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指數”背后的傲慢與偏見

2016年1月，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旗下智庫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評估報告。在對過去一年全球民主發展狀況深感“焦慮”的同時，報告對納入統計范圍的167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排名。其中，中國以3.14分（總分為10）位列第136，繼續被貼上所謂“專制獨裁”國家的標簽。相比之下，一大批治理能力低下甚至是國際上公認的“失敗國家”卻因較高的“民主”程度而輕鬆躋身前列。近年來，盡管詬病不斷，以民主指數為代表的類似指數、排名卻依然能夠憑借強大的話語優勢頻頻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面對民主指數等西方民主測評指標的大行其道，我們不僅要認清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西式自由民主的傲慢與偏見，更要充分立足中國自身政治發展的特點與優勢，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民主評估領域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2015年，處於“焦慮”中的全球民主

民主指數由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社旗下的信息情報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創立。該指數於2006年首次發布，從2010年起改為一年發布一次。通過對選舉過程與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運行、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等五方面的狀況分別進行打分、匯總與加權平均，該指數將世界各國的民主狀況劃入0—10的得分區間，0分為最低，10分為最高。其中，8—10分為“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6—7.9分為“有瑕疵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4—5.9分為“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4分以下為“獨裁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

實際上，二戰結束以來，國際上以指數、排名等形式對各國民主發展狀況進行評估與測量的嘗試並不鮮見。早在上世紀70年代，總部位於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就推出了針對世界各國的民主評估指標體系——全球自由評估。該指數從1973年起不定期發布過去一年針對世界各國自由狀況的評估報告，並從1978年起實現年度性發布至今。相比自由之家的評估報告，民主指數雖然起步較晚，但依托《經濟學人》雜志這一媒體平台所具有的全球影響力，該指數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已經具備了相當程度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近年來，每一年度的民主指數甫一問世，都會引來世界各國政府、媒體乃至普通民眾的廣泛關注。

2015年度的民主指數報告是該指數自創立以來的第8次公開發布，主要測評范圍為2015年全球范圍內的民主發展狀況。繼2014年的“不滿”（discontent）之后，該報告用“焦慮”（anxiety）來形容過去一年全球的民主發展狀況。報告指出，在戰爭、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的沖擊下，全球民主在2015年正經歷著一系列嚴峻挑戰。在167個國家和地區中，與2014年相比，61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評分得到了改善，56個出現惡化，50個與上年度持平。從數量上看，相比上一年度，“完全民主國家”由24個下降為20個，“有瑕疵的民主國家”由52個上升為59個，“混合政體和獨裁政體國家”的數量則變化不大。從分布區域上看，所謂“完全民主國家”主要位於西歐、北美，“有瑕疵的民主國家”主要位於拉丁美洲、東歐和亞洲，“獨裁政體國家”則主要集中於非洲、中東和東歐獨聯體國家。對於全球民主的未來，報告認為，無論是精英還是普通民眾，在不斷增加的焦慮與恐懼中，人們對民主的信心正處於不斷動搖乃至衰退之中。

值得關注的是，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將2015年亞洲民主狀況的所謂總體“惡化”視為全球民主陷入焦慮的重要原因。除了日韓兩國由傳統上的“完全民主”滑落為“有瑕疵的民主”之外，在28個納入統計范圍的亞太國家或地區中，共有17個出現了民主評分的停滯或下滑。而自民主指數創立並公布以來，上述地區曾一直被視為全球民主狀況持續改善的“典范”。對於中國的民主發展狀況，報告中的相關數據與分析也頗耐人尋味。就排名而言，中國2015年度的民主指數評分相比2014年上升了8位，看似表現出明顯的“改善”態勢。然而，從具體評分上看，卻僅僅是由3.00提高到了3.14，總體仍然位於所有國家或地區中的末位行列。關於中國得分提升的原因，報告並未具體指明，僅以民眾對所謂“民主政府”概念愈發擴大的支持等模糊性表述來加以解釋。報告對於中國民主排名持續處於“低位”的狀況表示出一以貫之的關注與“憂慮”。在2014年和2015年的兩份年度報告中都重復並強調著相同的一句話：“全球約有26億也即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獨裁統治之下（中國在其中顯然佔據相當大的比重）。”

所謂“科學”、“中立”的背后

自上世紀50年代起，行為主義和后行為主義革命對西方社會科學產生了持續性的深刻影響。具體到政治學領域，長久以來以哲學、歷史和制度分析為主要關注點的傳統型政治學日益被追求系統化、計量化和模型化的所謂政治科學替代。從某種程度上講，政治學研究在數理化、模型化方面的突飛猛進，無疑給戰后的西方民主測量披上了一層“科學”、“中立”的外衣。在這一點上，民主指數自然也不會例外。然而，從民主的定義、數據來源與評分等多方面來看，民主指數不僅無法確保測量的科學性，更難以實現所謂的“中立”。

首先，民主指數所定義與測量的民主並非普遍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而僅僅是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評判標准的西式自由民主。自20世紀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論確立了其在西方的統治地位以來，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分析范式已經逐漸滲透到西方民主理論的方方面面。盡管在測量民主究竟是採用二分法還是等級法的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是否舉行所謂定期、自由、公平的選舉卻早已成為西方判定一個政權民主與否的核心標准甚至是唯一標准。民主指數也曾試圖在民主的定義與涵蓋面上有所突破，例如，在傳統的政治權利、公民自由之外，增加了對政治過程與政治文化的考察。然而，這些因素的加入僅僅起到了量變作用，並未從根本上動搖西式選舉在民主指數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而生的單一的、線性的分析范式。

其次，數據來源的龐雜性和良莠不齊導致民主指數的測量難以確保客觀性和科學性。為了擴大測量的涵蓋面，民主指數將“政治權利+公民自由”這一二維模式擴展為對包括政府運行、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等在內的五大維度的考察。這一做法雖然增加了民主概念的“厚度”，但卻大大增加了民主測量的覆蓋面與難度。相應的，為了滿足這一需求，就必須收集更大范圍和更具權威性的案例與數據，而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民主指數創立者自身的能力。例如，在數據來源方面，民主指數吸收了大量來自第三方的調查數據，如蓋洛普民意測驗、民主晴雨表調查等，這些調查與相應數據在主客觀比重、准確性、時效性等多方面本身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甚至自相矛盾之處。因此，依靠大量加工與整理二手數據而得出的所謂民主指數，其科學性和客觀性難以令人信服。

第三，民主指數的評估與打分過程存在極大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在擴大考察維度的同時，民主指數在賦值和打分方面對各個子項中的問題做了極大的簡化處理。例如，為了便於回答和加總分值，相關問題往往被簡化為“是”、“否”和“中”等兩個或三個選項。相應的，選項所賦分值多為0分或1分，個別存在“中”選項的部分會增加0.5這一分值。可以說，用這種極端簡化、非黑即白的處理方式來考察一國或地區的民主狀況，其最終結果的可靠性本身就要劃上一個極大的問號。此外，不同選項的得分究竟是依據自主調查數據還是第三方數據、抑或二者兼有？哪些問題的評分來自所謂的“專家評估”？哪些來自民意調查？二者之間的比重又是如何劃分的？對於這些問題，民主指數及其評估報告均未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民主評估亟需中國立場與實踐

實際上，民主的評估與測量從來就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學術性活動。二戰結束以來，受到西方社會科學領域行為主義革命和后行為主義革命的深刻影響，西方學界對於民主的評估與測量始終保持著極高的興趣與關注度。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相繼投身其中，樂此不疲。20世紀50年代以來，針對民主測量與評估的研究不斷涌現，形形色色的測量方法、指標體系與排名層出不窮。進入冷戰階段后，個別西方大國出於意識形態與國家戰略利益的需要，不斷加大對涉及西式自由民主研究與推廣的學者以及相關非政府組織的扶持力度，並將其所進行的全球自由、民主類測評作為宣揚西式自由民主和價值觀的“利器”加以控制和利用。伴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贏得意識形態戰爭“勝利”的西方國家並沒有就此罷手，而是繼續將國際民主測評作為維護並擴大全球戰略利益和話語權的重要工具。當前，在民主指數、全球自由評估、轉型指數、全球和平指數等名目繁多的指標、排名的背后，既不乏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傲慢與偏見，更有力圖維護少數西方大國戰略利益與話語霸權的現實考慮。

在對中國這個當前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評估方面，民主指數的傲慢與偏見可謂盡顯無遺。自2006年首次發布以來，中國在歷次民主指數報告中的分值分別為2.97（2006）、3.04（2008）、3.14（2010）、3.14（2011）、3.00（2012）、3.00（2013）、3.00（2014）、3.14（2015），始終處於所謂“專制獨裁”國家的行列中。相比之下，印度歷年的得分幾乎都是中國的兩倍以上。然而，無論從其低下的治理能力和效率，還是居高不下的腐敗程度等方面來看，印度的真實狀況都離民主指數所描述的亞洲“民主”典范形象相去甚遠。伊拉克、埃及等國家的民主指數得分也都在中國之上。這些國家為什麼能夠獲得較高民主評分？答案就是它們實行了所謂的西式選舉。在這一方面，同處亞洲且剛剛經歷選舉過程的緬甸更是鮮明例証。2013年之前，該國的民主指數始終在3.00甚至2.00以下。而在實行了普選的2015年，其“選舉過程與多元化”一項的得分便由去年的1.92大幅提升到3.17。相應的，緬甸民主指數總得分相比往年一躍達到4.14，一舉擺脫“專制獨裁”而步入“混合政體”國家行列，並被列為2015年度亞洲民主發展的一大“亮點”。可見，在以是否實行西式選舉作為重要評判標准的前提下，許多國家往往會被簡單粗暴地貼上“專制獨裁”的標簽。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已經轉向了圍繞國際話語權的爭奪。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民主評價話語權的劣勢不僅意味著缺少對本國政治發展進程的國際闡釋權，更是對自身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在國際民主測評領域，一味選擇主動向西方靠攏或寄希望於西方主動釋放所謂“善意”無異於緣木求魚。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改革開放38年來，中國在政治發展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成就不但極大促進了本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而且也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豐富的、可資借鑒的經驗。

值得肯定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治理概念的興起，國內從治理或善治角度展開的民主評估與測量的相關研究與實踐正在不斷涌現。例如，2015年12月，華東師范大學《2015國家治理指數年度報告》正式對外發布。該報告共對全球111個主要國家的治理指數進行了比較和排名，其中新加坡位列第一，中國位列第十九。無論從人口規模還是國土面積、經濟總量等方面來看，中國均是唯一一個以“發展中大國”身份入選前20的國家。從全面反映和評估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該指數對近年來中國在治理層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大體客觀的反映與評價。

當前，在少數西方大國持續佔據民主評估話語權優勢的背景下，我們顯然不能寄希望於西方既有指標體系主動做出“調整”。短期內，中國在政治發展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顯然也不足以改變西式自由民主固有的傲慢與偏見。國際民主評估領域的歷史和現實也告訴我們，圍繞民主的評估與測量必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既要樹立長遠的戰略眼光，又要時刻以穩健、可持續的方式積極推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發展成就與經驗的不斷積累與升華，中國必然能夠突破西式話語霸權的束縛，不斷展現出自身在國際民主評估領域的特點與優勢，從而最終確立起中國自身政治發展道路的國際地位及其相應的話語影響力。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