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化民
2016年10月12日08:19 來源:光明日報
在過往的歲月中,有些事件的發生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走向,因而有著特別的意義。8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勝利就是這樣的事件。作為長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奪取全國政權,前后用了28年時間,中央紅軍完成長征恰好位於這段時間的中點上,客觀地折射出紅軍長征勝利在中國革命史上的轉折意義。如今紀念紅軍長征的勝利,不只是要緬懷和感嘆紅軍將士所創造的英雄業績,更重要的,是從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寶貴經驗中汲取有益的啟示,為我們正在從事的事業提供前進的精神動力。
啟示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長征勝利的決定因素。紅軍長征是在各主要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失敗的情況下進行的戰略轉移。主力紅軍被迫脫離根據地,踏上充滿艱辛的遙迢征程。前進路上,不但有幾十萬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狂轟濫炸、死纏爛打,還有數不清的高山大川、激流險關和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然而,千難萬險阻擋不住英勇紅軍前進的腳步。長距離的跋涉征戰,慘重的傷亡減員,嚴峻的生死考驗,經歷了所有困苦劫難,紅軍依然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錯誤路線在全黨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作為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全軍上下凝聚成一個堅強整體,使中央的決策和命令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自恃人眾槍多,拒不執行中央的北上決策。黨中央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朱德總司令擲地有聲地說: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黨的領導作用不僅表現在軍隊內部關系上,表現在軍事行動上,還表現在黨以正確的政治主張影響全國民眾上。在日本擴大對華侵略、民族危機愈益加深的情況下,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深入人心,贏得政治上的主動,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擁護。紅軍行經之處,堅持宣傳、組織和武裝群眾,嚴格遵守群眾紀律,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各族群眾為了表達對紅軍的愛戴和支持,用各種方式向紅軍提供幫助。歸根結底,“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頁)。
啟示之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証。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從中共成立到長征前期的十多年裡,黨的主要領導者並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必須由中國同志來解決這樣一個道理,而是事事聽命於共產國際,嚴重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使得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損失。慘痛的教訓促使一些領導人進行反思並覺醒,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首先解決了最為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領導問題,批判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所犯的冒險主義和逃跑主義錯誤,其根源在於“對於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了解”,“把過去革命戰斗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頁),肯定了毛澤東領導紅軍反“圍剿”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作戰指揮原則,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遵義會議實質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開始成為全黨的指導路線。反映在軍事戰略上,紅軍一改原先機械地拘執於某個固定的方向或戰法,而是一切以時間、地點、作戰條件為轉移,揚長避短,採取靈活機動的運動戰,在運動中擺脫敵人和消滅敵人。黨中央指揮中央紅軍在雲貴高原縱橫馳騁,聲東擊西,虛實相間,打破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滇黔地區的計劃,取得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對於進軍方向的選擇,始終著眼於粉碎敵人的“追剿”,建立新的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爭取時機轉入反攻。反映在政治策略上,適時實行從國內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制定對日作戰的方針和策略。長征還在進行當中,中共敏銳把握國內主要社會矛盾的變化,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各路紅軍長征途中廣泛開展抗日宣傳,積極開展對各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黨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明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積極推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促進了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反映在黨的建設上,黨內生活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得以健全,全黨開始認清教條主義給革命事業造成的嚴重危害,樹立起理論聯系實際的自覺意識,這標志著黨在政治上逐漸走向成熟。
啟示之三: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是長征勝利的內在動力。紅軍是在黨絕對領導下為工農大眾解放而戰斗的人民軍隊。紅軍官兵具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無論長征路上遇到什麼樣的艱難險阻,需要付出多麼重大的犧牲,都無法動搖他們的鋼鐵般意志。親歷長征的徐向前元帥說:“紅軍長征的精神力量,來源於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來源於黨的經常教育和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這是歷史上的任何軍隊都無法比擬的。”(《紅軍不怕遠征難》,《徐向前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頁)紅軍的萬裡征途孕育了以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為核心的長征精神,偉大精神賦予紅軍將士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無堅不摧的力量,造就了光映千秋的人間奇跡。紅軍各級指揮員身先士卒,沖鋒陷陣。官兵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湘江戰役紅34師師長陳樹湘負傷后擰斷腸子,寧死不當俘虜。遵義城戰斗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抵近偵察,喋血紅花崗上。土城戰斗朱德總司令親上火線,毛澤東率眾列隊為戰友壯行。戰士們豪邁地說:過雪山我們是頂天立地,過草地我們是鋪天蓋地,我們不愧為天地的主人!為時兩年的長征,紅軍長驅數萬公裡,縱橫14省,經歷600余次戰役戰斗,殲滅和擊潰數百個團的敵人。當女兒問鄧小平的長征經歷時,他隻回答了“跟到走”(《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頁)三個字,朴素的言辭表達的正是信念的力量。“為什麼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頁)紅軍官兵堅信,眼前的困難是暫時的,道路雖然曲折,革命事業必定成功。長征后的黨和紅軍,人數雖然大大減少,卻“不是更弱而是更強了”。理想旗幟高揚,信念薪火不滅。長征精神就是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留給后人的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長征這座矗立在中國大地上的歷史豐碑,是紅軍將士用年輕的血肉之軀構筑起來的。今天的中國與80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長征帶來的珍貴啟示是永恆的。偉大的長征精神,作為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之一,將繼續激勵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征途上攻堅克難,勇往直前。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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