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及其當代意義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來到中國將近120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將近100年。那麼，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怎樣看待中國的，中國在他們心目中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視研究中國問題的，據有關專家統計，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國的地方有800多處，其中僅《資本論》及其手稿，就有90多處[1]。《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就是這些論述的集成，於2015年12月出版了新版。認真學習這些論述，對於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及人類文明進步事業都有重要意義。

　　一、《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版本由來及其文獻寫作背景

　　（一）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版本的由來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迄今有5個中文版本。

　　第一個是1937年版本，由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該版本內容分為三篇。第一、三篇的題目分別是《古代東方的特點與中國》和《世界商業與對華政策》，這兩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古代東方和中國的論述摘錄。第二篇的題目是《關於中國的論文》，主要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於1853年到1862年間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及《維也納新聞》上發表的有關中國的論文，這部分是該書的主體。這個版本是由當時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后改為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工作的幾位中國同志根據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等選編並翻譯成中文的。該版本首次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的論述編輯成書，對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並指導中國革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它也存在明顯不足，正如書前邊《譯者的話》所說，當時“翻譯這本書的時候，因為缺乏中文參考書，無法找到書中所引証的一切文件原文，所以有幾條引証，隻得譯出大意”。[2]

　　第二個是1938年版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這是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版本的重印本。雖為重印，但對其中的譯文作了不少校訂，彌補了原版的一些不足﹔且該版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中文譯本，此后再版多次，影響很大。解放前，曾被列為“干部必讀”叢書（12種）之一。1953年11月再版時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個是1957年版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在解放社版本基礎上修訂的新版本。該版本除了將一、三兩篇根據《資本論》等中譯本及俄譯本作了一些校訂外，主要將第二篇論文部分作了較大補充和校訂。一是根據端奈 陶爾編、1951年倫敦出版的英文本《馬克思論中國》（馬恩這些論文都是用英文發表的）以及民主德國馬恩列斯研究院編、1955年柏林出版的德文本《馬克思論中國》作了全面校訂﹔二是將馬恩原來引用中文的地方，盡可能查明出處，改成中文原文或用加注說明，同時增加了譯者注和英文本編者注﹔三是根據英文本補充了5篇論文（包括《劃艇亞羅號事件》《巴麥尊內閣的失敗》《俄國與中國》《毒面包案》《英國的政策》），使原來的17篇增加到22篇，其中馬克思的19篇，恩格斯的3篇。[3]該版本於1961、1963年重印。

　　第四個是1997年版本，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在1957年版本基礎上重新選編校訂的新版本，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庫”叢書之一出版。該版本改動較大，體例上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收入文章18篇（實際上也是22篇，包括“鴉片貿易”一、二，“新的對華戰爭”一、二、三、四）﹔第二部分是摘錄，把原來的第一、三篇合並在了一起。該版本譯文改動也較大，特別是把英文本編者加的題目改成了更合理的題目，如把“劃艇亞羅號事件”改為“英中沖突”﹔把“俄國與中國”改為“俄國的對華貿易”﹔把“貿易與條約”改為“英中條約”等﹔摘錄的題目和內容也作了較大調整，使有關論述收集更加全面。該版本所收文章和摘錄盡可能採用當時的新譯文，即上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問世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個別沒有新譯文的採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譯文。

　　第五個是2015年版本，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在1997年版本基礎上重新精選和校訂的新版本，作為“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文庫”叢書之一出版。該版本仍為兩大部分，但有重要的修訂、補充和完善。第一部分是“專題文章匯編”，收集文章18篇﹔第二部分是“重要論述輯錄”，全面收錄了馬恩有關中國的論述。該版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寫了一個很有分量的長篇“編者引言”，詳細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注和研究中國的時代背景、重大意義，本書的主要內容、核心觀點，以及本書的編輯體例、版本特色等。在譯文方面，該版本採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2009年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三版（2012年出版）的最新譯文，並對個別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論述譯文進行了重新審核和校訂。因此，該版本是迄今所編譯的內容最全面、譯文最准確、資料最翔實、體例最規范、解讀最深刻的一個版本，是我們學習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中國觀的權威教材。

　　（二）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國的歷史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要關注和研究處於遙遠東方的中國？應當說，這是由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馬克思恩格斯所擔當的歷史使命決定的。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歐洲誕生，同時，在東方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這個亞洲的代表從此進入了近代社會，即由封建社會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東西方發生的兩大歷史事件看似沒有什麼聯系，然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絕非歷史的巧合，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狂飆突進，同時，社會矛盾劇烈，工人運動此起彼伏，馬克思主義便應運而生。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作為最后一塊巨大的世界市場，成為西方列強爭奪的重點。英國作為當時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為爭奪中國市場，於1840-1842年發動了對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又聯合法國、美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樣，中國以及在中國發生的戰爭也就成為西方包括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

　　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創立自己的理論時，已經關注到中國發生的事情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后，他們作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特約通訊員，更加注意觀察和研究中國問題，於1853年到1862年間寫了一系列專題文章。這些文章是作為通訊報道或社論發表的。與當時的西方媒體不同，這些報道真實客觀、評論科學，全面反映了兩次鴉片戰爭，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過程、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的對華政策，同時報道了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反抗、中國封建王朝的無能，科學分析了戰爭的性質，以及中國社會的歷史、當時國情和未來走向，讓世界人民了解了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的真實面目，也了解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國，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實踐的需要使然。從理論上講，馬克思恩格斯要為無產階級制定革命理論，不僅需要了解歐洲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也需要了解東方社會的情況﹔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國內的矛盾和危機，也需要研究其國際矛盾和危機。所以，當時中國問題進入他們的視野是必然的。他們很想知道中國的歷史、當時的社會現實，特別是西方入侵中國的真實情況，更想知道中國危機對西方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影響，以便為制定科學理論提供支撐。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們就已經在研究東方社會，包括中國、印度、俄國等，曾經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思想﹔在此之后，他們繼續研究東方社會，特別是專門研究了俄國村社制度及其演變，目的是要解決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和實際存在的多樣性的關系問題。從實踐上看，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后，工人運動陷入低潮，馬克思恩格斯要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准備，這就需要研究中國等東方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期望中國危機和中國革命能夠引發西方革命，能夠給亞洲乃至世界文明帶來新的曙光。

　　二、馬克思恩格斯中國觀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總看法，其中包括研究中國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包括關於中國的歷史、19世紀國情、社會性質、中外關系、未來走向的分析論述，還包括關於鴉片戰爭以及相關的文明轉型、殖民主義、西方新聞報刊本質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科學判斷。

　　（一）關於研究中國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19世紀中葉及其前后，關注和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人不少，但多數人對中國特別是對鴉片戰爭等重大問題持有偏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要麼站在資產階級侵略者立場上，要麼站在自己利益立場上，包括站在狹隘民族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立場上，持著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則始終站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立場上觀察和分析中國問題，同時，他們有著科學的唯物史觀作指導，特別是運用了“世界歷史”分析方法，因而，能夠對中國有關問題做出科學的闡述。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19世紀中葉的中國問題與世界面臨的資本主義危機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在1853年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開宗明義，引用黑格爾“兩極相聯”的辯証觀點，開始了對中國問題的分析。當然，馬克思的辯証法並不是黑格爾辯証法的簡單照搬，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所引發的中國革命與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18、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開始了，因為經濟發展的世界市場化，使得各民族在經濟上聯成一體。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落后國家不得不被迫卷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世界潮流之中。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下，“天朝帝國萬事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4]。而西方資本主義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其內在固有的矛盾也暴露出來，這就是對內殘酷剝削工人，對外血腥開辟殖民地、掠奪殖民地人民的財富。這必然要引發國內矛盾以及與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中國作為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約3億，佔世界人口總量的約1/3）、經濟體量較大的國家，必然要隨之產生內外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矛盾。而由這些矛盾引發的中國革命也必然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聯系在一起。后來列寧、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分析是與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的，即中國革命，特別是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還運用“世界歷史”分析方法，預見到太平洋經濟中心時代的到來，主張把中國放在這種世界格局轉變中來看待。馬克思是一位嚴謹科學的理論家，他反對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認為隨著世界經濟交往的增加，世界經濟中心會轉移。正像古代和中世紀地中海是中心，到18、19世紀大西洋是中心一樣，隨著美洲和亞洲航線的增多，太平洋兩岸將會成為世界經濟新的中心，包括美國的舊金山、中國的廣州、新加坡、澳大利亞的悉尼，都會變成人口稠密、貿易方便、工業發達的地區。“那時，太平洋就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線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將要下降，而像現在的地中海那樣隻起一個內海的作用”。[5]馬克思的預言今天已經變成現實。

　　馬克思恩格斯絕非純粹的科學主義者，同時也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們的價值觀是追求人民幸福、人類解放，而不是狹隘的資產階級利益觀或狹隘民族主義。他們始終站在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一邊，為維護其利益和尊嚴而奔走呼號。他們歌頌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英雄氣概，也褒揚中國政府中一些正直官員面對侵略者的正義抗爭，而貶斥、揭露侵略者的言論和行徑。一句話，馬克思恩格斯是從歷史的標准和道德的標准，亦即科學標准和人文價值標准來評價歷史事件的。他們是真正的歷史代言人、正義伸張者。因此，他們能夠對有關中國的一系列問題做出科學公正的歷史評價、法律評價和道德評價。

　　（二） 關於中國的歷史、當時國情和未來走向的科學分析。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中國古代文明曾經給予人類文明發展以巨大貢獻。馬克思高度贊揚中國古代技術發明對世界的影響：“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6]恩格斯也說，“火藥和印刷術的發明”，“具有光輝歷史意義”[7]。恩格斯還說，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在7世紀傳到阿拉伯人那裡，在9世紀輸入意大利[8]。馬克思恩格斯還論述過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明，如發明了火炮、紙幣、算盤、茶葉、絲織品、養蠶業等。[9]所有這些，都曾經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明的進程，甚至改變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從18世紀開始，英國人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不僅如此，中國人口一直佔據世界之首，經濟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直到19世紀初期，中國還是白銀大國。馬克思說，“從17世紀初起，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對歐洲和美洲的金銀市場一直起著重要的影響。”[10]

　　然而，到了近代，中國逐漸落伍，特別是進入19世紀后，中國國力逐漸下降。從1931年開始，歐洲對亞洲的貿易順差出現。馬克思這樣寫道，“對亞洲的輸入在1697年不到英國出口總額的1/52，而1822年已經達到約1/14，1830年達到1/9，1842年達到1/5強”。“在1842年，現代貿易史上第一次真的發生了白銀大量從亞洲運往歐洲的事情。”[11]

　　中國之所以衰落，直接原因是英國等西方列強的入侵。馬克思指出，“英國的仁慈強迫中國進行正式的鴉片貿易，用大炮轟倒了中國的圍牆，以武力打開了天朝帝國同塵世往來的大門，金屬貨幣流通才發生這樣一個明顯突出的轉折。”[12]

　　然而，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沒有跟上時代潮流。16世紀以后，西方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從農業經濟逐步轉變為工業經濟，從民族性的封閉發展逐步轉變為世界性的開放發展，從封建社會逐步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一句話，從古代文明逐步轉變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從而，人類社會的結構乃至整個世界格局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農村逐步從屬於城市、未開化或半開化的農業文明的國家逐步從屬於工業文明國家、東方逐步從屬於西方。[13]

　　中國社會則由於閉關自守而停滯不前。馬克思說，“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14]中國就像一塊古代社會的活化石，社會基礎長期停滯不動。經濟上，中國一直是自然經濟，正如馬克思所說，妨礙與世界經濟交往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15]盡管到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貿易大國，但由於經濟結構落后，最終必然被先進的工業經濟所打垮。馬克思認為，這種自然經濟抵觸新的工業經濟，而且“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16]政治上，中國長期實行封建專制，“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而“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而維系“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系”就是“家長制權威”。[17]與這樣的經濟和政治相一致，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國的皇帝及其周圍的大官們常常“墨守成規”、“安於現狀”﹔而中國百姓常常保守落后、性情柔弱、過於節儉，寧願庫藏金銀也不願購買國外新產品。因此，中國這個東方古國已經成為“腐朽的”、“半文明”的國家，統治者必然“喪失統治權”，而其人民也似乎必然要被西方的鴉片所麻醉，然后才能“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18]

　　在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中國不得不被卷進西方領導的工業文明中來，使得傳統社會解體。[19]西方列強不僅實施炮艦政策使得中國割地賠款，用廉價商品佔領中國市場，還對中國官員加以賄賂，進行非法鴉片貿易，毒害中國人民的肉體和精神。於是，造成了中國的金銀外流、財政減少、行政機關腐化以及對百姓的稅收增加等。馬克思說，“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結果必然是傳統社會解體。[20]

　　英國等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造成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造成巨大的、令人吃驚的破壞，侵略者的野蠻行徑不僅破壞了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破壞了中國傳統的優秀道德文化﹔另一方面，帶來了新的生產力，並迫使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系，打破全盤排外意識，接受新的思想，使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最后必然引起人民革命，摧毀舊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新世界。馬克思在論述英國侵略印度的結果時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21]。英國等侵略中國的結果也是如此。恩格斯說，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而1894年的中日戰爭則造成“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制度”完全崩潰。[22]

　　中國革命的動力最終來自於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對當時已經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它不僅會動搖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甚至會引發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23]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中國早期民主革命的局限性。例如，太平軍具有宗教色彩，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使命，而隻想改朝換代﹔隻知道破化，不知道建設﹔隻會勇敢戰斗，而害怕群眾﹔軍紀不嚴，招收流氓無產者參軍，採用引起恐懼戰術，給人以凶神惡煞的印象等。這些都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24]但他們認為，中國人民的覺悟會隨著革命斗爭的發展而不斷提高。恩格斯分析道，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中國民眾還“保持平靜”，對戰爭漠不關心，但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反抗外敵的情緒就空前高漲，“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斗爭”，“表明他們已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25]。

　　中國社會的前途怎樣？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中國隨著引進西方的先進生產力，包括鐵路、輪船、電報等新的交通聯絡工具，舊的文明即“以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為基礎的文明”將被消滅，新的工業文明將建立起來。恩格斯說，“在陸地和海上打了敗仗的中國人必定歐洲化，開放他們的港口以進行全面通商，建筑鐵路和工廠，從而把那種可以養活億萬之眾的舊制度完全摧毀。”[26]馬克思恩格斯預見到，隨著中國的發展，貧富兩級分化現象將出現，人們將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甚至要求消滅私有制。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將出現，且將不同於“歐洲社會主義”。他們說，“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 他們甚至給出了新中國的名字即“中華共和國”。[27]

　　馬克思恩格斯還預見到，中國將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新的重大影響。恩格斯說，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世紀的曙光。”[28]中國的工業化將會產生大量過剩人口，形成中國向國外的移民潮，並影響世界的勞動力市場，從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這樣，“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29]。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促成世界性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崩潰和社會主義新文明的誕生。

　　（三）關於兩次鴉片戰爭及其影響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科學判斷。

　　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包括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他們在宏觀分析中國問題的基礎上，重點對當時的鴉片戰爭及其影響作了深入研究。這些分析判斷對於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都具有長遠的指導或啟示意義。

　　關於鴉片戰爭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鴉片戰爭是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發動的“極端不義的戰爭”。英軍在戰爭中“自始至終大發獸性”。他們是“把熾熱的炮彈射向毫無防御的城市、殺人又強奸婦女的文明販子”。在戰爭中，中國人民“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英國為了對中國進行“非法的鴉片貿易”而尋找的借口“是毫無根據的。”“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30]

　　關於鴉片戰爭的起因。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兩次鴉片戰爭都起因於英國對中國進行的非法鴉片貿易，其直接目的是要掠奪中國財富。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用大量材料對此作了仔細分析。如1767年以前，輸入中國的鴉片不到200箱，而1800年，一年就達2000箱﹔1837年則達39000箱，價值2500萬美元﹔1856年輸入的鴉片價值達3500萬美元，英印政府從中獲得2500萬美元的收入，是其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31]

　　英國人發動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要搶佔世界市場，把中國變為自己的殖民地，同時，轉移國內外矛盾。進入19世紀40年代之后，英國工業突飛猛進，成為世界工廠。與此相應，其國內勞資矛盾突出，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不斷發生。同時，英國與后起的法國、美國等之間為爭奪世界市場的國際矛盾日益突出。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大國家，也是當時最大的農業經濟大國，必然要成為英國等列強爭奪的最后一塊巨大世界市場。而中國堅固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頑固的封建制度，以及人民的勤勞、節儉風尚等，對西方經濟形成強大的抵抗力量。所以，英國不惜採取炮艦政策，於1840年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從中國掠去大量財富，中國作為白銀大國的地位開始下降，與英國的貿易逆差形成。但是又過了十幾年，中國的發展勢頭稍好一些，1856中國茶葉出口增加63%，絲出口增加218%，又開始吸收白銀，加之印度也開始實行銀本位制，白銀又開始大量向亞洲流動。英國是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的。所以，馬克思斷定，第二次鴉片戰爭不久就會發生，並將比以前的影響更大。后來的歷史証明了馬克思預言的正確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不管英國採取什麼借口，它對中國發動戰爭是必然的，因為戰爭能夠使資產階級政府和投機商人欺騙國內外人民，“從而實現他們所設想的‘民族光榮’和‘商業利益’”。[32]馬克思用大量材料証明，英國政府是鴉片戰爭的總后台，其內閣首相帕麥斯頓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親手策劃者。

　　關於中國反對侵略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人民反抗英國等列強侵略的正義斗爭給予高度贊揚。當時很多英國人及其報刊污蔑中國人違背條約，野蠻無理，包括在戰爭中使用不規則的戰術等。馬克思則義正詞嚴地指出，“中國人這樣做，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33]。恩格斯也說，“中國人發起”的反抗侵略戰爭是“全民戰爭”，“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一場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的人民戰爭”。[34]恩格斯還稱贊中國人的務實精神和聰明智慧。他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人的軍事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就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35]馬克思恩格斯還肯定了當時中國政府對抗侵略者的正義做法。馬克思說，按照西方所謂“文明”的邏輯，中國政府本可以從鴉片貿易中通過收稅而謀取暴利，但是“中國政府決定：‘此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不得開禁’”﹔並“把吸食鴉片當作邪教一樣來取締”。[36]在處理中英矛盾時，英國人總是對中國人進行“斥責”、“攻擊”，“態度蠻橫，大肆恫嚇”，而所謂“野蠻的”中國官員則“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對英國人進行有理、有節的斗爭。但這一切都未能使“英國強權在東方的好戰的代表稱心如意。”[37]

　　關於鴉片戰爭的結果。兩次鴉片戰爭都以中國失敗而告終，英中由此訂立了1842年南京條約和1858年天津條約。馬克思說，這兩個條約都是英國人“在炮口下強加給對方的對華條約”。[38]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人輕而易舉地向中國勒索到大宗白銀”，即“420萬英鎊，其中120萬英鎊賠償被沒收的走私鴉片，300萬英鎊賠償軍費”，且“外加香港”割讓給英國。第二次鴉片戰爭賠償英國人1334000英鎊。[39]。所不同的是，法國、美國、俄國都不同程度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強迫清政府簽訂了1858年中俄、中美、中法天津條約。特別是俄國撈到的好處最多[40]。這開啟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歷史，也引發了列強之間的矛盾。

　　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馬克思指出，“不僅稱霸世界的列強和它們的臣民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發生沖突的跡象日趨嚴重，而且現時的列強相互之間的沖突正在一步步尖銳，乃至劍拔弩張，非由國君們來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41]所以列強爭奪世界市場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當然，這要由英國等內部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為信號。恩格斯晚年也預言世界大戰將爆發。實踐証明這些預言是正確的。列寧后來提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著名論斷，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關於戰爭引起革命。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鴉片戰爭引發了中國內部的革命，而中國革命必將引發西方社會危機，從而引發或加速西方社會的政治革命。

　　關於西方媒體的本質問題。馬克思說，“每一個公正無私的人在仔細研究了香港英國當局同廣州中國當局之間的往來公函以后，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是在英國人方面”。[42]但英國報紙對英國人的行為“諱莫如深”，它們向讀者隱瞞了事情的真相。在那裡，“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帶到各通商口岸去的傷風敗俗的弊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43]《泰晤士報》《經濟學家》《每日電訊》等著名報刊，不僅隱瞞事實，還篡改事實，自打嘴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按照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精明和謹慎的原則不宜討論那些不能帶來錢財的問題”。所以，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說的，西方新聞媒體本質上只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代言人，“都被黃金的鏈條和官方的鏈條同現政府緊連在一起”。[44]

　　三、馬克思恩格斯中國觀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中國觀所蘊含的一系列觀點和方法對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及其與世界的關系乃至人類社會的一系列相關問題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或啟示價值。這裡隻講主要幾點。

　　一是在研究當代中國和世界問題時，要堅持人民主體立場和“世界歷史”觀點。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替勞動人民說話，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其他理論的本質特點，也是馬克思主義能夠公正看待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時，要能夠科學客觀地分析問題，時刻把握世界潮流，看清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趨勢。19世紀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根本原因是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對世界的變化渾然不知，當然也就不可能跟上世界潮流。今天的時代與19世紀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潮流總趨勢沒有變。一方面，當今人類社會仍然處於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但又正在並將繼續被社會主義所逐步取代的歷史時代﹔另一方面，當今人類社會仍然處於馬克思所指出的文明形態和世界格局大轉型之中。所以，我們要堅定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堅信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要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和世界所面臨的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和人類文明進步事業，做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繼承者和發展者。

　　二是要始終把中國發展放在整個世界格局中來看待，學會用系統的、辯証的、歷史的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19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並指出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整個世界格局都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並由此導致農業文明國家從屬於工業文明國家、東方從屬於西方的世界格局﹔同時，他們做出了太平洋時代即將到來的預言。我們要把握當今中國的社會性質、特點以及未來走向，就要弄清中國今天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特別要弄清中國今天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發展水平，還應當弄清中國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應當說，經過幾代人的奮斗，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太平洋經濟中心時代也已經初見端倪，中國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但也要清醒認識到，中國仍然處於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之中，加之信息文明、生態文明的到來，中國要同時完成多重文明轉化，逐步從世界舞台的邊緣向中心邁進，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三是要學會從經濟結構演變規律的高度看待經濟發展的質量問題，不能滿足於經濟總量較高而忽視經濟質量的提升。如上所述，盡管到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經濟和貿易大國，但由於經濟結構是落后的農業經濟，最終必然被西方先進的工業經濟所打垮。這一教訓，我們應當永遠記取。蘇聯后來為什麼垮台？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一點也是經濟結構落后，例如把趕英超美的指標長期確定為傳統工業的鋼鐵、煤炭產量等，再則長期片面注重發展重工業，嚴重影響了民生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我國今天的經濟總量已經較大，但經濟質量還較低，根本原因也是創新型產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所佔比重較小，所以應當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特別是加強工業化與信息化的結合，同時加強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樣，方可在新的經濟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

　　四是要善於主動學習世界各國人民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反對狹隘民族主義。既要反對歐洲中心主義，也要反對亞洲中心主義，更不能搞狹隘民族主義。馬克思關於西方殖民主義兩重性的分析啟示我們，落后就要挨打，這是資本擴張的邏輯所決定的。一個民族要想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必須主動學習世界先進文明。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東方落后國家發展道路時特別強調這一點。近代以來，中國是典型的東方落后國家，為摔掉貧窮落后的帽子，一百多年來我們已經學習了很多世界文明成果，但還不夠，今天還須繼續主動學習世界的先進技術、管理方式、交換體系以及體制機制等。當然，也要根據中國國情來學習，不能盲目照抄照搬，更不允許“文明販子”們強迫我們接受所謂的新文明和“普適價值”。

　　五是要時刻警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以及新興經濟國家發展的干擾和破壞，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英國等列強當時為了自己的“民族光榮”和“商業利益”，尋找“借口”對中國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后來的西方強國對落后國家發動的戰爭不也是如此嗎？現在世界格局正在朝著有利於中國以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方向發展，西方大國是不願看到這種局面的。它們同樣會找各種借口來制造麻煩，甚至不惜發動新的戰爭，來達到它們的目的。對此，我們需要高度警醒，同時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進步力量，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六是要善於運用新聞媒體擴大我們的話語權，促進世界的公平正義。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等西方列強十分重視利用新聞報刊為其服務，今天仍然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揭露的西方媒體的資產階級本質不會變。我們應當反其道而行之，要在加強硬實力建設的同時，大力發展軟實力，學會運用新聞媒體特別是今天的互聯網新媒體來發出正義的呼聲，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讓人類世界變得更加公正、和諧、美好。

　　注釋：

　　[1] 參見韋建樺：《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樣看待中國——答青年朋友》，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

　　[2]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譯者於1937年4月寫的《譯者的話》。

　　[3]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第二版》，載《讀書月報》1957年5月23日“新書書評”欄，以及《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書后的《出版者說明》。

　　[4]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5]馬克思恩格斯：《時評。1850年1-2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275-276頁﹔《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頁。

　　[6]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1863），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頁﹔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卷，第200頁。

　　[7]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221頁﹔又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頁。

　　[8]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94頁﹔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頁。

　　[9]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49、152、158、164、167、168頁。

　　[10]馬克思：《歐洲的金融危機。——貨幣流通史片斷》，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

　　[11]馬克思：《歐洲的金融危機。——貨幣流通史片斷》，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8頁。

　　[12]馬克思：《歐洲的金融危機。——貨幣流通史片斷》，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36頁。

　　[14]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頁。

　　[15] 馬克思：《對華貿易》，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頁。

　　[16]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682-683頁。

　　[17]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1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4、113、114、137、60、6、7頁。

　　[19]恩格斯：《1847年11月30日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演說》，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132頁。

　　[20]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頁。

　　[21]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686頁。

　　[22]恩格斯：《致勞拉 拉法格》，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頁﹔又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頁。

　　[23]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24]馬克思：《中國記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25頁。

　　[25]恩格斯：《波斯與中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6頁。

　　[26]恩格斯：《致勞拉 拉法格》，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頁﹔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171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時評。1850年1-2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76-278頁﹔又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頁。

　　[28]恩格斯：《波斯與中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頁。

　　[29]恩格斯：《致左格爾》，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655頁﹔又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頁。

　　[30]馬克思：《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

　　[31]馬克思：《鴉片貿易史》，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3頁。

　　[32]馬克思：《英國即將來臨的選舉》，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頁。

　　[33]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頁。

　　[34]恩格斯：《波斯和中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65頁。

　　[35]恩格斯：《英人對華的新遠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頁。

　　[36]馬克思：《鴉片貿易史》，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頁。

　　[37]馬克思：《英國人在華的殘暴行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頁。

　　[38]馬克思：《英中條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頁。

　　[39]馬克思：《中國和英國的條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頁。

　　[40]恩格斯：《俄國在遠東的成功》，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頁。

　　[41]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頁。

　　[42] 馬克思：《英中沖突》，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頁。

　　[43] 馬克思：《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

　　[44] 馬克思：《英國即將來臨的選舉》，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