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哲學破解“公平之困”

作為經濟學的“哥德巴赫猜想”與哲學的人文關懷向度，公平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共同關注的焦點。從不同的研究范式出發，各種理論學說在堅守與融合中確實為詮釋公平思想平添了新的內容。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現實世界依舊深陷在“公平之困”中無法自拔，來自現實不公的“撕裂感”正不斷傳遞和轉化為理論內在的“緊張感”。因此，破解“公平之困”，無論是基於形而上的思辨，抑或形而下的實証，均需要增強問題意識，在反思中走出理論困境，從對話中汲取智慧滋養，以實現經濟哲學對“公平之困”的時代檢審。

走出公平問題的理論困境

如果一種理論無助於現實擺脫困境，那麼其理論自身亦必然囿於困境之中，對於公平問題的討論也不例外。“公平之困”是現實之困，更是一種從表象景觀中折射出的深層理論之困﹔而破解“公平之困”，首先就是要走出以往研究公平問題的理論誤區。

一方面，不能用人道主義的價值懸設注解公平。很久以來，相當一批西方學者都傾向於將公平視為超歷史的道德范疇，試圖通過訴諸道德良心的倫理沖擊化解社會不公。針對資本主義與生俱來且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法國古典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曾站在小資產階級“良心”立場上指責過李嘉圖以“發財致富”為中心的“理智”，並強調不能在財富生產中“把人遺忘”，不能“為了偉大的抽象”而“犧牲個人”。平心而論，在西斯蒙第所處的時代，這種“建立在主體倫理原則之上的價值懸設”（張一兵語），雖然反動，但在與現實的碰撞中也不乏深刻﹔然而當這種傳統延續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那裡，卻已然“從頭到腳都是反動”。德國哲學家赫斯等人繼承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雙重消極因素，從永恆不變的“人的本質”出發，在普遍的本性中尋找人類的公平觀念，鼓吹用超階級的人類之愛撫平現實的階級傷痛。這樣一來，公平問題的解決不再依靠“用實際手段來追求實際目的的最實際的運動”，而隻需篤信來自“愛的王國”的“愛的囈語”，世間一切不公就會在抽象的人道主義精神光環下煙消雲散。可見，使用預先懸設的人道主義來注解公平，其內在邏輯就是要撇開特定的社會經濟關系，用閹割掉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作為永恆的價值判斷標尺，並企圖通過倫理道德的內在調節來投射和整合現實中的利益關系。在這種邏輯指引下，其結局必然是讓公平苟活於虛妄與道義之中，現實不公的困頓依然無法得到救贖。

另一方面，不能用“單純的現象復寫”詮釋公平。資本主義社會充斥著多重顛倒，不公平的真相往往被虛假的表象所遮蔽。在這種神秘倒錯的環境中，西方學者越來越習慣於用一種被馬克思稱之為“現象觀念的單純的現象復寫”的方法為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作辯護。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看來，“三位一體公式”所闡述的“資本創造利潤、土地產生地租、勞動取得工資”正是遵循“誰貢獻、誰獲取”的社會表象，恰好証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不存在。他的后繼者沿著這條路，經過邊際革命的洗禮，披上數學的“科學”外衣，將這種技法歷練得更加精致。借助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產品分配淨盡的表象幻境中進一步否認了剩余的存在﹔基於有限的經驗觀察，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預言公平問題會在經歷倒U型曲線式的經濟現象后便能趨向自動實現﹔而以描述貧富差距著稱的基尼系數等指標，則是以自身顯著的直觀性被廣泛應用於公平程度的衡量與評價。然而，當歷史跳出這些“最粗淺的現象”的羈絆，走近隱藏在深處的“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我們便會發現這一切不過是市民社會中的“教授”在用“學究味”的話語來復寫“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那些充滿“銅臭味”的看法，不過是理論為迎合現實的顛倒需要而進行的二次顛倒。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能突破“生產是一般、分配是特殊”的膚淺表象，還將“分配當做與生產並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甚至熱衷於對公平進行機會、過程與結果的多重表象化解構，那麼對公平的追求隻能蛻變為一種哀怨的市民情懷。

汲取經濟哲學的智慧滋養

“有了皮凱蒂，我們仍需要馬克思。”面對席卷全球的“皮凱蒂熱”，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不失冷靜地說道。其實，僅就化解“公平之困”而言，《21世紀資本論》雖連篇累牘論及分配問題，但仍難以與不曾將分配問題視為核心的《資本論》比肩。不難發現，當皮凱蒂還停留在“知性科學”中苦心孤詣於不公平的客觀呈現，馬克思卻早已站在歷史的制高點，在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偉大接洽中實現了對公平的重新檢審與深層演繹。這是經濟哲學特有的理論智慧，汲取這種智慧滋養，有助於我們破解公平難題。

首先，要在“更精確”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闡述公平問題。公平不是永恆絕對的，而是受現實社會經濟條件約束的歷史性范疇。針對當時“庸俗社會主義者”將“社會主義社會看作平等的王國”的做法，恩格斯在《給奧·倍倍爾的信》中深刻指出，如果繼續沿用這個“舊口號”，“隻能引起思想混亂”，並暗示歷史唯物主義才是“闡述這一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確，就在於將公平放置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以歷史合理性的目光來審視特定生產方式下公平的正義性。在合理性邊界內，公平也曾作為“革命”的口號在攻陷“巴士底獄”的斗爭中體現過巨大的進步性﹔而這種邊界一旦被超出，“歷史之手”便會無情地將其拋到對立面。資本主義作為最后一個階級社會，階級差別在階級對立的簡單化中走向頂級化，成為社會不公平的凝結﹔而無產階級唯有將公平的“福音書”重新改寫為“消滅一切階級差別”的戰斗檄文，才能充分彰顯自身對以往公平思想的俯視與超越。

其次，要用“不帶玫瑰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公平問題。揭示資本主義的不公平，馬克思沒有止步於異化理論的抽象思辨，而是深入到資本主義的客觀經濟過程中，依靠深刻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現了對公平問題的深層演繹。馬克思認為，資本邏輯下的等價交換關系，雖然從形式上表現為勞資雙方在“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中進行的“公平”交易，但在內容上卻早已轉化為資本家對工人無償勞動的佔有。這對形式與內容的矛盾，不僅使隱藏在資本主義形式公平下的不公平得以顯現，而且更能說明這種不公平恰好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在遵循“公平”法則運行下的必然產物。因此，不同於李嘉圖、拉薩爾之流，馬克思沒有單純“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而是首先對“作為前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真實”這個被李嘉圖看來“十分危險”的問題做出回應。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源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隻有通過革命手段將其廢除，並在新的經濟基礎上重建“生產性公平”，才能真正實現“分配性公平”的改善。

最后，要讓“批判和革命”的辯証法貫穿公平問題始終。在馬克思關於公平的經濟哲學中，無論是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的宏觀敘事，還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發的微觀分析，“批判和革命”的辯証法總是作為一條“暗線”貫穿其中。辯証法是異質性事物的統一，“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公平的理解，隻有將其置於這種不斷突破現存、不斷走向未來的思維中，才能得到更科學的闡釋。當然，在運用辯証法的同時，也要注意對其“合理形態”的保持。如同馬克思當年對黑格爾頭足倒置的唯心主義辯証法進行改造一樣，當代人也存在對馬克思辯証法的多方誤讀。例如，有些人深諳相對主義，為消極的不公現象作“客觀”的歷史辯護、作折中主義調和，如此一來，辯証法便不再是“批判和革命”的了，而作為歷史主體的我們也隻能充當這一歷史過程中“無所謂的旁觀者”（盧卡奇語）。對此，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理論警醒和自覺。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推薦新聞：

習總書記建黨95周年講話百余次提及“人民” 對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習總書記建黨95周年講話為何10次強調“不忘初心 繼續前進”

習近平再強調改革落地：地方力量打通“中間一公裡”

習近平歐亞之行體現絲路情懷：做好共建〝一帶一路〝大文章

從習近平在塞波兩國署名文章看“16+1合作”藍圖如何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