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02日07:56 來源：中國教育報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道德建設之所以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虛心地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道德教育的經驗，導致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夠，對道德教育規律的理解不足，從而對道德教育喪失了信心。
我們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夠，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道德教育處於“談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必要”的尷尬地位。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聖賢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並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形成了鮮明的特點。
目標明確、規范概括
中國傳統社會從治國理念的高度重視道德教育。《禮記·學記》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至關重要。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意思是說，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並使人的善良不斷增長。這句話強調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先學做人，后學做事，即先培養德行，后學習知識、技能，也就是《三字經》上說的，“首孝悌，次見聞”。隻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証社會的長治久安。
中國古人認為，大道至簡。中國傳統道德規范明確簡要，易記易傳，因而成為千百年來人們普遍奉行的價值觀，這包括“四維”，即禮、義、廉、恥﹔“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內容豐富、形式多樣
因為由儒、釋、道三家共同承擔，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除了倫理道德教育之外，還包括因果教育，核心都是教導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特別是因果教育，貫徹於儒、釋、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經》有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學》有言，德本財末，“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有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皆屬因果教育。道家以講因果報應為主題的《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都屬於古代讀書人的必讀書。佛家把因果規律講得更為徹底。這些都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風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樣，並且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說文解字》中說：“育，養子使作善也”。古人持家治國，可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但自五四運動已來，傳統文化慘遭批判，家規大都被廢棄，即使能夠自我反省，也因無所憑依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致使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做人的准則，導致不少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所以，重視家庭教育，從小教會子女做人的規矩，也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觀。
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大學》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群書治要·漢書》中說，“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沒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們設立大學以教化於國都，並設立庠序（地方學校）以教化於城鎮鄉村。
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無不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際網絡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社會教育對人的價值觀更是有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因此，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等，更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次序合理、保障有力
《群書治要·論語》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這就是說，勸人為善的道德教育，應當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這是因為，孝的教育，培養的是人的一種恩義、情義的情感。如果恩義、情義的處世原則培養不起來，就會形成一種以利害為取舍的處事原則，這樣的人往往就會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而孝是靠老師來教導的，孝親與尊師緊密聯系在一起。老師所教導的孝包括：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慧。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群書治要·孝經》上也講：“長幼順故上下治”。可以說，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孝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
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是通過教育、考試、人才選拔、監察、法律、激勵制度保障的。例如，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有：“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
除了從法制方面強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國傳統社會還通過建筑物的設計來有效地強化和實現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的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民間的四合院，正是為了便於實行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大家庭的生活。這種高度藝術化的社會教育，體現在傳統建筑、雕塑、音樂、繪畫、美術之中，成為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見，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並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簡單地說，社會弘揚什麼，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麼﹔反對什麼，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麼。也就是說，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方法有效、重點突出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因此特別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於言教”，強調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在這方面，《群書治要·荀子》強調：“聖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順上守法而安樂之矣”。真正賢聖的國家領導人不僅是身體力行了禮、義、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國理念上落實“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人。
中國古人著重培養的是每一個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如今，小至家庭夫婦之間的沖突，大至種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彼此隻知道責怪對方，而不能夠反躬自省而導致的。所以隻有從小教導人培養起“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責任意識，遇到矛盾每個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責對方，才能最終化解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和諧和世界和平。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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