出丑，人們奮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關。任何政治集團都不可能回避利益，問題的關鍵在於為哪個階級的利益而來，或利益與哪個階級分享。

西方學者羅杰·霍華德的研究也關注了利益問題。紅軍“制定了在農村徹底消滅惡霸勢力的綱領，燒毀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壓迫婦女，召開群眾大會，比較自覺地開展宣傳反對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運動，使廣大的農民都開始走上革命道路。”這已經道出問題的要害，紅軍爭取的利益非小集團享有，而是歸於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因而紅軍被窮人稱為“自己的隊伍”。

中國歷代封建軍隊都沒有超脫小集團的利益，甚至是集團頭子的利益。當年秦軍橫掃天下，是因為把獎賞與斬首數量挂鉤。中外很多軍隊都是在攻下城池后，給官兵留出燒殺擄掠的時間。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進北京是這樣，清朝的湘軍、淮軍和袁世凱編練的新軍也是這樣。曾國藩曾說，老九（曾國荃）拼命發財，少荃（李鴻章）拼命當官。天津小站編練的新軍，甚至喊出：“吃的是袁大帥飯，為袁大帥打仗。”舊軍隊從來都是圍繞小集團的利益，實行人身依附。即便到了民國，軍閥混戰，包括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馮閻戰爭，都是因自身利益展開。甚至到了事關民族危亡的抗日戰爭，仍然無法超脫個人利益。丟掉東北的張學良強調的仍然是：“我去抵抗，受了損失誰來補償？”

軍閥維護自身利益，依靠的是人槍數量，打成光杆司令，利益便喪失殆盡，這一根本特點決定了不會有軍閥真心與紅軍對決。廣東軍閥陳濟棠明示，隻要紅軍不在廣東停留，他就一路放行，並且給紅軍提供情報。廣西軍閥白崇禧指示部屬，與紅軍作戰“不攔頭，不斬腰，隻擊尾”，並且擊小尾不擊大尾。紅軍入川，如果川軍真想打，“飛奪瀘定橋”就成為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紅軍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和磨難，最終走向勝利，這在黨創建這支軍隊之初，向官兵注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確定自己為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而戰，已經奠定堅實基礎。因為，這讓官兵內心深處生發出道德優勢，進而產生不竭的精神力量，即使遭受再大挫折，最終都能戰勝敵人，而不被敵人打倒。

疑問三：既然是生命相迫，何以証明“鐵心跟黨”是選擇的結果

紅軍長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既然根據地將要丟失，蘇區進入白色恐怖，那麼，留下就意味著死亡。因為那個年代的斗爭，你死我活。國民黨軍隊已經喊出“血洗蘇區”“房子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並且此前也是這樣做的。第三次反圍剿中，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的130名傷員，被國民黨軍隊全部槍殺。后來的事實也証明了這一點，當時留下來堅持斗爭的瞿秋白、賀昌、劉伯堅都犧牲了。

正是這樣的原因，有黨史研究者假設，如果當時按照博古、李德的意見，將毛澤東留在蘇區，長征與中國革命的結果都將改寫。這就是說，跟著大部隊走，即使再艱難，仍然生存概率更高，安全感更強。既然如此，何以証明紅軍官兵參加長征是“鐵心跟黨”的結果？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軍隊的性質宗旨加以認識。

如果比較紅軍與封建軍隊、軍閥軍隊和西方國家軍隊的差異，最重要的應當是領導體制及其精神灌注。中國共產黨創立這支軍隊之初，就將其納入自己的堅強領導之下。三灣改編的重要成果是支部建在連上，要求做到班有黨員、排有小組、連有支部，營以上設黨委，與此同時設定了黨委制、政委制、政治機關制度。由此，這支軍隊真正地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所以，鐵心跟黨擁有制度保証。

當然，強調紅軍長征是廣大官兵“鐵心向黨”的結果，並不能僅僅從制度設計而來。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為了維護統治，也制定了一些制度，從北魏開始的保甲制，明代的連坐，這些措施也很有效，但這些制度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幾乎徹底扼殺了一個民族的活力。所以，評價制度的先進與否，關鍵是贏得真誠擁戴，還是不得已遵守，是引來光明，還是走向黑暗。

紅軍官兵堅持黨的領導，更有深層的動因。我們說，哪裡有苦難，哪裡就有拯救之力。拯救中國人民走出苦難的是中國共產黨。其所以擁有拯救之力，因為領導者是有信仰的先覺者，因此讓自己的隊伍都覺悟起來。紅軍的領導者以什麼來啟蒙官兵？最重要的是推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是“三大民主”讓世代受壓迫者實現了精神解放，找到了自我，從此不再下跪。

正像一些老紅軍回憶長征所說，過草地時，后面的收容隊已經不需要路標，因為循著犧牲者的遺體，就可以辨明路線。可以想象，沒有堅定跟黨走的信念，僅此就能摧垮很多人的意志。一個小宣傳隊員進入草地不久就病倒了，臨終前對楊成武說：“我知道黨的事業一定會勝利！革命一定會勝利！”“希望黨的路線勝利，革命快勝利。勝利后，如果有可能，請告訴我家裡，我是為執行黨的路線、為了革命的勝利犧牲的。”

有了紅軍官兵行為，也就有了斯諾的評價：“在疲勞已到人類所能忍受極限”的情況下，紅軍官兵仍能保持“經久不衰的熱情，永不泯滅的希望和驚人的革命樂觀主義”。當然，還是毛澤東講得徹底，他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疑問四：既然無處容身被逼迫，如何証明長征是戰略選擇的結果

紅軍長征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想不到，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再也沒能回去。原本講的是戰略轉移，是暫時的，因此有了《十送紅軍》中的“早回鄉”。換句話說，紅軍已經不能在蘇區生存，必須尋找新的容身之地，這就意味著轉移不是“出征”或“征戰”。

另一個想不到，最后的落腳點是萬裡之外的陝北。紅軍離開蘇區后，一直想盡快找個落腳之地，毛澤東曾提出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去敵力量薄弱的貴州，遵義會議上作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決定，再后來又考慮到中蘇邊境，依托蘇聯建立根據地，只是后來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陝北有個劉志丹，才決定去那裡落腳。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一再強調紅軍長征到陝北，是中央和毛澤東確立北上抗日和戰略決策的結果？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辯証思維，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是看表象，即便紅軍不是蔣介石所丑化的“流寇”，至少是被逼著走，甚至就是李德在《中國紀事1932-1939》中所言：“就當時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哪怕只是在夢中想到過要北上抗日。雖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號，但決不是黨和紅軍領導者的軍事計劃。”

應當承認，長征不是提前設計好的，而是逐步發展的結果。紅軍長征備受挫折，但有一個魂從未脫離軀體，這就是紅軍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戰的隊伍，肩負著推翻三座大山，將中華民族從懸崖引向坦途的使命。這就決定了，紅軍一段的時期任務隨時調整，但性質宗旨和根本目的不會改變。

當解決階級矛盾是頭等大事之時，與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蔣介石作戰，就是核心任務，因此有了五次反圍剿。當民族矛盾突出出來，那麼國共合作就會應運而生。有了這樣的規定性和本質特點，也就有了1934年7月15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即北上抗日的主張與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只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骨子裡早有“攘外必先安內”，紅軍便不可能向北走到抗日最前線，而是先解決生存問題。想象一下，如果蔣介石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紅軍可能早就走上抗日戰場，而不需要走長征的道路。

換個角度分析問題。長征中共產黨下決心北上，應當是在華北事變后，也就是經過兩河口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逐漸清晰起來，特別是1935年9月18日紅軍佔領甘肅的哈達鋪，得知陝北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遂決定去陝北。這期間還發生了中央與張國燾的北上還是南下的斗爭。

但深入分析，則不難發現，正是有了“北上抗日”的旗幟，才有了陳雲《隨軍西行見聞錄》中的描述：“此時（1935年6月6日——筆者注）紅軍軍心一致，堅信必可與川北紅軍徐向前部會合，而同時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國四川發展，不但有無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陝甘，可徑與日本軍隊開戰，實現共產黨幾年來抗日及收復失地之主張。”同樣有了在達維會師聯歡晚會上毛澤東所說的，“這次會師具有重大的意義”，由此決定了“中華蘇維埃有足夠的戰勝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務的力量表現”。這就充分反映出上面講到的兩大歷史任務的存在與交替。

正如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說：紅軍官兵“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觀點更鮮明，“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麼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疑問五：既然十人剩一，怎敢言長征取得了勝利

中央紅軍出發時8萬多人，到達陝北僅剩7000人，不到十分之一。從人數驟減來衡量，長征應當是失敗的行軍。然而，我們一再強調長征是一次偉大勝利，理由何在？先看一下各方面的分析。

1935年12月，毛澤東就此問題專門作答：“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一個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因此，“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對於數量多寡與勝敗的辯証關系，稍加分析便可弄清。五次反圍剿的敵我力量對比分別是，第一次2.5︰1，第二次6︰1，第三次10︰1，第四次12︰1，第五次5︰1，前4次紅軍勝了，后一次敗了。這說明，勝利並不僅僅取決於人槍數量，還有指揮員指揮得當，官兵英勇頑強，不怕犧牲。

當然，最根本的勝利，在於對整個中國革命的實踐與理論積澱，同時把毛澤東推到最高領導崗位。如果沒有長征過程中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反思，就沒有遵義會議的轉折，沒有毛澤東重回領導中心。或者說，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深刻認識，黨和紅軍會繼續受王明教條主義的影響，要接受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李德的瞎指揮，紅軍注定失敗。

我們不妨作些假設，王明如果不僅僅在思想路線上影響我黨，而是具體指揮紅軍，那麼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左傾”冒險和教條主義會導致什麼結果？一定不僅僅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馬克思為什麼提出革命會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展？是因為那裡有工人階級，蘇共走了“城市開花”革命道路，原因在於此。中國是農業經濟社會，僅有一些手工業者，他們並沒有經過大工業生產的錘煉，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員448萬人，隻有2.5%出身於工人階級。在一個小農經濟佔主導的社會，照搬蘇聯經驗，中國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澤東所說：“馬克思和列寧都曾說過，他們的理論僅僅是行動的指南，是指導方向的，不能當作教條。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這一點，后來受了損失，吃了苦頭，才明白了。”“這以后我們就得到了教訓，知道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是應該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就靈了，就打勝仗了。”“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裡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

李德顯然也是屬於教條主義的樣板，這一點他本人有認識且承認。回到德國后，他在回憶錄中說，西方的戰法不一定適合中國，“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這說明，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誰結合好了，誰就能夠領導中國革命，且取得勝利。

一個政治集團，即便是群龍，隻要無首，都很難發揮應有力量，這個“龍首”不能自封，亦不能靠提拔，隻能在能力素質支撐下冒出來。毛澤東被推到紅軍的最高領導崗位的意義和重要性，怎樣評價都不為過。僅就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這一點，就無法化解。許世友曾經說過：“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既然如此，如果由張國燾掌握最高領導權，他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嗎？顯然不能，僅僅信仰信念和胸懷氣度就決定了他做不到。毛澤東在紅軍長征前被剝奪了領導權，先后被撤銷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蘇區總前委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等職務，但他仍然忍辱負重，堅持帶病走在革命隊伍中。張國燾到了延安很快就叛變革命。中國革命史充分証明，選擇毛澤東就選擇了勝利方向。

再借李德的觀點佐証。他認為：“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長征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長征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証明”。有了這樣的証明，后來的發展也便有了底氣，有了生發無窮的精神力量的源泉，這是彌足珍貴的。

疑問六：既然中央出現分裂，何言長征精神品質中包含“團結一心顧全大局”

毋庸諱言，紅軍長征中發生多次危機，有一次是自己造成的，這就是張國燾分裂中央的路線錯誤。這次分裂活動幾乎葬送了紅軍，葬送了中國革命，其帶來的危害十分巨大。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說，長征勝利得益於“團結一心，顧全大局”？是因為“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或者為了表現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都不是，根本在於實質。

沒有張國燾的錯誤，紅軍會保存更多實力，革命的進程或許加快。王明與張國燾談話，他也承認自己“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爭奪軍事領導權”。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就是因為兵強馬壯而挾迫中央，這和封建軍隊和軍閥軍隊的擁兵自重有什麼區別？既然沒有區別，我們似不能再言“團結一心顧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從執行層看。紅軍官兵團結一致可謂感天動地，事例不勝枚舉。如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所唱的歌曲《團結地久天長》：“一、二、四方面軍的戰友，終於匯聚一堂。往日的千山萬水，階級情深意長。”傳教士薄復禮說：“感謝‘被捕’，我的心得到基督徒的愛。友誼和血的聯結，超過世間一切”，“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共勉負責。為了那珍貴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淚珠！”更具說服力的是，在“肅反”擴大化中受傷害的指揮員，他們背著沉重包袱走在長征路上，即便這樣，也沒有動搖革命意志，寧可死在長征途中，也不逃跑，更不叛變革命。

從決策層看。與張國燾斗爭的不僅有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也有身在紅四方面軍的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還有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以及從共產國際回國的張浩等人。當紅二、六軍團分兵北進時，紅四方面軍就會師問題在爐霍專門召開會議。徐向前明確提出，紅軍是一家人，以前和中央紅軍的關系沒搞好，要接受教訓。朱德在會師大會上說，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這些都反映出紅軍指揮員內心中擁有共同的價值觀。

從事件的本質看。張國燾的確在分裂中央，但這時的情形與后來叛變革命，存在性質上的區別。也就是說，他打的旗號仍然是革命，為什麼我們黨將此定性為黨內路線斗爭，而非敵我矛盾？為什麼后來張國燾到延安，中央領導層仍然給予尊重？道理即在於此。所以，索爾茲伯裡說，“長征中沒有任何革命領導人投敵”，這也很能說明問題。

從最終結果看。正是由於斗爭，而使中央領導層或神經中樞在大浪淘沙中成長起來，這是極端重要的。毛澤東說過，長征勝利証明“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鄧小平后來總結說：“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

綜上，正是因為黨內團結，官兵團結，因為各方面軍指揮員的大局意識，黨和紅軍才化解一個個危機，並取得最終勝利。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