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引領“1+6”對話，漸成世界經濟“穩定器”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脆弱，世界經濟大幅度波動的風險相當高，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到了系統性風險的地步。

當前存在的系統性風險不僅僅在於單純經濟方面的系統性風險，如意大利債務對歐洲金融體系的潛在沖擊、初級產品行情波動對眾多新興市場經濟體整個國民經濟的沖擊、日本安倍經濟學失敗、美國資產市場泡沫重新膨脹等問題，而且在於經濟變動引發社會政治動蕩的社會政治系統性風險。從委內瑞拉、巴西的政治動蕩，到前些天爆發的土耳其政變及其可能的連鎖反應，都顯示了這一點。就連英國脫歐這個許多市場參與者眼裡的系統性風險沖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移民這個並非單純經濟事務的問題而引爆的。

因此，在距離G20杭州峰會僅剩一個多月，又遇英國脫歐等特殊國際事件的這一特殊時間節點，7月22日，李克強總理同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ILO）總干事萊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裡亞、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舉行的“1+6”圓桌對話會議，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性意義。

作為責任大國，中國應積極參與多形式國際協作

第一，這顯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正在努力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協作，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自己的貢獻。早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東亞經濟中就逐步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在東亞金融危機中徹底確立了東亞經濟“穩定器”角色，進而在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中確立了全球經濟穩定器的作用。現在，世界經濟進入新的不穩定狀態，中國在發揮“穩定器”功能時也要尋求新的形式。

第二，這顯示中國在尋求提升自己國際話語權力的時候，追求的路徑不是將現有的國際體系推倒重來，而是尊重現有的國際體系，尋求通過現有的國際體系實現自己地位上升。

第三，值得重視的是，這次請來參加對話的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包括國際勞工組織（ILO）總干事萊德，這顯示的是作為近30年來對全世界減貧、創造就業事業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重視盡可能廣泛地分享經濟增長果實。而在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以來，由於金融機構“太大不能倒”決定了救援不得不首先集中於金融部門、特別是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不得不採取一系列非常態貨幣政策，導致隨后的經濟復蘇很大程度上只是資產負債表的修復，而且資產市場復蘇先於實體經濟部門復蘇，對金融危機責任較大的部門、機構和個人反而普遍從中獲利，實體經濟部門則普遍出現“無就業復蘇”現象。直到現在，歐洲仍然沒有走出“無就業復蘇”階段，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又在初級產品周期變動中陷入危機，導致其就業形勢急劇、廣泛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將國際勞工組織納入對話對象，充分顯示了中國對全球民生的重視。

第四，這是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因為近年來，世界貿易組織備受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的沖擊，世貿組織主持的多邊自貿談判平台有被區域平台架空之虞。

第五，在尋求改革國際經濟協作機制、完善全球治理的時候，我國重視公平與效率兼顧。如果說原來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話語權過度集中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其它國家主要充當被動承受者，因而不甚公平﹔那麼，現在的一些國際經濟協作機制革新則存在效率低下、因而無法發揮實際作用的風險。如二十國集團（G20）機制，我們要重視這個平台，但這個平台參與者非常多，其國內經濟政治情況差別巨大，政府治理能力有天淵之別，因而訴求相去甚遠，協調困難，效率低下，若要把太多具體事務決策職能賦予這個平台，那肯定是做不好的。看看歐盟決策效率低下而且存在許多逆向選擇的決策，英國脫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如此，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因此，二十國集團機制對我們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代表世界多數人口的國家支持、實現國際合法性的渠道，是達成原則性共識的地方，並不適合承擔太多的具體決策職能，具體決策更多地可能需要通過中美“G2”機制達成，現在再加上這個中國與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對話的平台。

誠然，此次圓桌會議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向都將起到一定意義上的引導作用，也標志著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將承擔起更加重要的責任。通過此次“1+6”圓桌對話會的深度交流，也將進一步助推中國對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發揮更大影響力，從而更有效、更可持續地發揮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中國人民銀行統計，1980－2001年間，東亞各經濟體GDP年增長率的變動系數，中國最低，僅有0.35﹔除中國、日本之外所有東亞經濟體整體增長率的變動系數為0.49，如果加入中國，其變動系數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變動系數又上升至0.38。（轉引自﹝美﹞羅納德·麥金農、﹝德﹞甘瑟·施納布爾：《中國是東亞地區的穩定力量還是通縮壓力之源》，《比較》第7期，中信出版社，2003年）

即使不考慮中國通過在1997年金融危機期間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而決定性地制止了東亞的競爭性貨幣貶值“雪崩”，上述經濟增長率變動系數數據也足以顯示中國對穩定東亞經濟的作用。

正由於中國發揮了“穩定器”作用，東亞國家和地區才在遭受危機沖擊時表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穩定性。在遭受了創巨痛深的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和地區並未如同阿根廷、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那樣一旦蒙受金融危機打擊就一蹶不振，而是在3年之內便陸續復蘇，其整體增長率也較快得到了恢復。由於東亞在世界經濟中所佔份額日益龐大，1997年金融危機在全球金融市場上也顯示出了強烈的傳染性，中國通過穩定東亞經濟、進而對防止世界經濟滑向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式的深淵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中，中國從“東亞經濟穩定器”進一步上升為“世界經濟穩定器”，客觀上需要與其他國家、國際經濟組織更好地協調，才能更有效、更可持續地發揮這一世界經濟“穩定器”作用。

中國助力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堅持多邊貿易自由化不可替代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看到，與之前德法兩國參與的“1+5”機制有所不同，此次對話新增加了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FSB的最新加入也意味著中國今后在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等方面將發揮更大作用。

目前新的金融危機並非不可想象之事。在發達國家這一邊，意大利債務對歐洲金融體系的潛在沖擊、日本安倍經濟學失敗、美國資產市場泡沫重新膨脹都蘊藏著重大系統性金融風險﹔在新興市場這一邊，初級產品行情波動對眾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國民經濟的沖擊巨大，很可能在相當程度上重演20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及蘇聯東歐陣營全面債務危機的情景。在這種情況下，邀請FSB參與對話，充分顯示了中國對此問題的重視。

在這方面，今后中國可以發揮更大作用，但有兩點：首先是中國會優先在本區域、亦即東亞、東南亞區域的穩定方面投入﹔其次，中國的投入要防范避免其他國家的道德風險。

與此同時，在當前全球貿易放緩的背景下，今后各國及國際組織又應如何進一步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以促進包容性增長？我認為，還是要充分重視多邊貿易自由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要明白，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有著天然的缺陷，對較大的經濟體尤其如此。首先，一份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或許可以滿足一個貿易小國、經濟小國的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對外經貿需求，但不可能滿足一個較大經濟體的對外經貿全部需求，像中國這樣經濟、貿易體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還在較快增長的國家尤其能感受到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掣肘。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對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長期態度冷淡。

不僅如此，對於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參與方而言，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成為潮流也削減了參與的利益，而提高了參與的成本，最典型的問題莫過於“意大利面條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如果全世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隻有寥寥幾份，那麼參與方的企業在利用其潛在利益時需要耗費的原產地証書等成本不多，對生產和貿易的扭曲也不算大﹔問題是現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之多，已經難以勝數，出口多個國家市場的企業可能需要准備多個原產地証書，由此大大提高了成本，壓縮了收益。而且，為了能夠在出口產品時享受到最終目標市場的最低關稅政策，企業往往不得不在不同國家間轉移生產產品，這些在不同國家間轉移的路線猶如一個碗裡的意大利面團一樣絞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其他條件相同，越是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高的產業，規模經濟效益越是突出，上述“意大利面條碗效應”對其生產布局和貿易流向的扭曲就越大，企業額外承受的成本也就越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不少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下，不少企業干脆失去了申辦原產地証書、享受該協定下優惠的積極性，因為這樣一路興師動眾折騰下來，所得淨收益無幾，甚至可能是負收益。在東盟自貿區內部和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內部，這種情況都曾經相當突出，以至於我國有關部門為向國內企業推廣中國－東盟自貿區原產地証書花費了很大功夫。

最后，希望此種“1+6”的圓桌對話會議機制能夠長期延續，今后能夠成為中國與全球各經濟組織溝通的常態化模式。（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