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文化的靈魂——讀公方彬教授的著作《大思想》《大戰略》

　　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三次大思想時代，又是因為噴涌的大思想，成就了三次文化大繁榮，進而孕育出改變人類生活的三次工業革命。分析其間規律，皆為思想引領文化，文化繁榮為下一次思想突破奠定基礎，提供母體或溫床。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動因。

　　第一次大思想時代是公元前的“軸心時代”，第二次大思想時代是席卷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第三次大思想時代是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一直到當下繼續發展中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就是說，因為有了一代代思想家們的大思想，人類文明實現不斷躍升，進而有了享用不盡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盛宴。

　　我們常講民族差異，差異在不同民族有不同性格，而不同民族性格生成於不同的文化，為什麼會出現文化差異？在於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開啟者。換言之，是不同的大思想家以不同的思想開啟文化道路，包括特有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和行為習慣等。

　　開啟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使中西分野。中國的孔孟老庄開啟中華文化，由於孔孟的儒家思想發展成為主流和主導，而造就出今天的民族文化個性，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為強悟性，重歸納﹔而開啟西方文明的希臘三聖：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則塑造了西方的文化性格，在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上強邏輯，重演繹等。

　　既然我們知道了人類三次思想繁榮期中國隻參與了第一次，也知道大國崛起於文化和文明創造，中華民族要再造輝煌，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推動一次思想創造和文化繁榮運動。這就需要呼喚一批思想家和文化大師，以他們創造的能夠光耀世界的大思想，把中華民族托舉於人類文明的制高點，或前進的引路者的境界。

　　公方彬教授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大思想》、《大戰略》，我先翻閱了《大思想》。公方彬教授的文論以獨立思想見長，不斷提出一些具有創造性和前瞻性的命題，給人以思想啟發的同時，彰顯思想者的理論勇氣。比如，《大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是“新政治觀”，因為涉及到黨的轉型和政治體制改革，所以文章發表時即在國內外引起不小的反響。包括該著作中的另兩大命題“核心價值觀”和“精神建構”，也都因重大和獨到研究，而取得不斐成績。

　　我和方彬教授有很多年的思想交流，其所研究的許多問題原本就是我們共同關注的，比如愛國主義是我們的精神力量之源，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內含外延都不同以往。在政治制度對抗時代，愛國的特征和表現形式生動而又鮮明，當歐洲一體化將國界“消滅”，一次公投即分割國家，雙重國籍被許多國家接受，尤其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大大改變人們的國家認知，注定愛國主義必須作出新的解讀和詮釋。正是這樣的原因，像《大思想》中提出一系列社會熱點焦點問題，如“全球化時代的愛國主義”，自然引起讀者共鳴。

　　公教授的《大思想》以新政治觀、核心價值觀和精神建構形成了內在的思想體系，其著力點在於探尋民族躍升的路徑和突破口。《大戰略》則是將大思想中的理論構想融入國家戰略設計，其中“大國領袖”、“大國交往”、“大國治理”、“大國軍隊”都是戰略層面的設計，其核心和主線，仍然是“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及其在內政外交中的具體體現。

　　“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揭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大國崛起的規律，必然是化解當下世界矛盾與沖突的出路。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就必須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所謂：新崛起大國必然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認為自己的領導地位受到挑戰時，必然進行遏制，戰爭不可避免。看一下二戰以來，包括冷戰結束后的世界，世界仍然不太平，恐怖籠罩歐洲和美國，運籌如幽靈游蕩於西亞北非國家。追根尋源，就是世界沒有找到避免文化、宗教沖突的路徑。

　　邏輯推理，隻要世界能夠“跳出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真正成為“命運共同體”，就會走到“開創文明”的道路上來，因文化和宗教差異造成的誤解就會減少，沖突就會化解以致消失。問題是文化的創新是需要思想來引領，在政治決定一切的中國，隻有實現政治觀的突破，才能找到自我超越的路徑和突破口，由此支撐中國崛起於世界，引領世界文明的前進。這也是《大思想》、《大戰略》的著力點所在，是思想理論創新所在，自然，也是其意義和價值所在。

　　公方彬教授被《人民論壇》評為我國“十大思想人物”之一，他因有思想而影響學術界。

　　公教授說，他的下一本著作是《大智慧》，核心還在於政治問題，尤其是圍繞“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討論黨的轉型與中華民族的大國道路，這是他探尋新路徑的邏輯起點，我們期待著他的新著早日面世。

　　（作者為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