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話世界 共謀轉型發展

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同六大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進行“1+6”圓桌對話。六大“掌門人”在北京齊聚一堂，這對中國來說尚屬首次。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稱此次圓桌會“恰逢其時”，也是彼此之間的“一拍即合”。

此次會議被認為是全球治理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今后，中國如何在國際上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內部又應如何轉型，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全球經濟“脈象”薄弱，中國仍“閃光”

“全球增長無力，中國仍是全球中的閃光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對《中國發展觀察》記者表示。

在圓桌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指出，7月19日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將2016年全球經濟預期增速下調0.1個百分點。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分別為3.1%、3.4%。與此同時，IMF則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上調了0.1個百分點。

此舉引起了國際國內的廣泛關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俊偉分析認為，IMF將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下調0.1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英國脫歐加劇了國際金融、商品市場的動蕩，為世界經濟復蘇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而將我國經濟增長預期調高0.1個百分點，主要是基於中國經濟增長表現出諸多企穩的跡象。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中國對外關系研究室主任韓立群從三個方面作了進一步解讀：第一，此舉顯示出IMF對過去一段時間中國政府一系列經濟政策的認可。2015年年中以來，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不斷。中國政府連續調降准備金率，增加財政擴張支持力度，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穩住了形勢。上調增長預期是重要信號，盡管幅度不大，但有助於各方增強信心，穩定經濟增長的基礎。第二，要關注中國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速。0.1個百分點是在4月份IMF預期的基礎上調升，從整體看，2016年經濟增速仍比2015年低，2017年將更低，說明中國經濟仍處在換擋期，至少2015-2017年這三年時間可能都是過渡期，到2018年后能否穩住、穩在什麼水平上，是對我們的考驗。第三，要綜合看IMF對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增速的調整。一個重要信號是，IMF似乎堅定地認為2017年世界經濟增速將回升，特別是石油價格大幅回升，商品價格跌幅收窄，說明世界經濟將再度擴張，關鍵是其后能否繼續保持擴張趨勢。同時，從2016年的預期看，IMF明顯調降意大利經濟增長預期，反映其已經成為歐元區新的金融風險點﹔調降英國經濟增長預期，顯然是因為脫歐因素﹔調降日本濟增長預期，確認安倍經濟學失敗﹔對尼日利亞濟增長預期下調幅度最大，顯示石油價格下跌影響，但南非下調幅度比尼日利亞小，說明尼、南兩國仍交替引領撒哈拉以南非洲經濟。

在被記者問到此舉對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時，丁一凡表示，“ IMF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長預期，會對資本市場產生正面影響，部分對沖掉資本外流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貶值壓力。”

全球治理新起點，中國“打前鋒”

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的專家一致認為，這場“1+6”圓桌對話，從形式到內容，凸顯的正是中國歷來倡導的“全球化”與“多邊主義”的開放形象。各方攜手並進，完善和加強全球治理將是大勢所趨。

韓立群指出，當前，發展問題仍然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的核心問題，國際發展合作則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內容。解決各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是世界經濟治理“三駕馬車”（WTO、IMF、世行）的重要任務。但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推進國際發展合作明顯乏力。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增長疲軟，發展中國家外部需求不足，拖累了國內經濟與社會發展，各類問題層出不窮。聯合國框架內的千年合作目標升級為后發展議程，但也面臨認識不統一、約束力不夠等難題。國際氣候合作舉步維艱，資金是主要矛盾之一。

丁一凡向記者透露，“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增加，危機剛剛爆發時，中國經濟增長佔了全球經濟新增部分的1/2﹔現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貢獻率仍在1/3。”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進而表示，“我國在經濟規模、影響力上都已位居世界前列，理應為全球經濟治理做出更大貢獻，應當與國際經濟組織加強合作，在共識基礎上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支持。同時，中國的發展經驗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也具有非常好的參考價值，通過這些國際經濟組織可以更好地傳播中國經驗。另一方面，我國在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質量上仍屬於發展中國家，需要繼續以開放、謙虛的心態向各先進國家學習、借鑒，國際經濟組織往往有很強的研究能力，也是各種先進經驗的匯聚地，加強與其溝通協調，可以更快、更准確地發現自己的問題和不足，並在結合本國國情的基礎上，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法。”

正如最初的“一拍即合”，此次圓桌會議在宏觀經濟、結構性改革、創新、貿易投資、勞動就業、金融監管改革、可持續發展、國際經濟治理等八大領域達成了廣泛共識。

“八大領域的共識說明了一個關鍵問題，即各方對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所面臨種種問題的認識越來越趨同，解決方案也基本趨同。”韓立群分析稱，“其中一個主要矛盾是，世界經濟治理的主體是國家，解決的主要是國家間的問題。但八大共識中闡明的問題，主要發生在社會經濟層面，沒有國界限制。G20作為當前世界經濟治理的主要決策機制，可以制定引領、示范方案，但是沒有執行權，沒有權力干涉一國決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盡管G20呼吁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但自2008年以來，G20成員採取了1583項新貿易限制舉措，僅取消了387項，從2015年10月到2016年5月，平均每周出台5項貿易限制措施，其速度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快的。未來如何落實國際經濟治理機制決策，是G20面臨的重大課題。”

屠新泉從兩個角度直言，“八個領域的共識實際上是世界主要國家都面臨的問題，既有國內的問題，也有國際的問題。”他進而表示，“對我國來說，國內政策的重心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進一步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使資源能夠更多地運用到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行業中。在國際層面上看，繼續推動全球化穩健發展是我國應當堅持的方向，包括繼續以WTO為主渠道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我國作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尤其應當發揮主動引領和示范帶頭作用，以更加大膽、堅決的對外開放，來保持全球化的方向和勢頭。但在金融自由化上，我國應當與國際社會一起，審慎管理金融風險，抑制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防止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損害實體經濟的基礎，惡化收入分配。”

改革創新對接經濟全球化新模式

分析人士認為，全球貿易持續低迷，發達國家的孤立主義、貿易保守主義勢力在崛起，“逆全球化”思潮正在抬頭。

屠新泉坦言，當前，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對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共識在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質疑。其中最關鍵的兩個問題是，全球化是否有助於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實現利益共享、共同發展﹔全球化是否有助於在不同國家、族群之間實現和平共處、共存共榮。“中國也被一部分人指責為其國內困難的‘替罪羊’，而我們國內的一些矛盾也在積累、顯現。”

韓立群則樂觀地說道，“推動全球化繼續深化的力量仍然很大，各國都在積極調整經濟治理理念，新工業革命逐漸催生與之相配套的新工業體系，全球治理從制度層面看實際上也在加強，各國都期待世界經濟盡快走出危機，推動實現新一輪增長。

對於中國來說，丁一凡認為，“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后，未來中國更需要扛起貿易自由、投資自由的大旗，成為全球開放經濟的發言人。”他表示，中國經濟轉型，減少對外部的依賴是一個方面﹔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開辟新的市場是另一方面。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重要措施，而且已經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果。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迅速增長，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也呈快速增長勢頭。在與其他國家分享中國工業產能的同時，中國也幫助這些國家大大改善了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幫助其迅速實現經濟起飛。

結構性改革是轉型發展的根本。世界各經濟組織最近一直在尋找世界經濟的增長點，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已經窮盡，公共財政捉襟見肘，今后如何才能更進一步促進經濟回升？

李克強總理強調，面對國內外多重困難挑戰和經濟下行壓力，中國政府穩定宏觀政策取向，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韓立群從宏觀層面強調了三個方面：一是，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供給側改革是解決該階段主要矛盾的應有之義。二是，結構性改革也有“窗口期”。外部需求不足是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推力，但這種不足不會持續太久。已經有許多新興國家錯過了改革的窗口期，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巴西和俄羅斯。三是，結構性改革如何同經濟全球化的新模式相對接。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西方經濟結構根深蒂固，世界經濟恢復增長后，仍然是“新興國家生產、發達國家消費”這種模式。第二種是認為新工業革命改變生產關系，西方生產回流，國際分工格局出現結構性重大變化。未來，中國推進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哪一個？其中的關鍵是降低外部依賴性。

除此之外，丁一凡表示，由於發達國家普遍繼續實行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大量流動資金泛濫，也造成金融一家獨大的局面，不利於產業融資與投資。在此背景下，中國的金融業也受到影響，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領域回流到金融領域。供給側改革要取得效果，需要有金融行業的積極配合，必要時，政府也許需要動用行政命令來逼迫金融界向創新產業和升級產業注入資金。

創新是轉型發展的關鍵。韓立群表示，“事實上，中國已經擁有非常良好的創新環境，軟、硬件設施均處於全球前列。對於未來，一是保持良好勢頭，重視量的積累。二是重視生產性、實體性創新，防止創新虛擬化和空心化，加強國家硬實力建設。比如，有些創新建立在自我實現的生態圈基礎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外溢效應並不明顯﹔有些創新是消耗型的，生產性不足。三是既要鼓勵硬結構創新，也要鼓勵軟結構創新。比如，在工廠生產中，不僅要加強技術研發（硬結構），也要提升管理水平（軟結構），特別是加強國內在戰略設計、戰略管理、戰略運籌方面的創新。關於資金、稅收、體制等便利舉措，未來關鍵在落實。”

談到創新，丁一凡強調，“一是創新發展需要融資配合，而這方面金融的發展趨勢並沒有給創新企業提供更多的便利。二是創新發展需要更加寬容的社會環境與更加寬鬆的政府管制。創新企業的社會成本仍很高，需要有孵化器式的企業幫助它們減少成本，為它們提供更多的能集中精力搞技術創新的條件。三是要創造出一種創新人才與創新企業能夠隨時溝通、互相促進的網絡。創造良好的條件讓創新企業扎堆發展，互相促進。美國加州的硅谷之所以成為創新企業集中的地方，就是因為在那裡既有信息的分享，又有靈感的分享，還有人才的充分流動。”（記者 高妍蕊 張倪）