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三門學問——讀《紅軍：1934-1936》

師永剛、劉瓊雄編著的《紅軍：1934-1936》一書，對紅軍長征的艱苦歷程進行了追溯。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艱難跋涉改變了民族的命運，紅軍在長征中發現著生存的空間，尋找著革命的路線，修正著前進的方向，最終在槍林彈雨、風霜雨雪中創造了震撼世界的歷史奇跡。

苦難美學

長征的苦難美學是理想之美，信念之美。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跟著中國共產黨革命到底的革命理想和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理想信念給予紅軍向死而生、絕境重生的精神力量。張聞天說：“為什麼二萬五千裡長征能夠有這樣偉大的影響力呢？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充分表現出了她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斗、犧牲與堅持到底的精神。在長征中，我們曾經遇到了無數困難，許多困難幾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們隻有一個思想，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克服這些困難，要為自己的理想奮斗到底。”（《張聞天選集》第167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長征出發時的紅軍戰士大多數是貧苦農民，他們因為生活艱難、遭到壓迫、受人欺凌而加入紅軍。可以說，這是一支天生就不怕吃苦的隊伍。《紅軍：1934-1936》一書寫道：“1934-1935年的中國，似乎特別多雨。紅軍沿途都是在大雨泥濘中艱難前進，經常摔跤。”這樣的描述看似波瀾不驚，實則埋藏著無以言傳的痛苦。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紅軍經過無數血戰，歷盡艱難險阻，受盡重重磨難。“三方四路”紅軍先后參加戰役戰斗600余次，犧牲營以上干部432人。湘江戰役之后，紅一方面軍從踏上長征路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到達陝北吳起鎮時僅剩8千人。有人計算，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到陝北，平均每走1公裡，就有4名紅軍戰士犧牲，每12人中大約隻有1人到達陝北。每突破一道封鎖線，都有一批紅軍戰士倒下，大難不死的幸存者繼續前行、浴血奮戰。南方游擊隊面對敵人的“清剿”“進剿”“駐剿”“搜剿”，躲在岩洞、草棚裡，以野菜和樹皮充飢。這樣的折磨、這樣的煉獄無疑是成就一番大事業的氣象。元代詩人李京在《金沙江》一詩中寫道：“干戈浩蕩豺虎穴，晝不遑寧夜無寐。”敢入虎穴、勇闖激流、背水一戰的紅軍用肉體的苦痛換來了精神生命的拓展、理想信念的閃光，充分展示了生命的超越性和崇高美。培根認為，“人的意志力量如不依托一種信仰就不可能產生。”意志鍛煉與精神信仰融合在一起，使紅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和堅毅，實現了從難兄難弟到信仰共同體的角色轉換。

長征的苦難美學是英雄之美、豪壯之美。“怕苦不來干革命，怕死不來當紅軍”。吃苦是紅軍的本色。苦難造就了紅軍的樂觀、堅忍和偉大。楊成武在《憶長征》裡寫過夜行軍的浪漫：“隊伍隱在山影裡，看不到一點行跡。偶爾能聽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的‘窸窸窣窣’的響聲，風從樹梢上吹過，發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時那種節奏緩慢的低喧。”這種詩意來自對苦難之旅的默默體會和平靜接受。“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紅軍已經成為人類在艱難環境中爭取生存、爭取勝利的精神符號。行軍途中，在附近沒有敵軍的情況下，紅軍連隊之間還會拉歌，唱這樣的歌：“神聖的自由土地誰人敢侵？紅色政權哪個敢蹂躪？啊！鐵拳等著法西斯蒂國民黨，我們是紅色的戰士。拼！直到最后一個人！”在苦難面前，紅軍煥發出生命中那種朝氣蓬勃的精神。毛澤東的長征詩詞顯示了從容面對苦難的詩性智慧。“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淒厲悲壯之中，難掩戰勝敵人、征服大自然的英雄豪氣，顯示了強大的生命意志力和驚人毅力。楊成武在日記中這樣描述翻越雪山的場景：“（此時）每人拿著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夾在腋下，有的興致勃勃地上下揮舞，隨著‘征服夾金山，創造行軍奇跡’的口號聲，無數根木棍一齊指向天空，像呼的豎起的一片無葉的樹林。”長征之所以被稱為人類歷史的英雄壯舉，不僅僅是因為其歷經苦難之深，關鍵在於紅軍在苦難面前表現出了令人贊嘆的英雄氣概。這是一群咬緊牙關、迎難而上、挑戰人類極限的鋼鐵戰士，他們盡管骨瘦如柴、衣衫襤褸，卻具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刮骨療毒的頑強意志。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表達了內心升騰的英雄豪情：“我以文弱之軀，經此磨折而今日還能生還，自慶更生。但同時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長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並且到了許多夢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

從躲避苦難到承受苦難再到戰勝苦難，長征的苦難美學得到了升華。在死亡面前，紅軍將士從容、堅強、壯美。無論是方志敏、劉疇西、瞿秋白、劉伯堅等被敵人抓捕殺害的紅軍領袖，還是何叔衡、賀昌、陳樹湘、尋淮洲等犧牲在戰場或轉移途中的紅軍將領，都以“為革命而死，死而無憾”的堅定態度面對死亡。荒無人煙的大草地是無邊無際的死亡之潭，吞噬了多少疲憊不堪的紅軍戰士。《紅軍：1934-1936》一書這樣描寫紅軍過草地的場面：“紅一軍團有一個班，整整齊齊地兩人一組，背靠著背，懷裡抱著槍支，像熟睡了的樣子，他們再也沒有醒過來。特別是快走草地的最后兩天，像這樣靜靜地長眠在草地的戰士成片成堆。”與死神的較量是安靜而殘酷的。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說：“苦難使得意識回歸到它本身。一個不曾認識痛苦的人或許能夠知道他做什麼想什麼，但是並不是真正知道他所做的所想的。”“因為唯有苦痛、唯有渴望不死的激情的渴望，才能使人類的精神成為它自己的主宰。”

絕處逢生

長征的生存哲學是勇於自我拯救的哲學。經歷了連續五次的“圍剿”，紅軍已經面臨絕境，在生死存亡關頭，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化危為機、化險為夷。到哪裡去？既是一個生存問題，也是一個戰略問題﹔是一個軍事問題，更是一個哲學問題。這個問題，當年集結在於都河北岸的紅軍官兵都找不到答案，大多數人的想法是“跟著前面的人走就行”。經過漫長的艱難跋涉之后，通過對自身生存境遇的沉思、對生存困境的審視，他們擁有了共同的人生哲學：自我拯救、堅持到底。正是由於紅軍堅持自我拯救，才擁有強大的生命意志力，創造了“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飢志越堅”的生命圖景。學者韓毓海說：“長征是歷史中的奇跡，是人間的天國，是對不可能的解放的永恆召喚，是無數過去對無窮未來的祝福。長征時的共產黨人一無所有，如果有，這就是紅軍擁有革命者的意志，它使革命者神聖。”（《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267頁）

長征的生存哲學是辯証認識失敗的哲學。長征是從失敗開始的。從失敗中挽救紅軍是長征最緊迫的使命。其實，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向贛南閩西進軍時期，毛澤東就堅決反對失敗情緒在紅軍隊伍中蔓延。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寫道：“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隻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仿佛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從失敗中看到希望，從挫折中預言勝利，這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既體現了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登高望遠的戰略思維，也體現了以弱勝強、以柔克剛的斗爭藝術。從某種意義上說，長征是紅軍對每一次敗仗進行反思、吸取教訓、糾正錯誤的過程。毛澤東對於失敗的態度是理性的、辯証的。他始終認為紅軍的失敗是暫時的、部分的，在一個方面來說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來說是勝利了。

長征的生存哲學是努力擺脫困境的哲學。毛澤東對於擺脫困境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他曾說過：“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后來剩下不到三萬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動搖。三萬人比三十萬人哪個更強大？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頁）

尋找出路

地理裡面有政治，有命運，有歷史規律，也有生死存亡。革命地理是尋找出路、尋找方向的行走地理，是從迷惘到堅定的精神地理，也是從邊緣到中心的政治地理。

長征不但觸動了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復雜因素，而且也包含著變化莫測的人地關系。在夾縫中求出路，既要洞察敵我力量的懸殊對比，又要認清各路軍閥保存實力的盤算，就必須深刻理解革命地理。地理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也是容納理想和抱負的空間。對空間的認識決定著一個人的眼界、一個集團的氣魄。革命地理學是革命者的精神空間，是外人無法理解、難以掌握的一門學問。

長征的革命地理學是爭取回旋余地的革命地理學。毛澤東熟讀軍事地理，特別是清人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有言：“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戰者。”（《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084頁）隻有把握住“可守之地”，才能獲得回旋的余地，從而贏得進攻的主動權。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的高超指揮下，運用避實擊虛、聲東擊西的靈活機動戰略戰術，紅軍從敵人重兵間隙中飄忽往來、穿插自如。毛澤東堅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從不利戰局中尋找有利因素，化被動為主動，變有形為無形，以無法復制的軍事智慧書寫了“四渡赤水”等“神來之筆”，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

長征的革命地理學是走向勝利的革命地理學。長征的目的地是在行進過程中經過不斷調整而形成的選擇，這不僅是一個行軍計劃問題，更是一個走向最終勝利的戰略問題。《紅軍：1934-1936》一書有言：“長征是20世紀30年代國共雙方軍事力量在中國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也是一場較量意志與判斷、天時與地利、信心與計謀的棋局，勝負分際存於微妙一線。”革命地理學集中體現了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也隱含著智者的靈感、歷史的玄機，展現著地球上的紅飄帶所經歷的風雨滄桑，所帶來的希望之光。長征路線上也曾留下中國古代革命者的足跡，無論李自成、張獻忠，還是石達開，都曾企圖利用險固地利獲得天助，但是不同的地理選擇導致了不同的結局。學者李零說：“長征是一次勝利大逃亡，死裡逃生、因禍得福。它既擺脫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也擺脫了過去的革命思路。從此，革命從南方轉到北方。”（《我們的中國·思想地圖》，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223頁）革命地理學是革命精神、革命智慧、革命戰略的有機統一體，它不屬於膽怯者、畏縮者、逃避者，它隻屬於勇敢者、奮斗者、勝利者。紅軍的革命地理學說到底是為理想和信仰而不懈奮斗的紅色之旅，也正是有了理想和信仰的支撐，紅軍才能跳出歷史覆轍，走向偉大的勝利。（丁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