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胥吏治國”

自隋唐以來，通過科舉選官是組建官僚體系的主要途徑，除此之外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胥吏集團，他們雖難入品級，卻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晚清重臣郭嵩燾甚至發出“本朝與胥吏共天下”的驚嘆。

小吏大貪

應該說，胥吏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還是發揮著重要作用的。胥吏的工作有助於溝通上下聯系、避免決策失誤，可以保証政令的暢通和政策的連續性，在化解地方矛盾、維護政權穩定等方面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由於體制設計的弊端，加上管理的鬆懈和失控，胥吏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很大。唐代改革家劉晏曾說：“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在政治前途上官與吏幾乎有天地之分，官有更大的政治追求，因而更重名﹔吏在政治上沒有太大希望，所以更重利。

隨著科舉選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由吏晉身為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明朝雖然在制度上做出過規定，特別優秀的吏可經嚴格考核晉身為官，但一來其晉身的比例相當小，二來可以晉身的官級有嚴格限制，一般不能超過八、九品，到清朝又降一級，乾隆時規定書吏可晉授的官品隻有從九品和“未入流”兩個，對於長年從事書吏工作的人來說，身份換與不換差別不大。

從收入上看，胥吏的待遇也普遍較低，《明會典》規定“在京各衙門吏胥俸祿，多者每月米二石五斗，少者六斗”，“在外各衙門吏典月俸一石”，這樣的標准僅能勉強維持溫飽。清朝的書吏一開始另有工食銀，但“一役之工食，每年多不過十二兩，或七兩二錢，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到康熙朝就連這點微薄的收入也被取消了，有些地方甚至規定書吏辦公需自備紙筆。

慘到這種程度，還有人願意當胥吏嗎？不僅有，而且很搶手。清朝江蘇巡撫丁日昌曾在奏折中說，江蘇當地的胥吏職位競爭激烈，有人在私下裡明碼標價售賣，一般為1萬兩銀子一個，而朝廷當時開捐納，花錢公開捐一個知縣也用不了這麼多。政治地位低、沒前途、收入微薄的胥吏居然受熱捧，看來必有內情。

其實，合法收入雖低，但胥吏卻有其他的生財之道，其中一個重要途徑，是在經辦過程中通過做手腳或“舞文弄墨”以收受好處，《夢溪筆談》講的那個敢在“包青天”面前做小動作的胥吏，事成之后自然可以獲得豐厚回報，這樣的例子在《水滸傳》中俯拾皆是，不給胥吏送錢就可能死在“殺威棒”下，送上錢不僅能保命，胥吏還會立刻換上另一張面孔。

在一些案件審理中，需要引用律令或成例，引哪些不引哪些都會決定最終的判決結果，這時候胥吏可供“發揮”的空間就更大了，他們或避重就輕，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斷章取義、隨手高下。《東華錄》記述，清雍正時刑部書吏所提供的案例“往往刪去前后文詞，止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議者，或避輕就重，或避重就輕，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負責保管案卷的書吏也有機可乘，相關官員調任，其所分管的案卷要進行交接，案卷整理后有的在接縫處要進行標記或蓋印，類似現在的封條或“騎縫章”，但也沒有嚴格的規定必須這麼做，有的書吏便利用這個漏洞，利用新舊官員交接任意增刪案卷裡的內容。

對管理重要文書檔案的胥吏一般會有特別的保密規定，如有的規定相關人員“日夜鎖在衙內，不得出外”，但這些人也有辦法作弊。清代總兵楊凱奏曾上過一份奏折，講述了這些人是如何做手腳的，他們雖然吃住在衙門，但日用供給還是由家裡送來，盡管有專人負責盤查，可一些紙條仍會藏在魚嘴裡、雞肚子裡送入，書吏們根據紙條上的要求把有關密件抄好，藏在要洗的衣服或藥匣中帶出。這種生意越做越大，書吏們的親屬子弟索性在官衙附近租房，專門承攬“業務”，通過泄密發財。

除了在文書上做手腳和泄密，胥吏還利用各自分管的事務“吃拿卡要”。清代朝廷六部中戶部掌管財政錢糧，權力很大，吏部掌管官員升遷考核，也大權在握，還有兵部、刑部等，地方上均有所求，這些衙門的胥吏充分“用權”，“不給錢不辦事”，各地也習以為常，向這些衙門行賄不僅公開化還“制度化”，什麼時間送、送多少都有了定例，這就是各種各樣的“部費”。

晚清名臣駱秉章曾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的身份被派往戶部銀庫查庫，上任的第一天就有人向他介紹庫裡的“成例”：銀庫收取各地捐納款一般每100兩多收4兩，2兩歸庫丁，2兩歸庫官和查庫御史，這筆錢還有個專用名詞叫“四兩平”。駱秉章問這筆錢一年下來能有多少，回答說有2萬多兩。駱秉章又問這筆錢是否合規、上面是否知道，胥吏被問住了，因為這是潛規則，拿不到台面上。駱秉章告訴他們：如果這筆錢合規我也不收，但你們收了我不管﹔如果這筆錢不合規，你們就好好想想吧。

下面的胥吏不死心，又找來駱秉章的同鄉做工作，說銀號給他准備了一份“到任禮”，有7000兩，以后一年三節每次都會送上7000兩“過節費”，又被駱秉章嚴辭拒絕。當時有許多入庫的銀兩是由銀號代辦的，銀兩成色不同，合格不合格都由銀庫說了算，舉例子說，含銀量90%的銀子如果能當含銀量99%的銀子上交，等於憑空有了9%的利潤，銀號肯花錢是有原因的。駱秉章查庫期間隻領取每月38兩的飯食銀，其他好處一分不取，但像他這樣的官員畢竟是少數，大多數官員無不唯利是圖，有的不惜鋌而走險。

清代官場上索賄成風，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囈》中講述，福郡王遠征歸來，戶部有個書吏“上刺請見，賀喜求賞”，也就是找上門來索賄，福郡王大怒：“幺麼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把此人喚到跟前，他卻一點不緊張，說若不給賞，報銷軍費的手續就得辦上3年，皇上怪罪下來必興大獄，要錢其實是為您著想。福郡王聽完竟然服氣，“大為激賞”。

有的書吏長期盤踞一處，大小事情都由自己說了算，長官不斷更換而自己“巋然不動”，被人稱為“缺主”，他們在下面不斷深耕，盤根錯節，為了讓自己的地位更加鞏固，有人還暗地裡搜集上司的“黑材料”，作為挾制手段，遇到不順從自己的上司就適時拋出，眾人無不畏之如蛇蠍。宋人蘇舜欽的《蘇學士集》中說:“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窺伺官僚，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者則陷利以制之，然后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輕重厥刑，變詐奇邪，無所不作。”清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說：“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聊齋志異》的作者蒲鬆齡曾做過縣令的幕賓，對基層胥吏的了解最深刻，書中涉及胥吏貪婪的故事有20篇以上。

胥吏通過弄權而發財致富，有人甚至成為巨富。清人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說：“京朝官多貧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積貲巨億，衣食享用，似於王者。”夏枝巢在《舊京瑣記》中說，清代的書吏們“率擁厚資，起居甚侈，夏必涼棚，院必列磁缸，以養文魚，排巨盆以栽石榴，無子弟讀書，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闊綽。譏者為之聯雲‘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其習然也”。老北京素有“東富西貴”之說，其起源有不同說法，其中一個說法是清朝王公貴族、達官顯貴多住在西城，而中下級胥吏多住東城，西邊地位尊貴，而東邊卻富足無比。

治與反制

表面高不可攀的皇權竟然被一群胥吏左右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卻又是一種無奈。雖然胥吏是古代行政管理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在技術上更有無可取代的作用，但出於政治追求的短淺和過於趨利的本性，由他們來“治國”隻能誤國。

歷代對胥吏多有整頓，鑒於胥吏隊伍膨脹過快，各代幾乎都進行過壓縮和整編，有的力度還相當大，但不久之后總會出現反彈，究其原因，是因為胥吏的大量存在是由需求所決定的，而不取決於管理目標。科舉考試注定造成的是一支實務能力差的官員隊伍，其整體上的“高分低能”決定了胥吏大量存在的必然性和價值意義。

既然從制度上無法抑制胥吏的擴張，很多時候則試圖用細化管理的辦法來克服其弊端，比如在胥吏選拔上，一般採用的是援納和召募兩個途徑，即推薦加公開選拔，也有不少皇帝廢止過援納制，把胥吏的選擇全部通過召募來進行，但這種辦法又很難堅持下來成為類似科舉那樣的制度，造成了胥吏准入上的忽緊忽鬆。

鑒於一些書吏在公文制作、保管環節做手腳，有的朝代規定了書吏承擔相關工作的范圍，有的則建立了檔案副本制度，規定重要文書都制作一份副本另存他處，以備將來查對。清朝還一度規定過各省發來刑部的案件必須由“各司主事當堂領取回司，經本司滿漢官員商議、審理后，親自定稿回堂，即便一天不能辦完，也要將文書封固，不許書吏經手”，這些規定雖能一定程度上堵塞漏洞，但也大大加重了官員們的工作量，根本難以長期堅持。

對於有些胥吏長期盤踞坐大的問題，有的朝代規定胥吏干滿5年必須退職回鄉，“不准復充”，但問題是官根本離不開吏，頻繁更換新手對官來講也十分不便，出於共同的利益，官和吏往往一塊想辦法應對制度規定，《清朝續文獻通考》說有的人“每於將近五年之時，先行告退，即可不在役滿之列又有冒入”，清人儲方慶在《馭吏論》中也說，胥吏們“朝而革，暮而復入，革於此，復移於彼”。

除了用“提前離崗”規避任職年限的規定，胥吏還通過冒名的方法直接“再上崗”，雍正時廣東布政使王士俊上折:“廣東布政使衙門各項書役皆系父兄子侄更易姓名，替換承充，盤踞既久，百弊叢生。”讓王士俊想不到的是，雍正皇帝對此早已知情並習慣了，在他的奏折上雍正皇帝用朱筆批道:“何省不如是也！”

“胥吏治國”是落后行政管理體制下的必然產物，也是長期以來難以克服的現象。據清乾隆時學者洪亮吉統計，當時縣級政府胥吏人數在200人至1000人之間，到了晚清光緒時，學者游百川統計的數字上升到300人至3000人，如果把每縣1000人作為平均水平，清朝當時有1700多個縣，其胥吏多達170萬人，加上州、道、省以及朝廷各衙門，胥吏的人數已發展到相當驚人的程度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