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紅軍路再寫長征史——評石仲泉《長征行》

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黨史學家石仲泉推出自己重走長征路的結晶《長征行》增訂本。全書將鮮活的歷史畫卷、深刻的理論思辨、通俗的語言表達有機統一，展現紅軍長征的悲壯歷程，探析紅軍長征的歷史疑團，宣揚紅軍長征的崇高精神。

一

20世紀90年代中期，長期研究黨史的石仲泉深感正規黨史讀物太概念化，很多人不愛看。他覺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程，本來是由一位位性格鮮明的人物創造的，本來是由一個個感天震地的故事構成的。作為反映黨史發展的文字著述，也應該是生動鮮活的，應該富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和豐盈優美的歷史畫面。要達到這樣的效果，不能隻待在書齋裡，而應當回到歷史現場去考察和體驗。石仲泉萌生了“走走黨史”的理念。他首先選擇的是重走長征路。因為在他看來，長征是中共黨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偉大壯舉。2003年元月，年滿65歲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石仲泉，匆匆踏上了重走長征的征程。

2003到2005年，石仲泉基本走完中央紅軍和紅二、紅四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路，並於2006年出版了《長征行》。該書出版后獲得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獎等獎項，成為長征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2006到2016十年間，他補走了原來遺漏的一些歷史現場，增補了若干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觀點，由第一版的34萬字增訂到約65萬字，並於近日推出《長征行》的增訂本。

二

石仲泉通過現場考察獲得了各種形態的新史料，他將這些新史料與傳統史料相互配合，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澄清了若干錯誤史實，矯正了某些傳統觀點，推進了長征史研究。比如：

關於長征總裡程的新論。長期以來，長征的裡程經常被說成二萬五千裡，還出現了一些包含“二萬五”元素的歌謠等。作者經過現場考察指出，長征是“3+1”的長征，也就是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二萬五千裡”僅僅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裡程。如果算上其他幾個方面軍，“二萬五千裡”的說法是不完整的。四部分紅軍長征的總裡程應該是六萬五千裡。

關於長征的序曲和尾聲。學術界一般將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作為長征的起點，將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視為長征的結束。石仲泉認為，1934年7月紅七軍團北上與紅十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8月紅六軍團從江西遂川橫石出發西征，兩者分別肩負為長征遣敵和探路的任務，在本質上與長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視為長征的序曲。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是長征結束的標志，但長征結束的標志和長征的完全結束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會師以后，紅軍渡河部隊組建的西路軍承擔的戰略任務與長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視為長征的尾聲。

關於湘江之戰損失的人數。紅軍出發前是8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剩余3萬多人，以前的史書就由此推算，湘江之戰紅軍犧牲了5萬多人。作者經過綜合考辨，指出紅軍從瑞金出發后，突破前三次封鎖線已經減員不少，走到湘江的時候，紅軍實有人數為6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剩余3萬多人，這意味著湘江之戰紅軍犧牲了3萬人左右。

關於遵義會議的辨析。有觀點認為遵義會議既沒有將毛澤東定為黨的總負責人，也沒有定為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因此他並不是黨的領導核心。作者指出，要從實質上而不是從形式上看問題。當時黨的第一任務是行軍打仗，毛澤東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領導層在最后決策時都要尊重他的意見。因此，毛澤東是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核心。

關於“密電”真偽的考辨。“密電”是長征史上的疑點和難點問題，也衍生出各種各樣的傳言。作者認為，即使目前找不到“九九密電”原件，也否認不了張國燾妄圖搞分裂和另立中央的事實，因為還有其他一系列電報指証了這一點。石仲泉認為不應將“密電”內容渲染為“武力解決”，而應根據1937年3月政治局會議的口徑還原為“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密電”這個概念含有某種不健康的意味，不應繼續使用“密電”的說法。

三

長征路是一部廣博的自然志和民族志。石仲泉注重全景式地考察各地的地理環境、民族習慣、風土人情等。他特別注重研究當地的歷史沿革，每到一處都向當地借閱地方志。該書述評長征是主線，同時穿插了若干支線，共同編織成立體化的敘述模式，再配以100多幅現場照片，圖文並茂，圖文互補，滿足了讀者認知和審美的需求。

在理性解讀長征精神的同時，石仲泉有意使用很多感人至深的具象來詮釋長征精神。如打先鋒不知疲倦最終陷入草地的小戰士鄭金煜、用胸脯溫暖戰友的雙腿而自己凍死的陳寶貴、飽受委屈卻永遠相信黨的女戰士王泉媛、98歲還親自宣講長征精神的女戰士劉漢潤等等。正是這些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優秀兒女，創造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史和美好前景。

（作者系濰坊醫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

《長征行》（增訂版）

石仲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