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彩虹：技術重要還是制度重要？

不少學者認為，制度比技術更重要。理由是，制度具有覆蓋面廣、持續時間長和影響人的行為久遠等特點﹔技術的作用則相對狹窄，就事論事的多，時空影響受限。這是頗有些道理的。譬如，用一種技術手段來禁煙，如用電子模擬煙替代真正的煙草，通常隻能解決很小群體的問題﹔以法律制度禁止吸煙，面廣勢強，效果會要大得很多。基於此，重制度一直就是學界的主流看法。
不過，從公司治理的實踐來看，很難說制度和技術哪個更重要些。這是因為對於治理目標而言，制度也好，技術也罷，都只是工具，而工具之間是無法直接比較優劣和重要性的。它們隻有針對不同的治理需要，選擇哪個工具更合適一些的問題。這有點如同挖掘機和鐵鏟，大致來看，當然前者厲害﹔細想下來，還真說不得哪個比哪個強——挖掘機挖土的效能大，卻對付不了邊邊角角的地方。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應當就是這個道理。如果說，這種源自實踐的理解不僅僅限於公司治理領域，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其他許多方面都是如此，那麼，主流的“制度比技術更重要”之說，恐怕要被改寫的。

人所共知，別看我們天天都在使用“技術”和“制度”這兩個詞，真要給出它們明確的定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公司治理的意義上，我們將技術定位於針對具體問題而運用的技巧性方法，它通過改變具體問題中對象的物理或化學性能來實現其功能﹔制度則是針對相對普遍性問題而確立的規則、要求、程序等，它通過調整人的行為來實現其作用。或者換種哲學式的說法，技術主要是針對具體問題中的“客體”而採取的辦法，核心是作為對象的“物或事”﹔制度則主要是針對普遍問題中“主體”來確定的一般行動准則，重點是處在主位的“人”。

就上面的禁煙來說，技術手段禁煙，直接改造的是煙這個“對象”，讓吸煙人吸不到真正的煙草﹔制度手段禁煙，則是警示人這個“主體”吸煙對社會、他人和自己的害處，並以懲罰的規則來迫使吸煙者調整行為，放棄吸煙。

這樣的定位，雖然說不上完備和精確，卻讓我們對“技術”和“制度”有了較清楚的“實用性”區分，使我們能夠針對不同問題，構建治理的合理原則，更有效率地選擇運用不同的工具。這就是，對於那種改造“客體”就能解決的問題，最好採用技術工具﹔對於那種需要人們調整行為方式才能解決的問題，則最好訴諸於制度。粗略地講，前者“對事不對人”，而后者“對人不對事”。

公司治理是以“問題為導向”的。這裡重要的既有“問題”一方，還有“導向”一方。先從“導向”來看，應當是包括導引出最合適的工具在內的。觀察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實踐，大多有著“技術”和“制度”工具運用非常得當的經歷。顯而易見，用相配的鑰匙去開相應的鎖，用最合適的工具去解決相關的問題，達到的效果自然是會最優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問題”。公司治理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在我們“技術”和“制度”的視角下，這些“問題”可簡化為“客體（物或事）”和“主體（人）”的問題兩個大類。值得關注的是，在治理實踐中，一旦“問題”出現，治理者通常會先選擇運用“技術”工具去嘗試解決問題，而不是馬上想到和運用“制度”。這是因為，“技術”工具使用起來相對直接、單純，隻涉及“物或事”的對象，不會帶來人的行為大調整，因而不會引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急劇變化、緊張和沖突，可以用較小的成本，快速、有效地解決問題。這是一種“實踐理性”。它告訴我們，“技術”工具有自身顯在的優勢，並且不可能輕易被替代。

由此推論，“制度”工具一般是在“技術”工具無效，或雖然有效但解決問題有限的情況下，才出場的。鑒於“制度”工具的核心，在於直接調整“主體”人的行為，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一經登台，就會產生普遍的、強烈的和持久的反響。正因為如此，在公司治理中，這種“制度”工具的運用，通常是以“體制或機制變革”的面目出現的，屬於重大治理事項，要耗費較大的成本。大致看來，這種“制度成本”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度的設計和制定或修改成本，二是制度的執行成本，三是制度執行帶來的其他附加成本等。而且，新制度的運行是不是能夠達到預期解決“問題”的目的，是需要一定時間來檢驗的。這樣一來，耗費較大成本還無法快速確定效果的“制度”選擇，就引出了“實踐理性”的另一面：人們通常不會輕易地選擇“制度”工具去面對“問題”。

因此，公司治理實踐中先“技術”后“制度”的工具選擇順序，實則揭示了非常重大的治理原理——“技術”是日常的治理工具，應當最充分地發揮其作用﹔“制度”則為長治久用的治理工具，應當追求相對穩定，不宜輕言調整和改變。換言之，我們需要更多改變的，是改變“客體”對象，而不是人與人關系的頻繁調整。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技術”比“制度”還重要。至少，也是一樣重要。

舉例說，一遇到上下班遲到早退類問題，大多數公司首先想到的是運用“打卡”類的技術工具，實踐証明，這是解決此類問題的最佳選擇。一遇到管理層和執行層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治理者先想到的，就是通過技術手段，全量地、實時地獲取各個層面的信息，保証及時合理地做出管理和執行的決策，當今許多公司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實時監控”、“數據集中”等做法便是証明。即使是遇到了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調整的普遍性問題，需要運用“制度”工具，如財務資源配置、成本分攤甚至於個人獎懲，很多公司也常常會考慮某些“靈活性處理”，如不動“存量”而隻進行“增量”調整，或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規則”，將問題涉及面縮減到最小的范圍，也就不需要對整個制度和機制進行“推倒重來”的變革，減少不必耗費的“制度成本”。

需要強調的是，“技術”工具的“對事不對人”，並非完全“不對人”，而是通過對事的處理，漸進地改變人的行為方式﹔同樣，“制度”工具的“對人不對事”，也不是完全“不對事”，而是通過改變人的行為方式，去實現解決“事”的問題。“打卡”最后的目標，是培養人們的時間和紀律觀念，改變遲到早退的行為，形成良好的工作習慣﹔資源配置和獎懲制度等的出台，是直接激勵人們去調整行為，理順人際關系，促進業績提升，實現治理的有序、有效。可見，全面地理解“技術”和“制度”工具，應當從改變“客體”之事，同時又改變“主體”之人兩個方面去認知——“技術”是由事而人，“制度”則是由人而事，它們都關聯“事”和“人”兩個方面的。毫無疑問，改變人的行為方式，是這兩種工具共同的、根本的目的。

從改變“人”的角度出發，“技術”和“制度”工具的不同，僅僅表現在前者是間接的、漸進的﹔后者是直接的、突變的。當治理中的“問題”出現時，依從於“實踐理性”來選擇解決工具，不隻應當考慮兩者不同的成本負擔，還應當從“人”的行為變化上，考慮“漸進”或“突變”的效果和影響。所謂最佳公司治理實踐，一定是少不得精心選擇和運用“技術”和“制度”工具的高超藝術的。

2015年6月，北京市開始了“史上最嚴厲”的公共場所禁煙制度。一年多過去了，效果不理想。從公司治理對於“技術”和“制度”工具的選擇裡，我們可以找到某種解釋。這就是間接的、漸進的，同時又是成本較低的禁煙“技術”類工具嚴重缺乏﹔而“禁煙制度”執行的成本太大，大到完全無法全部負擔，結果是“能禁多少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